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时时与死神对话的天才

　　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个不同寻常的话题，就是“探索毛泽东晚年的生命焦虑”。

　　目前学术界对于毛泽东为什么在他的晚年，或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频频地发动政治运动，尤其是1959年“大跃进”失败以后，他发动政治运动的频率是越来越高，而且从向党外转到向党内，一直持续到他逝世。如何解释毛泽东晚年这些做法的动因？他为什么要如此而为？现在学术界大概有四种基本看法。

　　第一种观点是，毛泽东晚年骄傲了，违背了自己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就是毛泽东为了防止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变质，因此他采取了一种不适当的调整的措施。也就是说，他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其客观效果是不好的，这就是第二种说法。

　　第三种说法，毛泽东晚年专横跋扈，独断专行，他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打击报复自己的对立面。

　　第四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狂妄自大，工于权术，因此他的政治行为已离开了政治道德的基本准则。

　　现在这个四种说法，我们可以分成两类，前两类是比较正面的，后两类是比较负面的。对于这样的一些看法，我觉得不同的研究方式及由此做出的某种解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对此我们不多做评说。这里，我们只把研究的关注点聚焦到“领袖意志”背后的那个潜意识的动机上去。

　　毛泽东和其他人的生命经历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首先我们看，毛泽东这一辈子，他的生命历险的次数，是和常人比较起来是非常地多，所以他比常人有更多的机会去体验一种死亡的感觉。我拿的这本书，叫做《毛泽东的三十历险》，是一本通俗性的小册子，但是史料的基础是有的。现在我们看到，毛泽东的经历可以叫做死里逃生，是吧，马上就快不行了，但是一转眼又没事了。这样的事情在他的生命经历中出现了至少三十次以上，这是我们一般人都是很难经历到的。比如1935年5月26号，这一天，红军长征，刚刚渡过大渡河，在行军的过程中间遭遇到飞机的轰炸。当时很突然，飞机就来轰炸了。毛主席的警卫员一看很紧张，一下就把毛泽东推倒了，扑在他的身上。炸弹炸了以后，毛泽东的卫士长，叫做胡昌宝，当场牺牲。毛泽东后来回忆，1965年1月9号对斯诺讲，“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 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打到我。…… 好多次。在长征路上也有一次，过了大渡河，遇上飞机轰炸，把我的卫士长炸死，这次血倒没有溅到我身上。”[3]另外，像1948年4月，当时胡宗南进攻延安，毛泽东紧急转移，转移的时候开着汽车。走到今天我们说的圣地也是五台山，那个地方路很滑，下边就是山涧。车开到那，在拐弯的时候，司机发现这个车刹失灵了。当时非常危险，司机快急死啦！最后左弄右弄，最后终于把车刹住了。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毛主席赶快下车！”毛泽东下车后大概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拍拍司机的肩膀，这人叫周希林，说“希林你救了我一命”，然后扭头就走。周希林下车一看，他的那个车轱辘，前车轱辘的一个轱辘已经有半个轱辘悬在山崖边上了。[4]

　　其次，毛泽东还有一个生命经历和别人不一样，就是在革命生涯的数十年间，毛泽东至少有六位亲属，先后遇难。这些亲属是，毛泽东的两个同胞兄弟毛泽民（47岁）和毛泽覃 （30岁）、毛泽东的结发妻子杨开慧（29岁）、毛泽东的嫡长子毛岸英 （28岁）以及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24岁）和毛泽东的侄子毛楚雄（19岁）。六位亲属，先后遇难。对于一个有血肉之躯的个体和具体的家庭来说，我们用“家破人亡”来描述这种焦虑，把这称之为“灾难”，我想是应当能被人们接受的。我们知道，像毛泽东的大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上，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年仅19岁就牺牲了。所以我们说，他的这样一种生命经历和别人也不大一样。

　　最后，我们也注意到，毛泽东的著作多次涉及到死亡的主题。例如，毛泽东著名的政治散文，就是那时人们常说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散文，叫做深沉酣扬，激荡心扉。为什么会写成这样的文章呢？原则上，这样的文章都是为了祭祀而做的。《为人民服务》是由于张思德烧炭那个煤炭窑塌了牺牲，毛泽东所做的悼词。这一天毛泽东交代，一定要把张思德的尸体拉回来，因为他烧炭的那个地方离延安还有很长距离，冬天的时候把那个尸体再拉过来要费很大的劲，所以当时有人建议就地掩埋。毛泽东说：张思德是四川人，他没有死在家乡，难道今天我们就让他死在乡野吗？要把他拉回来，要换新衣服，我要亲自讲话。这样，拉回来以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亲自讲话。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没拿稿子，《为人民服务》就是当时站在那的一个即兴发言。[5]其中引用了司马迁《史记》上那句著名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泽东发挥说：“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6]《纪念白求恩》也是如此。至于《愚公移山》，则是中共七大的闭幕词。在致闭幕词之前刚刚举行一个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烈士们致哀的仪式，这个仪式结束以后毛泽东紧跟着致了大会闭幕词。我们这代人可能都还记得，他引用了愚公本人“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样的话。[7]这里透露出了毛泽东观念中“死亡”与“不朽”之间的相互关系。

　　所以我们说，从上面这三个方面看，实际上毛泽东和死亡的问题是直接相关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位时时与死神对话，但又同时是一位时时挑战死亡焦虑的天才。在这里我之所以使用“天才”这样的字眼，就是要在修辞上强化毛泽东经历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