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汉字的学者陈梦家。

　　试想我们今天使用的不是汉字，而是拼音文字。或者，试想今天的汉语教学没有拼音作为辅助。———在今天一个普通中国人看来这是无法设想的事情。但历史不一样，它曾经面临着各种不同的选择和可能。

　　在1月25日举行的教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王登峰表示，2月11日是《汉语拼音方案》颁布50周年纪念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将举办系列活动纪念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包括播出电视专题片《汉语拼音50年》，举办纪念座谈会和国际学术研讨会，组织一定范围的汉语拼音知识、技能竞赛等。据悉，目前全国已有约10亿人学习并基本掌握汉语拼音。汉语拼音成为电脑和移动电话及其他电子设备中中文的最主要输入方法，也是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最方便、有效的帮手。

　　回想起来，1958年2月11日，《汉语拼音方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里指出，“应该说清楚，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至此，在中国纷扰半个世纪的“汉语拉丁化”浪潮戛然止步。

　　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这个话题仍然不断被重提，时有学者和民间人士为汉语拉丁化提出种种设想。但到了汉语热席卷世界各地的今日，汉字的价值已经深入人心，这一声音已经极其边缘和微弱。

　　今天仍有民间科研者支持文字拼音化

　　77岁的老人宾德斋耳朵已经听不见了。他做了一辈子的病理学教师，现在在成都大学医护学院里安度晚年。而余生最让宾德斋牵挂的一件事就是他自创的《宾氏字典》何时能够出版。

　　他的字典里这样设计：“bag八，bav把，baz吧”，“aoa遨，aoe敖，aoi嶅”。他说，第一次设计了几百个拼音字，同音字多。第二次设计了几千个，还是解决不了同音字问题。最后扩展到一万多拼音字，“这才解决了同音字问题，可供中文使用了。”

　　在给很多出版社的信里他这样写道：“预言：本字典出版后，五十年左右文字拼音化。”“欢迎写《序言》，帮助出版本字典。将此字典献给人民！”宾德斋告诉记者，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才研究出这个字典，但给很多出版社寄书稿都被退回来了。

　　“是‘文化大革命’让拼音化这个事情停顿下来的。”宾德斋说，毛主席在1956年就提出文字要改革，要走拼音化方向。宾德斋认为，拼音字“好学、好记、好用”，汉字是最难学的字，拼音字可以让更多的人很快学会汉语。

　　宾德斋在一个叫做“汉语拼音化”的论坛里找到了自己的同道者。这里有20多个来自天津、哈尔滨、山西等全国各地倡导汉字拼音化的民间爱好者，身份从农民、工人、工程师到教师五花八门。和50年前是很多主流学者发出权威声音不同，这群爱好者几乎都是非专业人士，甚至学历不高。其中不止一个人推出了自己的拼音化方案或字典。

　　生于1951年的成云龙自创了《汉语拼音文字》，他对别人介绍说：“我们现在学汉字基本需要整整十年的时间。而小学的汉语拼音课程只有40多个小时，我做的这个方案也只需要60个小时，加起来100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学会一套文字。我们需要把时间节省下来。”

　　1995年，成云龙拿着自己的初步方案去北京找周有光。可是现实情况根本不允许他去见周老，原因是老人年纪大了。这一次他才知道文字改革委员会早在80年代就改成了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语拼音化也已经搁置了。但和其他的民间倡导者一样，成云龙坚持到了现在，一直在向各个出版社推自己的拼音字方案。他始终认为，拼音化最终是要实现的。

　　宾德斋、成云龙们或许不知道，他们的做法跟一百年以来的很多著名学者想法不谋而合。这当中包括大名鼎鼎的鲁迅、钱玄同、瞿秋白等人。而这个近百年的“汉字拉丁化”浪潮历经无数次的争论和起伏，今天已经彻底边缘化了。或许有些残酷，但目前宾德斋们只是那个巨浪过后剩下的余波。

　　1958年陈梦家因为维护汉字而被打成右派

　　“纪念《汉语拼音方案》50周年，最应该纪念的就是那一年它没有成为‘汉语拼音文字方案’！”一辈子维护“汉字优越论”的学者，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退休研究员李敏生说。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讨论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方案起草者原来是要以“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提交大会的，但最后删去了“文字”二字。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里指出，“应该说清楚，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

　　周恩来还说，“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做出结论。”“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鸣，我在这里不打算多谈，因为这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范围。”

　　国家层面的汉字拉丁化问题就此搁置。此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包括“文革”更使得这一问题被人们遗忘。是什么原因使得当时激进的文字改革止步，至今无人能够说清。因为在1951年，毛泽东曾提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句话长期被主张废除汉字的一派挂在嘴边，也成为当时“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一个主要工作方针。还有知识分子为反对文字拉丁化而遭到迫害。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诗人陈梦家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反对者。

　　1957年，中央号召人们向党提意见。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先后三次开会，邀请学者们对文字改革发表意见。会上陈梦家旗帜鲜明地表示不赞成实行简化字，也反对实行汉字的拉丁化。

　　陈梦家说，汉字很好，一看就知道意义，比如哭字，一看就是像哭的样子。笑，就像一个人张开了嘴在笑的样子。“用了三千多年的汉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路，一定有它的客观原因……在没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布汉字的死刑。”“汉字虽然非常多，但是常用的并不多，普通人认识三千就可以了……有人说汉字难学，我说不难，所以难，是教的人没教好。”陈梦家的发言引来会场上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同时表达反对意见的知识分子还包括翦伯赞、唐兰等人。当时的《光明日报》也刊登各地来信，集中表达群众的不同意见：汉字有望文生义的优点，拼音文字无法做到；汉语中同音词很多，拼音化无法克服这个矛盾；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大大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等等。

　　没有多久，“反右”运动开始，陈梦家立刻以“反对文字改革”的罪名被打成右派。而且仅仅因为章伯钧曾经赞同他的观点，他便被定性为“章罗联盟反对文字改革的急先锋”，受到迫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陈梦家受到连续的批判和斗争，他于1966年9月3日自杀，直至“文革”结束之后冤案才得以平反。

　　1949年汉字拉丁化的思潮由来已久

　　李敏生认为，是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最终采取了一种谨慎的态度，加上周围知识分子和群众的反对意见，才使得拼音化的方向暂停。拼音方案最终成为一个帮助汉语学习的得力工具。

　　回溯到1949年，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为了有效地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毛泽东将信转给郭沫若等人处理。这一年的12月，毛泽东第一次前往苏联访问，向斯大林说起中国要改革文字的事情。斯大林表示：“你们是一个大国，应该要有自己的中文书写形式，不应该只用拉丁字母系统。”

　　李敏生说，汉字拉丁化的思潮由来已久。毛泽东等人也是受到五四以来文字改革思潮的影响。早在1935年，共产党就使用瞿秋白等人在苏联制订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在陕甘宁边区扫除文盲，取得成功。一个十八岁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叫周子桂，学习拉丁化新文字，在一个月中就能看书写信，证明了拼音文字容易学会容易应用。

　　在国家的积极推动下，1949年文字改革协会成立，1954年改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文改会的最初目的就是研究拼音文字；1950年又遵照毛泽东关于“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的指示，首先进行汉字简化工作。

　　1955年至1957年间，文改会收到来自民间的汉语拼音方案达到1600多个。包括汉字笔画式、拉丁字母式、斯拉夫字母式、图案式、数字形式等等。最后还是拉丁字母的方案占了上风。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在报告中指出，拉丁字母是现代多数民族语言中所公用的字母，并且为我国知识界已经熟悉。

　　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中小学校立即开始教学。73岁的苏培成当时正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1942年他在天津上小学的时候，学习的是民国以来的注音符号，ㄅ、ㄆ、ㄇ、ㄈ那一套，实际上就是汉语拼音，不过采用了民族形式的字母。

　　“那时的学生很单纯，对于党和国家的各种决定都十分支持。”苏培成说，《汉语拼音方案》通过后不久，他就和班上的同学很积极地去夜校给北大职工和附近农民讲授汉语拼音方案。先教《字母表》，再教《声母表》。之后他就研究了一辈子的现代汉语和拼音，现为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

　　1959年河北的成云龙刚开始上小学，这时拼音方案才公布一年。“阿伯册德”，老师一个一个字母地教，成云龙学得很快。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才读初二的他中止了学业，两年后被分配到张家口的水电安装部门成为了一个电工。他回忆那个年代说：“在那个时候，认识字的人特别的少，比如父亲寄家书回来，根本没有人能看懂，还得请人去给大家读出来，汉字实在是太难学了。”成云龙因此对拼音充满了感情。

　　山西的侯良封是另一个例子。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民，如果不是有拼音，至今他还会大字不识。然而他现在不仅识字，还会上网，在汉字拼音化论坛里发表很多观点和文章。他对拼音同样充满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