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集》前言

　　1918年钱玄同写信请鲁迅（1881-1936）为《新青年》杂志写稿，鲁迅回答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醒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可是后来鲁迅还是写了，写了有名的《狂人日记》，署名鲁迅。

　　那是五四年代，是提倡赛先生和德先生的年代。我正是出生于那个年代。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1877-1927）离开清华园内西院18号住宅，坐人力车到颐和园，在鱼藻轩投水而死。遗嘱说：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后来陈寅恪（1890-1969）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说：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1929年10月我随父母亲搬入清华园西院19号居住，那时我七岁。后来听到王国维自杀的传闻，记得曾和同班同学熊秉明、郑士京在18号门前徘徊；曾到颐和园看水边的石碑：海宁王静安先生殉国处；也曾诵读清华园工字厅东南小土坡下的王静安先生纪念碑。

　　1938年夏清华、北大及南开三校迁到昆明，成立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由于校舍未造好，文法学院暂迁蒙自。陈寅恪到蒙自后作了一首诗：

　　南湖即景

　　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歌声杂醉醒。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那时我是联大一年级学生。

　　鲁迅、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史上一个长夜。我和联大同学们就成长于此似无止尽的长夜中。

　　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我今年八十五岁，看不到天大亮了。翁帆答应替我看到，会验证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的一段话：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杨振宁

　　2007年12月于香港中文大学

　　《曙光集》编前言

　　振宁和我结婚后一直有出版他的新文集的想法，可是我们总是行程匆匆，没有做成。最近我们才挑选、整理（有些文章曾作少许字句的更改）、翻译了部分他在过去二十几年间所写的文章，包括一些采访，成为今天的《曙光集》。

　　关于书名，其实我们有过几个想法。振宁以前的书有《读书教学四十年》和《读书教学再十年》，那我们是不是还沿用《读书教学XXX》呢?有一段日子我们一直斟酌着，直到一个早上，振宁很高兴地对我说：我找到好名字了!就叫《曙光集》。

　　这个名字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很进步，不过后来我觉得这个名字还不错。振宁在好些文章里，都是以一个勤于思考的人的身份去讨论一些文化及社会问题，他的感触源自于他几十年来所闻所睹的事物。我曾经说他有些思想或语言过于直率，我记得我笑说：你何苦要写呢?过后又有些人要骂你了。他回答：我不怕。我讲的是真话!编这本文集的时候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他看着一个民族与社会经历了许多变化与发展的阶段，而像我这一代人很难有一样深刻的感受，因为在我们懂事的时候，社会已经开始迅速地发展了。我从而也明白了他寄托在书里的热情与希望。《曙光集》也可以说是这二十多年间振宁的心路历程--他走过的，他思考的，他了解的，他关心的，他热爱的，以及他期望的一切。

　　《曙光集》仍然采用了《Selected Papers》的排序方法。数字表示写作或发表的年代，数字后的字母没有特别的意思。特别要提出的是，书里的文章由不同译者翻译，译名不尽相同，如80b中的韦耳与85j中的魏尔指的都是H.Weyl。为了不改变原译文，我们没有将各译名作统一处理。还有，书里出现的人名，除了像爱因斯坦这种已达成共识的译名，其他外国人的名字在有些文章里仍保留原来的英文形式，不作翻译。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黄美芳小姐在我们整理文集的时候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翁帆

　　2007年10月于北京

　　《曙光集》编后言

　　《曙光集》已经到了最后审稿的阶段了。再次编读这些文章后，我对于振宁的价值观、为人处事、物理生涯更加了解。我特别喜欢Dyson在振宁退休典礼上的演讲：《杨振宁--保守的革命者》。这并不是一篇迎合场面、用赞美堆砌出来的讲话。Dyson的语言平实而感人，字句间的真挚之情随处可见。我知道Dyson一定是个读懂了振宁、知道怎么去欣赏振宁的人，要不不可能用保守的革命者这么准确、这么简洁的词语来形容他。

　　这两三年来，我慢慢地听振宁讲述关于他的朋友的故事，渐渐地在不同场合遇到他的许多朋友。遗憾的是，与振宁一起在清华园长大、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深厚友情的熊秉明于2002年逝世，我始终没能认识他。与振宁在西南联大一起高谈阔论的两位舍友，我只见到了张守廉，却没能见到黄昆。我没能看见振宁的挚友邓稼先；没能看见振宁的老师陈省身；也没能看见振宁的合作者Mills。至今，每每想起Mills，振宁仍难掩其真切之情。这些朋友，都重现于《曙光集》里。

　　虽然书里有些文章我多年前曾经读过，可是因为现在我对于文章里的人与事更加了解，使得我这几个月来阅读时的感受与以前不尽相同，一切变得更加鲜明和立体。其中的一些文章又让我想起我们生活的一些片断。我记得，在北京振宁第一次带我去的地方就是中国现代文学馆，那时他特别给我介绍了鲁迅的铜像。前几个月，我们为了这本书还专门到中国现代文学馆为铜像照了一张相片。而几年前看《美与物理学》，让我非常喜欢W.Blake的诗句：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我们还对比了当时两种不同的翻译。至今，我对于这首诗还是一样的着迷。

　　振宁每天除了上办公室，主要的时间都在看书和写作上。有时半夜起床，继续准备文稿，往往一写就一两个小时。他总是说，一有好的想法，就睡不下来。我想很多学者都是这样的。不过，有时振宁的写作习惯很有意思：他静静坐着或躺着，举一只手，在空中比划着。我问他：你在做什么呢?他说：我把正在思考的东西写下来，这样就不会忘了。他告诉我这个习惯已经跟随他几十年了。近三年的文章与演讲中，不少就是他在空中写下的。《曙光集》里的文章，应该有好些也是这样记下来的。

　　翁帆

　　2007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