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浮躁向经典的回归

　　文化市场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尴尬就是，越是经典高雅的东西，越难以为大众所接受。曲高和寡是中国文化界自古就有的规律，在古代，文人把它作为自己独有的优势，“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说出了文人作为社会经典占有者的自豪。那么，能否找到一条传统经典作品通向现代图书经济的道路，让出版商在传播高品位文化的同时获得丰厚的市场回报，实现文化市场的良性发展，就成为当前出版业必须考虑的问题，《〈论语〉心得》的成功显然为此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将《论语》这样一部经典古籍拿出来运作，的确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一方面，它不同于《谁动了我的奶酪》和《哈佛女孩刘宜婷》，有那么强的现实针对性，似乎可以立即为人们带来现实的利益；另一方面，它也不像《易中天品三国》有那么强的趣味性，《三国演义》虽然也是经典古籍，但它却是适合普通人的小说，而《论语》则是毫无趣味可言的哲学作品。中华书局以前也策划出版过南怀瑾的《论语别裁》，李泽厚的《论语今读》这样的读本，但都没有引起强烈的市场反应。

　　《〈论语〉心得》这个选题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体来看，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

　　首先，选题抓住了时代的需要。一本书能否畅销，首先要看它能否提出值得社会重视的重大问题，能否代表甚至引导社会潮流。[1]

　　当前我国正处在重大社会转型之中。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而突飞猛进，带来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巨大变化，市场经济利益至上的原则支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经济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指标和行动的唯一动因，整个社会的泛功利化，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写照。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制度建设的滞后，民主法制不健全，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别悬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下岗职工就业和生活困难；农民工权益屡遭侵犯；一些政府官员盲目追求政绩，对社会问题和群众疾苦漠不关心等等。相对于经济发展的奇迹，人民幸福程度的提高并不同步，甚至还出现了经济增长过程中幸福感觉下降的情况。[2]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和战略构想，不再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而是要追求社会的全面发展，追求全体社会成员的和谐相处。而和谐社会的构建绝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改革就能简单完成的，它更需要文化上的重构，让新的价值体系在全社会深入推广，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信念。

　　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提到：“一个社会每当发现自己处于危机之中，就会本能地转眼回顾它的起源并从那里寻找症结。”近两年来，国内先后掀起的“读经热”“国学热”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社会秩序、组织结构转变而带来的社会秩序失范和个人价值失位以及二者之间辩证关系背后，深刻的社会文化价值基础的寻找、重建和个人对社会价值“不确信”的焦虑。因而，面对当下市场秩序混乱、人际关系冷漠，重构或修复社会的文化价值基础，首先就是要转过头去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3]

　　《论语》这部横跨两千多年、被誉为中国“圣经”的经典著作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这些年在世界各地频繁开设的孔子学院也说明，孔子在海内外华人心目中具有的认同感是其他任何人物不能比拟的，这样的深刻内涵和权威地位使《论语》成为当前时代背景下重新构建社会价值体系的一种精神载体。因此，将《论语》这部经典著作拿出来重新解读就成为了社会的需要、时代的呼声。

　　其次，选题满足了当今读者的精神文化需求。宏观环境上的巨大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反映到人们的精神方面，就带来了人们道德信仰的危机。

　　一方面，是对既有信仰体系的怀疑、动摇乃至抛弃。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成分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带来社会关系、社会意识的多元化。在“泛功利化”浪潮的席卷之下，社会公德失范，职业道德败坏，家庭道德嬗变，传统道德规范正在土崩瓦解，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滋生蔓延，贪污腐败、见利忘义、尔虞我诈、权钱交易和假冒伪劣横行，社会诚信日益缺失。[4]人们在忙碌地追求物质富足的同时，精神世界却在逐渐荒漠化，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平下滑，社会信仰、民族认同感缺失。

　　另一方面，是新信仰体系短时期内难以确立。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几乎是伴随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否定进行的，这虽然有利于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但也造成了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和传统美德的断裂，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地反传统，把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彻底打断了。而一个民族如果不能够继承其传统文化的精华，就很难建立起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和认可的社会信仰，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多年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抛弃了传统文化就等于失去了民族的精神支柱，新的信仰体系很难在短时期内迅速确立。

　　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其传统文化的精髓已经深深埋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子里，只有在全面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创作出满足读者精神需要的作品。《〈论语〉心得》恰恰抓住了这种读者需求，它脱胎于《论语》这部民族文化的经典著作，又以一种现代的视角和方式进行了全新的解读，为处在精神荒漠中的人们带来了一片真正的文化绿洲，自然会为社会大众所广泛接受和认可。

　　《〈论语〉心得》的责任编辑宋志军认为：“《论语》两千多年以来已经融化在中国人的血液当中，看起来经典离大家很远，其实经典又随时在大家的生活当中，所以，《论语》来到大家面前的时候其实是看似陌生其实亲切的。”[5]而在《〈论语〉心得》的扉页上，作者开篇就提出了“道不远人”的观点，“就是说，真正的道理永远是朴素温暖的，贴近人心的，它离人一定不远。可以说《论语》和今天之间并没有一道鸿沟，它所讲的道理在今天完全适用，它会以一种非常贴近的方式进入我们的生活。”[6]可见，无论作者还是编者，对当前读者的精神需求、对传统文化如何服务于今天的社会生活都有十分准确的认识。

　　再次，选题突出专家特色。应该说作者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影视学博士”这样一种身份是会让普通人对她产生信赖，勾起普通人对象牙塔内知识与智慧的向往的。

　　于丹在回应社会对《〈论语〉心得》的不同评价时曾经说：“如果在大学讲坛上我这样讲，那我是渎职的，我是对专业的学生不负责任。但是如果在电视上以一个大学讲堂上的严谨，讲求考据的话，我也是对大众的不负责任。”[7]而“百家讲坛”在选择节目时也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定要给中学生听听看能听懂么，要是中学生听不懂那么这个教授就上不了节目”。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畅销书（包括畅销的电视节目）运作的本质是要深入浅出地向公众传播需要的信息，它要求作者和编者既能够深入地挖掘出社会深层次的东西，又能够浅显易懂地呈现给受众，不是历史本身枯燥，而是要求历史学家会“讲故事”。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学者中只有易中天、于丹等少数几位能够为社会所广泛接受、为公众所喜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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