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海德格尔到于丹,我做出版都喜欢6
【6/6/2007 5:51:43 PM】 来源:和讯网
作者:雷天
最让我感动的是读者来信
我发觉有那么一批读者,他住在一个穷乡僻壤,很小的地方,是一个中学老师或者什么,他知道你的心思简直是透彻极了。我发表这篇文章、我出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他知道了,而且他绘声绘色的给我写来了,我觉得感动极了。所以我必须要有这么一批朋友,他们是读者中间的标兵、代表,他代表了读者的思想。
主持人:感觉无论是做《读书》杂志主编还是做出版人,沈公都能和作者建立起感情。甘阳、刘小枫这样的学者当年没出名时受您支持不必说,我有个朋友,十多岁时给《读书》投稿,虽然您觉得他当时功力不够没有刊发文章,但他投给您的文章您都收好装订成册后来交给他了。这样让作者感动的细致功夫,现在很难有编辑做到了,能否具体谈谈您和作者交流的经验,给我们这些年轻编辑一些借鉴呢?
沈昌文:这有两方面,作者已经说了一个,多半是有修养的。比如刚才说的金克木先生,我真是敬佩啊。到金克木家里去谈话,我们谈完了,出来了,在门口握手了,握完了手,他还要再讲十分钟,讲不完啊。那我真是受益匪浅啊。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更,或者是至少同样重视读者。我在编读书杂志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读者的反响,尤其是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很多话没有说完,说了一半,说了三分之一,我要了解读者懂不懂我的意思。这样的话,尤其是编杂志的,我是主编,可我非常古怪的,我上班第一件事是到门房看读者来信。我把读者来信一封封看完了以后,我再让管读者来信的人登记。当然有专门办这个事的人,我要越过他,因为我来不及啊,我要先看读者来信。刚才你说的这些都是,你说的这位先生,好像当年是在安徽的,他后来到了北京。我非常注意。因为什么呢?我发觉有那么一批读者,他住在一个穷乡僻壤,很小的地方,是一个中学老师或者什么,他知道你的心思简直是透彻极了。我发表这篇文章、我出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宽容》吧,或者《情爱论》吧,我的目的是要读者知道书中几个Idea,他知道了,而且他绘声绘色的给我写来了,我觉得感动极了。所以我必须要有这么一批朋友,他们是读者中间的标兵、代表。他代表了读者的思想,这样以后再编出去的文章,特别是我这《阁楼人语》,我写的是编后记了,这些编后记都是从读者那来的。所以我编《读书》杂志,编三联的书中间,我越来越感兴趣的就是读者来信。感兴趣到什么程度呢?我刚才形容过的--我每天一上班先到收发室去取,我凭我总经理的身份嘛,可以先拿走,我要先看,看完后我大头针一订,再给秘书让他们去登记、办手续。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到我的手里就很慢了。要经过各个部门的编辑看,各个编辑如果他认为可以处理他就不给我看了,他就处理掉了,只有很少的造成麻烦的才到我手里,这样我感受不到第一手的资料。所以我利用我的职权,横行无忌,这很对不起我过去的老同事们。可是这样一来,我得到了很多的信息,我和读者的关心更加密切了。当然还要加上第二个,读者服务日。但是这个接触还是很少一点,读者的服务日一个月开一次,接触的人还是精英,不是真正的读者。你作为主持人你还是要接触到真正的读者,真正读你的刊物的人。好像除此外很少有第一手的资料,我希望我们行业的朋友,我们都来注意这个。
主持人:在您的读书、编辑、出版生涯中,有没有特别打动您的一些人、书或者事情?
沈昌文:这个刚才大部分我都举了例子。当然五十年代我是做校对,六十年代我开始编灰皮书、黄皮书。这些书给我很大的教育,开始我算是工人干部了,所以我能接触到这些资料,而且能编他们。我接触了很多所谓新的思潮。所谓当年的修正主义思潮,包括恩格斯晚年的著作,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这对我大开思路,我开始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东西。因为我们过去学马列,就是学斯大林的东西,列宁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世界这么大,而且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有各种思潮在风起云涌的。所以到了改革开放出来,我不觉得很突然,我能够很好地配合,这是一个方面。
当然了,也因为我自己也做翻译工作,我前后翻译了大概有一百万字的书。我也需要看这方面的资料。我开头是专门翻译出版技术的问题,后来我就翻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书了。这以后,我就到了三联书店,我值得注意的书,我刚才说了,一本《情爱论》,一本房龙的《宽容》。还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蔡志忠的漫画,蔡先生我原来不熟。开头我们想印漫画,选了很多,最后选了蔡先生的。而且,我们通过香港三联书店的同事,跟蔡先生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以后我才知道,我也是从读者来信中发觉到,他不仅是把漫画,把中国古典通俗化,其实很多读者是通过蔡志忠漫画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个古典,然后再回头去读古典,蔡志忠的漫画奠定了我以后,尽管很多人劝阻我,但是我还是要起来吹捧一下于丹,我和她没有个人的联系。我不是为了什么,我无非这点认识。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读者,包括我在里面太可怜了,我们对古典的了解太少了。我们总算有这个途径,我得到不少读者来信,都是看了蔡志忠的书,来写信给我们出版社。你帮我找找这本书吧,我看都是《老子》、《庄子》、《论语》,还有清朝的一些书,原来这些书他都没看过,他是看了这个漫画才知道这本书。因为我们中国,因为特殊的情况,我不说这个特殊的情况是好还是不好,我不说了,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因为特殊的情况,中国的读者接受经典有一个很曲折的过程,比如说西方的经典。我是很早就接触了,为什么呢?最早1954年,我们人民出版社接受了一个中央的任务,要翻译西方的外国学术著作,口号是要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经验,要翻译一亿两千万字,我参与做这个规划,因为我学过一些外国话。我参与这个规划,当时我们做的办法很笨,我们主要不从思想史,我们是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引得比较多的,就觉得是重要的。没有引的,但是后来第一本就是黑格尔的《小逻辑》,因为列宁在哲学笔记里讲得比较多。可尽管这样,这些经典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叶舟:平时,沈公怎么安排上网、看电视、读书的时间?
沈昌文:我是老头,生活很不规律,晚上九点就要睡觉了,半夜三点上网,上到七点,然后我又睡觉了。白天我只能片段地上网,我看看有什么来信。对不起啦,一般我都花在吃喝玩乐上了,我喜欢吃喝玩乐,喜欢逛旧书店,喜欢什么地方热闹我去什么地方。我喜欢做热闹地方的旁观者,这是老年人最大的乐趣了,这就叫阁楼人语。躲在阁楼的小窗子里看这个世界,看到外面的热闹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可能到了九点左右我还要上一下网,大量看网站都是半夜三点到早上七点这四个小时,此外我就是吃喝玩乐,睡觉等等。因为我刚才说了,我受蒋竹庄先生影响,练过气功,我随时可以入睡,随时可以入静,我可以命令自己入睡。过去用的一个办法也很好,但是我觉得不如现在这个办法。过去是用这个办法,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怕牺牲立刻睡觉。但是现在用蒋先生佛教的办法可能更好一点,我不信佛,我也不是释迦牟尼的信徒,我不过是用来睡觉,非常功利主义。
我发觉有那么一批读者,他住在一个穷乡僻壤,很小的地方,是一个中学老师或者什么,他知道你的心思简直是透彻极了。我发表这篇文章、我出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他知道了,而且他绘声绘色的给我写来了,我觉得感动极了。所以我必须要有这么一批朋友,他们是读者中间的标兵、代表,他代表了读者的思想。
主持人:感觉无论是做《读书》杂志主编还是做出版人,沈公都能和作者建立起感情。甘阳、刘小枫这样的学者当年没出名时受您支持不必说,我有个朋友,十多岁时给《读书》投稿,虽然您觉得他当时功力不够没有刊发文章,但他投给您的文章您都收好装订成册后来交给他了。这样让作者感动的细致功夫,现在很难有编辑做到了,能否具体谈谈您和作者交流的经验,给我们这些年轻编辑一些借鉴呢?
沈昌文:这有两方面,作者已经说了一个,多半是有修养的。比如刚才说的金克木先生,我真是敬佩啊。到金克木家里去谈话,我们谈完了,出来了,在门口握手了,握完了手,他还要再讲十分钟,讲不完啊。那我真是受益匪浅啊。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更,或者是至少同样重视读者。我在编读书杂志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读者的反响,尤其是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很多话没有说完,说了一半,说了三分之一,我要了解读者懂不懂我的意思。这样的话,尤其是编杂志的,我是主编,可我非常古怪的,我上班第一件事是到门房看读者来信。我把读者来信一封封看完了以后,我再让管读者来信的人登记。当然有专门办这个事的人,我要越过他,因为我来不及啊,我要先看读者来信。刚才你说的这些都是,你说的这位先生,好像当年是在安徽的,他后来到了北京。我非常注意。因为什么呢?我发觉有那么一批读者,他住在一个穷乡僻壤,很小的地方,是一个中学老师或者什么,他知道你的心思简直是透彻极了。我发表这篇文章、我出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宽容》吧,或者《情爱论》吧,我的目的是要读者知道书中几个Idea,他知道了,而且他绘声绘色的给我写来了,我觉得感动极了。所以我必须要有这么一批朋友,他们是读者中间的标兵、代表。他代表了读者的思想,这样以后再编出去的文章,特别是我这《阁楼人语》,我写的是编后记了,这些编后记都是从读者那来的。所以我编《读书》杂志,编三联的书中间,我越来越感兴趣的就是读者来信。感兴趣到什么程度呢?我刚才形容过的--我每天一上班先到收发室去取,我凭我总经理的身份嘛,可以先拿走,我要先看,看完后我大头针一订,再给秘书让他们去登记、办手续。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到我的手里就很慢了。要经过各个部门的编辑看,各个编辑如果他认为可以处理他就不给我看了,他就处理掉了,只有很少的造成麻烦的才到我手里,这样我感受不到第一手的资料。所以我利用我的职权,横行无忌,这很对不起我过去的老同事们。可是这样一来,我得到了很多的信息,我和读者的关心更加密切了。当然还要加上第二个,读者服务日。但是这个接触还是很少一点,读者的服务日一个月开一次,接触的人还是精英,不是真正的读者。你作为主持人你还是要接触到真正的读者,真正读你的刊物的人。好像除此外很少有第一手的资料,我希望我们行业的朋友,我们都来注意这个。
主持人:在您的读书、编辑、出版生涯中,有没有特别打动您的一些人、书或者事情?
沈昌文:这个刚才大部分我都举了例子。当然五十年代我是做校对,六十年代我开始编灰皮书、黄皮书。这些书给我很大的教育,开始我算是工人干部了,所以我能接触到这些资料,而且能编他们。我接触了很多所谓新的思潮。所谓当年的修正主义思潮,包括恩格斯晚年的著作,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这对我大开思路,我开始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东西。因为我们过去学马列,就是学斯大林的东西,列宁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世界这么大,而且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有各种思潮在风起云涌的。所以到了改革开放出来,我不觉得很突然,我能够很好地配合,这是一个方面。
当然了,也因为我自己也做翻译工作,我前后翻译了大概有一百万字的书。我也需要看这方面的资料。我开头是专门翻译出版技术的问题,后来我就翻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书了。这以后,我就到了三联书店,我值得注意的书,我刚才说了,一本《情爱论》,一本房龙的《宽容》。还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蔡志忠的漫画,蔡先生我原来不熟。开头我们想印漫画,选了很多,最后选了蔡先生的。而且,我们通过香港三联书店的同事,跟蔡先生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以后我才知道,我也是从读者来信中发觉到,他不仅是把漫画,把中国古典通俗化,其实很多读者是通过蔡志忠漫画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个古典,然后再回头去读古典,蔡志忠的漫画奠定了我以后,尽管很多人劝阻我,但是我还是要起来吹捧一下于丹,我和她没有个人的联系。我不是为了什么,我无非这点认识。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读者,包括我在里面太可怜了,我们对古典的了解太少了。我们总算有这个途径,我得到不少读者来信,都是看了蔡志忠的书,来写信给我们出版社。你帮我找找这本书吧,我看都是《老子》、《庄子》、《论语》,还有清朝的一些书,原来这些书他都没看过,他是看了这个漫画才知道这本书。因为我们中国,因为特殊的情况,我不说这个特殊的情况是好还是不好,我不说了,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因为特殊的情况,中国的读者接受经典有一个很曲折的过程,比如说西方的经典。我是很早就接触了,为什么呢?最早1954年,我们人民出版社接受了一个中央的任务,要翻译西方的外国学术著作,口号是要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经验,要翻译一亿两千万字,我参与做这个规划,因为我学过一些外国话。我参与这个规划,当时我们做的办法很笨,我们主要不从思想史,我们是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引得比较多的,就觉得是重要的。没有引的,但是后来第一本就是黑格尔的《小逻辑》,因为列宁在哲学笔记里讲得比较多。可尽管这样,这些经典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叶舟:平时,沈公怎么安排上网、看电视、读书的时间?
沈昌文:我是老头,生活很不规律,晚上九点就要睡觉了,半夜三点上网,上到七点,然后我又睡觉了。白天我只能片段地上网,我看看有什么来信。对不起啦,一般我都花在吃喝玩乐上了,我喜欢吃喝玩乐,喜欢逛旧书店,喜欢什么地方热闹我去什么地方。我喜欢做热闹地方的旁观者,这是老年人最大的乐趣了,这就叫阁楼人语。躲在阁楼的小窗子里看这个世界,看到外面的热闹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可能到了九点左右我还要上一下网,大量看网站都是半夜三点到早上七点这四个小时,此外我就是吃喝玩乐,睡觉等等。因为我刚才说了,我受蒋竹庄先生影响,练过气功,我随时可以入睡,随时可以入静,我可以命令自己入睡。过去用的一个办法也很好,但是我觉得不如现在这个办法。过去是用这个办法,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怕牺牲立刻睡觉。但是现在用蒋先生佛教的办法可能更好一点,我不信佛,我也不是释迦牟尼的信徒,我不过是用来睡觉,非常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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