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是不是农民工？

　　新京报：上世纪90年代中国有部很火的电视剧叫《外来妹》，不知道你看过没有，我觉得那里面的外来妹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农民工。

　　魏城：农民工其实是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产物，在历史上我们不能读到这么一个庞大群体这样的故事。曾经有个朋友开玩笑说，诸葛亮是不是也是农民工，诸葛亮也是从农村老家出来进到城里面去打工。其实我们从上到下都意识到了户籍制度的荒唐，但是都没有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但这又是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弊端。城市化进程是中国农民自上而下推动而成，农民工在北京却属于地道的边缘人，而且中国农民工对自身权利仪式也不清晰，觉得就是农闲的时候挣些外快，他们没有归属感，对权利意识也不是很在乎。

　　我1992年出国，当时国内已经有农民工了，之前叫民工，回来以后变成了农民工，我觉得这个词语很有中国特色，进城工作的人都是工人，而不应该以户口去衡量。但是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这个词又不能废除，但是我希望有一天这个词能成为历史。

　　新京报：你再次回国做这样一个题目的时候，你觉得中国的农民工和你出国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魏城：出国回来以后，我觉得很可悲的是，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没有太大改善，有些地方可能还有所后退，当然也有进步的地方，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农民工地位还要低下。那时户籍制度非常严，严格到无法想象的程度。现在你看东莞、深圳这些地方的主体都是外来打工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进步。

　　新京报：英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否也经历了农民工的过程？

　　魏城：英国的城市化是在18世纪完成的，他们现在的农业人口不足2％，非常少。在英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有很多丑恶的东西，狄更斯笔下的贫民窟等等。后来在逐渐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才开始有了最低工资法，才有改善。

　　新京报：中国的农民工有什么特性？

　　魏城：我觉得是没有归属感。中国的工业革命也需要大量农民进城，但是中国的农民工现在什么也不太在乎，没想到自己是城里人，所以也没有太多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当然他们和地道的城里工人还不一样，他们家里还有块地。

　　新京报：但是我觉得我也没有归属感。

　　魏城：我也是，觉得一直在漂泊，我对英国没有归属感，其实大家都是在路上，都是过客。具体些说，农民工是没有户口，没有户口就不能享受很多社会福利，这是两种归属感的区别。

　　新京报：想要解决现状有什么办法吗？

　　魏城：挺难的，采访了很多人，发现很多地方也放开了户籍制度，但是即使放开了，如果没有相应福利的话也是没有意义的，还是两种户口，失业没有低保的话还是没有实际意义。如果一系列配套社会保障没有，中国农民工的地位还是相当于偷渡客。比如你在伦敦可以领失业福利金，到爱丁堡也可以领，到全国各地都可以，医疗也是一样，可以在英国任何地方看病，这些在中国目前都还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