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年轻人的想法跟您这一代人的想法有多大差异？

　　顾彬：根本不一样，完全是两回事。比如，2006年德国举行足球世界杯的时候，人们第一次到处看到德国国旗，这在过去是不会出现的。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德国国旗没那么可恨。只是对像我这样194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如果一个地方充满了德国国旗的话，就会觉得不舒服，这种感觉直到今天还有。

　　《21世纪》：德国经济迅速发展，除了带来人们观念的改变之外，德国文化界出现了哪些重要的变化？

　　顾彬：从1989年以来，可以说在德国资本主义完全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社会对大学、文化界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国家越来越重视文化界人士的想法，如果文化界人士需要钱或者什么支持的话，他们会到企业、公司去寻找。而在以前，德国的企业、公司和文化界是两个世界，现在这个完全改变了。不少比较成功的企业，都会有自己的展览馆，比如奔驰公司，就有自己的文艺展览馆，并且是一个艺术水平非常高的展览馆，里面的艺术品都是一流的。原来商人、资本家和文学家、诗人是矛盾的，但现在，这个矛盾不一定还存在。记得去年在柏林举行过一个诗歌节，就是奔驰公司请德国、国外诗人到他们的展览馆举行活动。

　　还有很多公司有自己的基金会，比如说大众公司，他们也支持德国汉学界的年轻学者，多去研究中国。

　　《21世纪》：这在1989年之前是不会出现的吧？

　　顾彬：这种情况在1989年之前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还没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而现在则慢慢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了。1989年以前，资本家会骂文学家，文学家会骂资本家，现在不再是这样了，两者是一种合作的状态。1989年以后，德国知识分子对商人的印象完全改变了。

　　《21世纪》：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转变，您觉得这个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顾彬：有好几个原因。首先是，如果公司发展不够好的话，他们在国际竞争中就没法活下去，他们需要有文化的人。1920年代的资本家，大都跟暴发户一样，而现在德国找不到一个大肚子的资本家，他们穿着都很得体。对新的企业家和资本家来说，知识和风格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跟原来马克思批判的那些资本家不太一样。

　　《21世纪》：从文学家或者学界这方面来看，他们为什么改变了自己的态度？

　　顾彬：简单讲，现在文学家很难再从国家那里得到资助，现在的文学家和知识分子只好到公司和企业去寻求资助。而1989年以前德国的知识分子，包括文学家、诗人在内，对资本家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

　　《21世纪》：知识分子本身在思想上是否也有了一个转变，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能够在资本家那儿得到资助？

　　顾彬：他们现在可能更宽容一些，因为他们知道社会主义的理想不是非常简单的事情，需要考虑很多复杂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