这才是“色戒”的真正涵义：男人好色，女人被“戒”；女人需要“爱”，就戴上了“戒”，就被套住了，听从了“爱”的驱使，任自己坠入痛苦的深渊。也许久而久之，这痛苦本身就是快乐了，米歇尔?福柯就把虐恋本身看做一种“快乐”。

　　题签：杨运

　　男人歧视女人，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这种性别歧视，遍及许多国家，不只是中国特产。当然中国是一个典型。中国人观念是“男尊女卑”。女人为什么“卑”？因为其“弱”。女人是弱者，肩不能扛，手不能提，这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年代，是重大的问题。因为其“弱”，所以遭到嫌弃，可以随意糟践，所以也就“贱”了。惩罚一个男人，莫过于将她变成女人。把割除男人的生殖器称为“阉割”，其贬低的含义十分明显。还有将之称为“去势”的，明显把男性生殖器跟“势”联系在一起。因为被操了，所以也“脏”了，或者说是“秽”。女人许多东西是让人忌讳的“秽物”，比如经血，比如生过孩子的身体，甚至女人的身份，传统一些的祭祀活动，是不能有女人在场的。

　　这里有“女人是祸水”的潜台词。对女人，必须闪避和警惕。中国历史上的英雄豪杰，都是不近女色的。刘备视兄弟为手足，视妻子为衣服。曹操曾赐关羽十个美女，关羽毫不动心。梁山上的好汉大多打光棍，视女色为粪土，只有个别的如矮脚虎王英，就每每闹出笑话来。尧舜、汤武、孔子、孟子，这些圣君圣人都不好色，而亡国之君，则往往是好色之徒，夏桀有妹喜，殷纣有妲己，周幽王有褒?伲?隋炀帝、陈后主，皆宠姬无数。有意思的是，一些对《色，戒》的阐释，也是建立在这样话语系统之上的。

　　色戒，被理解成“戒色”，或者女人用“色”开了“杀戒”。男人因为好色，险些犯“戒”，送了性命。

　　但是，女人最大的危害，是在战争时期，非但不能有助于家国，而且还是负担。男人可以打仗，即使逃亡也利索。即使被抓，无非当苦役，即使死，也无非一条命。但是女人不一样，女人被抓，要被奸污。女人被玷污，固然是女人的耻辱，更是男人的耻辱。男人把荣誉押在女人身上，女人必须为此负责。死倒成了一种造化，因为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贞操。电影《火烧圆明园》里，那个被外族军人奸污的女人要跳井，一个老者喊大家：“不要拦她，让她死了干净！死了干净！”

　　作为弱者的女人，居然要承担如此的重任。强者的男人都不能守住的，却要女人来守，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荒谬。男人垮下去了，却要女人高举着牌坊。男人无能，拿女人作祭品。而对敌人，这祭品却是美食佳肴，不仅轻巧得到，而且味道鲜美。要征服对方，就征服对方的女人。无论在古代哪个国家，女人都是对方首要的泄愤对象。男人泄愤了，胜利了，独留女人在失败之中。

　　不仅如此，男人还让女人自身承担责任。男人从自身的视角，断定女人被强奸是会产生快感的，即使开始没有快感，后来也会产生快感。所谓“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所谓“一切的强奸都是顺奸”。至少也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总之是你“淫”。在这种判断下，女人如果再获得了什么好处，就更是“卖”了，更是不知羞耻、不可饶恕。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郑苹如的街坊邻居为什么认为她“品行不端”，是个“交际花”。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色，戒》播出后，郑苹如的幺妹为什么痛哭流涕地为姐姐辩解，说姐姐不是那样的人，是“很单纯的”，那么，怎么成了“交际花”了？实际上，恰恰是《色，戒》为郑苹如洗了污名。洗污的手段是亮出“大义”。

　　在许多描写交际花、妓女的作品中，那些不名誉的女人，往往被文人赋予了知“大义”的品质。比如《羊脂球》和《桃花扇》，羊脂球和李香君因为知国家兴亡之“大义”，比男人还可取，不名誉因知“大义”而洗污。而在《杜十娘》、《茶花女》等一些作品中，这种“大义”则是对爱和情感的坚守。在许多文人笔下，妓女简直是精神生活的救赎。

　　这里有个叙事上的策略：为什么偏要选交际花或妓女？为什么不选良家妇女或普通女性？秘密在于落差。因为交际花、妓女地位上更卑下，所以更具有弹跳力，升华就能更加显著。因为交际花、妓女往往被认为龌龊，所以能衬托出洗污后的光辉。跟杜十娘相比，郑苹如的“大义”更是崇高―――爱国；跟羊脂球相比，郑苹如的行义更绝决―――她是迎辱而上。这使得她的头上更可能被戴上一圈光环。但是且慢，这光环还没戴上，目前只有危险。

　　作为志士，他们都在冒险，比如领导郑苹如的抗日情报地下组织负责人陈宝骅。人家安安逸逸在家吃饭睡觉，过小日子，他却提着脑袋，随时会遭受危险。人的本性与世俗观念是趋利避害、贪生怕死，他们却选择了艰苦和死亡。为什么这样选择？因为他们心中有更崇高的目的，就是信仰。

　　信仰这概念源自于宗教，实现的手段就是受难，用受难获得天堂里的价值，从而接近神。在基督教的“鞭笞教派”那里，忏悔者脱光上衣，唱圣歌，诵赞美诗，然后接受鞭笞，他们被打得体无完肤，但是内心却进入了狂喜的状态。卑贱，压低了他们向上升华的弹簧。不仅如此，这种受难还必须是自己主动的需要。陀思妥耶夫斯基视苦役为天赐，他说：人的自我惩罚的需要，正如人的自我牺牲的需要一样，乃是源于人活在世上不能没有某种可以使生命具有意义的精神支撑。

　　某种意义上说，志士们也是这样的圣徒。《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柯察金，喜欢以惩罚性的行为来磨练自己。他遭受了种种苦难，伤寒、瘫痪、失明，乃至死亡，反而从中获得了灵魂升华的价值。他抛弃美丽的冬妮亚，觉得她“酸臭”，他甚至拒绝他的同志丽达，因为她可能会使他陷入家庭生活的安乐窝。对于圣徒来说，人的肉体乃是灵魂的牢笼，而生存的目的就是突破这一牢笼，进入纯粹的精神生命之中。

　　《色，戒》中的那些志士，一定早料好了会戴上这花的，甚至他们是冲着这花而去的，越是遭受酷刑，这“神圣之花”就越戴定了。他们骄傲，骄傲的指数，与他们受戗害的程度成正比。

　　但是，打住，这不是绝对的，假如受刑者是女性。固然，女性比男性弱，她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也因此她比男志士更拥有成圣的资本。但是很冒险，险是因为“性”。女志士最惨烈的受难，就是“性”侵害。“性”侵害又会造成对女志士的玷污。这是要命的。如果“性”被玷污了，虽然她是为了崇高事业，但也是“脏”了。所以关于女志士受刑的叙事，往往尽量淡化她遭受的“性”摧残。但是郑苹如的武器，却偏偏是“性”。

　　实际上，真正能有效解救郑苹如的，是她根本不是交际花。她是为了收集情报，为了爱国“大义”才去当交际花的。但是即便如此，她毕竟是当了交际花了，而且涉及了“性”。电影《色，戒》里有这么一个情节：王佳芝为了拥有性经验，去跟一个有性经验的花花公子发生性事。虽然是为了磨砺“性”武器，但仍是极具冒渎的一笔。本来，创作者应当把这一笔含糊敷衍过去的，现在让这一点凸显出来了，也因此凸显了王佳芝行动的“性”性质。那个男人并不是她的男友，她不爱他，她接受了他的玷污，这是她的一次受污。然后她再将自己送给另一个同样不爱、还恨的男人，是二次受污。这冒险是巨大的，很可能就成为纯粹的抹黑了，行事者需要紧张把持。

　　当然我们可以从她的崇高动机来理解她，宽赦她，但是我们难有这种宽容。在她牺牲后的那么长时间里，她默默无闻，鲜有被人纪念。同样为国捐躯的她的弟弟郑海澄和她的未婚夫王汉勋，名字都镌刻在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纪念碑上。而直到现在，上海才拟在福寿园内建立郑苹如雕塑和墓碑。其中是否有特殊的原因？要是没有电影《色，戒》，恐怕这雕塑和墓碑还不会建。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电影“泼污”，才因此给予“洗污”，因此郑苹如浮出了水面。

　　事实确实是，郑苹如自始至终都要杀丁默村的，她把持住了。但是张爱玲却没有为王佳芝把持住，让她最后爱上了汉奸。这是彻底的完了，彻底污黑了，一败涂地，万劫不复。所以当郑苹如家属认为这是影射郑苹如时，才那么气愤。郑苹如的侄儿郑国基挖苦说：“是张爱玲她自己爱上了胡兰成！”

　　张爱玲爱上胡兰成是事实。这事历来被人们所诟病。但是没有资料证明张爱玲倾慕于胡兰成所干的汉奸事。她爱上胡兰成，并不是因为他是汉奸，而是因为他是个男人。爱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爱的对象。这个男人错了，错的是胡兰成的爱情操守，而不是他的政治操守。政治操守跟爱情操守未必是一回事，政治操守不好的人，可能爱情操守并不坏，比如汪精卫，他是极少数不包“二奶”的高官。不幸的是，张爱玲碰到的是政治操守和爱情操守都不好的人。

　　根据陈子善回忆，郑苹如刺杀丁默村时，张爱玲远在香港。她是从后来上海各种小报里知道这事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张爱玲对这事非常感兴趣。为什么？她感兴趣的点在哪里？我们看到了不久后写出的小说《色，戒》。作为长期的阅读者，也是写作者，我知道，在传统小说中，作者的意图往往是随着故事展示开来的，情节的归宿往往就是主旨。《色，戒》的结局就是“爱”。张爱玲感兴趣的是“爱”！

　　这与其说是爱，勿宁说是“献祭”。王佳芝这么做，明显会把自己推到了名誉的万劫不复和生命的万劫不复。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可以解释为她被“爱”冲昏了理智，女人是“爱”的动物，张爱玲自己就是一个活标本，与胡兰成一场爱，她成了爱的祭品。但是从常理上说，人是会总结教训的，张爱玲在现实中错爱了，为什么还要在写作中坚持爱？她又是极聪明的女人，从她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她对人情世故的极其深刻的了解。那么她为什么还要她的主人公这么做？也许可以解释为，她不能不这么写。

　　作家创作的主观意愿跟客观呈现有时是矛盾的。她只能叹息。这是女人的宿命。

　　女人的命运是什么？马克思?韦伯说：两性关系是一种支配和从属的关系。凯特?米莉特在她的《性的政治》中分析：“我们的军队、工业、技术、高等教育、科学、政治机构、财政，一句话，这个社会所有通向权力（包括警察这一强制性权力）的途径，全都掌握在男人手里。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甚至那超自然的权力―――神权，或‘上帝’的权力―――或者，就像T?S?艾略特曾经评说过的那样：文明本身，都是男人一手创造的。”这种创造，让男人“将自己树立为人的典范”，这也就为他们为什么有权压迫女人，女人为什么必须终生承受压迫找到了理由。“男性秩序的力量体现在他无需为自己辩解这一事实上。”于是，当尼采说出“要去见女人吗？请带上你的鞭子”时，虽然我们会感觉极端，但是潜意识里，我们还是有点认同。我们认同了这种“暴力”。

　　当然压迫并不只体现在诉诸“暴力”。正如汉纳?阿伦特所说的，统治由两种权力维系。第一种权力来自公众对该权力的认同，第二种权力是通过暴力强加的。如果统治形式努力通过自我调节以符合某一意识形态，它就属前一类。性的政治获得认同，是通过使男女两性在气质、角色和地位诸方面的“社会化”，以适应基本的男权制惯例。

　　不仅是男人，女人也接受了这种模式，她们也觉得自己卑贱，她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制造’了她所遭受的象征暴力。”

　　作为女人，张爱玲对女人的命运有着深刻的体验和洞察。女志士者虽然是志士，但她归根结底是女人。女人只有通过奉献来立身，通过献祭来升华。作为人妻，她必须遭受压迫和攻击。作为人母，她要用自己的身体来孕育子女的身体。作为主妇，她必须比男人更长时间操劳，而且往往功劳甚微。即使让她跟男人同等权利，走上工作岗位，她也会比男人遭受更严重的生理摧残。

　　男人破了女人身，觉得是自己的力量。女人爱男人，把身子给了男人，最终换来的是男人的贱视。张爱玲很清楚这一点，她在胡兰成面前，“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越低，他就越“端然地接受”。也许她可以用诡计，但是用诡计的“爱”，是“爱”吗？

　　我们不妨设想，假如郑苹如没有被杀，假如丁默村原谅了她，她更成了丁的女人了，她更不能洗污了。假如她断然离开丁默村，离开了后又能怎样？你能扛枪？你能行军？你的价值就是性别。当初主要就是因为这，她才被看上的。当然她可以不干了，熬到抗战胜利，嫁给王汉勋。但是她仍然必须为人妻，为人母，仍然必须把自己献出去。当然她也可以选择不嫁不育，也可以不爱，那么她就会被社会看做非女人。她只能接受女人这个身份，承受女人这种命运。

　　人不自由，女人更不自由。张爱玲把自己囚禁起来了，在写作中切近死亡。

　　《色，戒》写于1950年，但是到1978年，张爱玲才将它收入《惘然记》出版。据作家沈寂说，当时胡兰成刚在台湾出版了《今生今世》。“张爱玲将自己的感情投射在这篇小说里。之前一直不发表，是她对胡兰成还抱有希望。”

　　我们可以想象，这30年间，张爱玲是在怎样的一次次写作和修改中舔着伤口。这种舔，甚至变成了咀嚼。这种咀嚼不是产生快感，而是以“痛感”为“快感”。不错，她曾经清醒地拒绝了胡兰成的回心转意，但是她不可能拒绝“爱”。作为女人，她需要“爱”。既然需要，就认了“爱”这种“痛”。她只能把自己献出去。

　　这才是“色戒”的真正涵义：男人好色，女人被“戒”；女人需要“爱”，就戴上了“戒”，就被套住了，听从了“爱”的驱使，任自己坠入痛苦的深渊。也许久而久之，这痛苦本身就是快乐了，米歇尔?福柯就把虐恋本身看做一种“快乐”。

　　◎陈希我，作家，现居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