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有学问的企业家来资助人文出版

　　我觉得我们的出版社，特别是学者圈子应该努力做一件事情，要鼓励我们的有学问的企业家来成立一些组织，来资助这种学术出版。因为学术出版第一会亏本；第二我是主张，学术著作应该出得更好一点。

　　主持人：在三联书店您做总经理的时候，您对人文图书出版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像当年的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等书差不多是带动了文化热和推进了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但是据您所说，给三联带来盈利的主要还是蔡志忠的漫画和金庸的全集，那么这些人文学术类图书对三联有带来盈利吗？当年，国家对三联书店的人文出版有资助吗？

　　沈昌文：我离开出版界已经十多年了。当年的情况是每年的利润有一个指标，你到达这个指标了，我总经理就算称职了。我每年都要算这个帐，使它100万我能够赚110万，就算完成任务了。其他的钱干嘛呢？不要浪费，出版社还有个重要的任务。这个重要任务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出版社应该有长期效益--出版社和别的行业可能不大一样。它除了创造短期效益之外，短期效应就是今年赚100万，赚1000万，赚1亿等等，还要有长期效益，这个长期效益一下子很难用经济来衡量的，这就包括你刚才说的出版一些学术著作。那个时候，我这个人有一些缺点，我比较注意西方思潮的东西。我听说有一些朋友做这个，我很高兴，高兴到什么程度呢？我就把盖章的约稿信送他们一本，你用我的名义约稿，只要告诉我约了什么东西就可以了。所以他们可以在外面用我们店的名义约稿。

　　当时首先他们这个机构，文化中国学术委员会，是一个很有力的机构、有很有力的领导，另外他们周围的学者，正好是学术的工作刚兴起，大家都很想做事，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当然我也跟你实说，是在盈利许可的情况下，我必须是同时做。但是长期和短期完全是有关系的，我进了学术圈子，我才知道，学者们在做什么？我才间接地知道，读者们需要什么？当时我们有一个活动形式，可能有些年纪大的朋友能够记起来，叫读书服务日，当时我们是以《读书》杂志为核心做一些事情。《读书》杂志当时要组织一个俱乐部，要组织一个PARTY，但当时不能叫俱乐部，因为有一个反党的俱乐部，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PARTY这样的外国字怎么敢用呢？所以我后来就用了一个办法，学习南京的什么电视机，它有一个服务活动，买了他的电视机发觉不灵以后可以服务。这些学者也是我们的读者，所以我们就组织了服务日。这完全是用商业的名义进行学术活动，每个月25号，租一个咖啡馆，请大家学者。我们又谈学术，又谈通俗，又谈群众的思想动向，我们产生很多Idea。通过这个，你学术上的思路也有了，你通俗的东西也慢慢产生了。这样我才知道了房龙啊，我有那么聪明？我们的文化生活译丛是从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演变过来的。因为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了很多书呢，我看了发现的确很好。于是我们索性把名字搬用过来，我们就叫文化生活译丛。所以我们开始注意雅俗共赏了，当然还要再俗一点下去更好，但是这个努力做得不够。也做了一些，没有成功。比如说，做了…..我看三联书店的办公室就贴了个布告：10：15，大家要练习张惠兰的瑜伽。我一看大为惊讶。原来张蕙兰女士就是我们当时做这些书过程中间认识的，她是在美国芝加哥的，她回来传播瑜伽，那么瑜伽当时我还想不通啊。所以我出了她另外一本书，叫做《西方社会病》，大家现在旧书店经常可以看到。有三四十万字，讲西方社会的各种弊端。她本人是练瑜伽，我没办法，我把她介绍到人民体育出版社。所以再进一步的通俗完全可以做，现在开放了。现在我们要出瑜伽也可以了，当年没有成功。我们只做了房龙这个位置，尽管这样，我们仍蒙受了很大的益处。所以作为一个出版社作为一个出版商或出版家应该两头并举，出版高级学术著作是为了长期的效应，也不是一点没有短期的。因为通过这个你就知道读者的反响等等，你就知道怎么来解释他们的疑问，你回头再找通俗著作，你自己就有了思路。两者有机结合这是一个好的出版社。

　　主持人：您的意思，当年那些人文学术出版并没有给三联带来很多经济负担，它还是有盈利的？

　　沈昌文：那当然罗，因为当时有一个很奇怪的情况，现在做不到了。海德格尔有一本书《存在与时间》，一下子印了15000本，当时我就惊讶了，中国有15000人看得懂海德格尔吗？至少我看不懂。但是我还要出海德格尔，因为他是代表了一种学术水平，因为当年的学术著作也有这个情况，印数比较多一点，但是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我们非常有机地用通俗读物来弥补。

　　在这里，你刚才提到国家有什么补贴，好像是没有。但是到今天我想专门提一下，国家是什么我不敢说，可是我觉得我们的出版社，特别是学者圈子应该努力做一件事情，要成立一些鼓励我们的有学问的企业家来成立一些组织，来资助这种学术出版。因为学术出版第一会亏本；第二我是主张，学术著作应该出得更好一点。比如说我们的学术著作都没有索引，这在国外是很丢脸的事情。我也知道这个成本很高。现在已经比过去低一些了，用电脑了稍微好一点，可还是要增加成本的。你本来就是要亏本，还要让它增加成本。国外这个经验是值得学习的，就是有基金会来资助。国内我想应该有不少企业家，至少我接触中间很少的几位都是八十年代书荒中间过来的，现在已经成为很有名望的企业家了。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北京的地产大王潘石屹先生。潘先生我接触很少，无非他喜欢写书、写东西，我老看他的博客等等。我发觉他有一件事情很好，他一年要花上百万块钱办一个《SOHO小报》，我就经常给他推荐报纸、文章等等，我觉得有企业家愿意做这个事情很好。当然，我觉得不仅仅是潘先生了。我建议你们和讯网起来呼吁、鼓励企业家成立这种资助学术著作出版的机构。那么一本学术著作由这个机构资助多少元再出，事实上，当然有一些大学，有些科学研究机构已经采取这个办法了，我觉得由社会上来做更好。我希望和讯网以后在这方面多出力，这样就可以使出版社压力小一点。

　　中国和外国不一样，学术著作定价不能定得太高。外国是这样的，精装书和平装书的定价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他们一本学术书要卖二三十美金，我们这里显然办不到。我们无非是国家资助、社会团体资助，自己负担，这三项我比较看好中间这一项。我希望在企业家中间多呼吁一些，因为现在的企业家很多有成就的，想必都经历过当年读书难的困难，现在希望他们谅解这一点，给我们一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