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困境：没有勇气评价自己的时代

　　有一次我在楼上写东西，有人在楼下拼命喊我的名字。我说谁呀？一看完全不认识，是个20多岁的青年。他找我没说几句话，他说苏童我知道你是一个作家，你同情不同情诗人？他把后面的包转过来给我看，说刚到武汉参加一个文学的聚会，包被划破了。我说那怎么办，我给你一个包。他说不是包，我的盘缠没有了，说你能不能借我20块钱？我非常坦率告诉你们，我那时候没给他钱，因为当时我觉得这个人有点毛病，一个不认识的人，怎么跑上门来跟我要钱？那个时候20块钱不算很多，也不算很少，我没有借给他。我非常生硬地说，我不会借给你。这个事情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并不是我觉得自己吝啬，没有同情心，而是我要想想，在生活中，在创作中，我到底是谁？

　　从那开始，我开始学习梳理生活和创作的关系。我在想，我写了那么多年，我给读者一个一个精彩的故事，但是我并不知道读者需要什么？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或者说我知道写作是一种给予，给予自己也给予他人。给予自己什么我很清楚，但是给予别人那部分，我并不清楚。一次，我在火车上碰到一个女孩子，她正在读苏童的书，那个书很不好，但上面有一张我的照片，我们坐得非常近，我看到别人看我的书，我有虚弱的感觉，很怕别人来跟我探讨我的小说。因为他一旦探讨我的小说，必须要证明一个问题，就是你想给予我们的是什么？我自己在那儿写，其实更多的是满足我自己的目的，一探讨我就会感觉到某种虚弱，因为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我要给予他人什么？

　　很长时间我生活在这样双重的困境当中：第一个困境是生活在文字和生活的夹缝里，我觉得文字经常在否定我的生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好多人看我的作品，他首先发现我的小说时代是有问题的，他说你这么年轻，我还以为是一个老头！甚至有人以为是一个已故作家，因为我的小说都是过去完成时，过去进行时，最多也是现在完成时，那你的现在进行时呢？从文学角度我可以说，我们生活当中，每一秒钟其实都是在复制另一秒钟，每一页历史有可能在抄袭上一页历史，可以对时间的限制等找一个理由，过去就是现在，现在就是过去。但是这仅仅是一个理由，仅仅是一个来自于理论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如果再进一步，你对生活的态度，你对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态度？这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狄更斯在《双城计》里面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一个肯定一个否定。我的小说里面每个故事的发展都有结果，但是在真实生活当中我是在困境里。我的时代，我却并不知道是好是坏，或者说，我没有勇气说它是好是坏。

　　以前每次走过我住的小区的时候，我摸不准那些邻居的心情，我现在突然知道了，其实他们都是在等待，是在忍耐。他们是一群规模宏大的等待者。

　　■保持着童真的倾听

　　这么多年我一直生活在一个非常平民的小区，住的基本上都是拆迁户、下岗工人、小商小贩，曾经有极个别的上层人物，但是没有一个人住过一年，就匆匆搬走。尽管我不怎么和邻居来往，但我住在这小区里面，天天听邻居吵架一点也不觉得讨厌。我确实需要一些矛盾，一些牢骚，一些愤怒，有些大学教授经常喜欢说，要对底层人文关怀，为什么要关怀？你算老几？其实不是关怀，是倾听，一种保持着童真的倾听。

　　我的邻居，以前全是高尚的、领导一切的工人阶层，十年一变，这个阶层中的某一部分没有任何说法就被时代所抛弃，抛弃在非常非常底层的角落里。从中我看到了历史的无情和没有遮掩的冷酷之处。一个社会发展，是什么人被抛弃，什么人被推在前面，什么人被落在后面，什么人成了英雄，什么人成了失败者，从这么一个社会大变迁，看人世沧桑。从什么地方看？不用去哪儿体验，就是从你的身边看。

　　我试图在摸他们的脉搏，但是这个脉搏是不好摸的，一个邻居非常节俭，他就要求说，苏老师你把报纸放在我家，我天天给你保管，我可以看看，他就为了节省订报的费用，因为他下岗了，没有收入。小区里有一群人，主要是以妇女为主，天天坐在小店门口东家长西家短，她们没有事情做，闲聊让她们感觉到自己的生命状态。但我觉得每天走过的时候，她们眼睛里其实是有光的，她们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很弱势，生活很凄惨，而是非常平静。在这种日常生活当中我摸不到她们的脉搏，我不能确定她们这种生活是底层，还是奢侈，我也不知道她们的精神世界具体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