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列宁立塑像(1924年)

　　1921年俄国内战结束，革命渡过了最紧要的关头之后，党内外都企盼着布尔什维克党曾经许诺的“政治自由”。但人们发现：和平到来后“自由的条件”似乎更加“不成熟”了

　　《日子》涅槃：内战结束后的苏俄

　　十月革命后又经历了1918年－1920年的国内战争，不但使俄国的经济极度萎缩和自然经济化，社会文化领域也呈现出“荒漠化”景象，完全丧失了19世纪下半叶文化上“最辉煌的”黄金时代的繁荣。比如战前的1913年俄国大约出版了2万种图书，而1920年只出版了3260种，而且主要是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宣传品。许多人，包括曾经反抗过沙俄专制、相信自己追求的是比“资产阶级社会”更自由的社会的那些“老派的布尔什维克”们都认为，内战时的严酷是迫不得已，1921年内战结束，革命渡过了最紧要的关头之后，党内外都企盼着布尔什维克党曾经许诺的“政治自由”。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战时也讲过在得到政权、清除内乱以后，会放松“专政”的阀门，还人民一个“民主社会”。当时的说法是：“(自由)条件不成熟是因为政治反对派还存在，这将导致新诞生的制度夭折。”

　　但人们发现：和平到来后“自由的条件”似乎更加“不成熟”了。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说，“我们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或装扮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1922年对这些过去的“社会主义同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逮捕变成大规模的行动。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因此得以顺利完成“在较短的时间内彻底消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任务。俄共中央委员会提交给党的十一大的《关于党的巩固和新任务》的纲领中说，俄国共产党“是国内惟一合法的政党”。不允许任何政治派别出版物“以写作为掩护”毒害人们的思想。

　　从《白天》到《长夜》

　　但那时到底还不同于后来的斯大林时代，最厉害的铁腕尚未出现，人们还在与列宁们玩捉迷藏：最典型的故事后来常被人提起：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特列索夫，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最早一批社会民主党人、著名的《火星报》创办者之一和列宁的老战友，当然也是孟什维克首领之一，他原办有一家报纸叫《日子》。十月革命后孟什维克的媒体纷纷被关闭，但除文字外并未参加任何反抗活动、而且又与列宁是老搭档的波特列索夫却得以坚持下来，整个内战期间都维持出版。然而到和平时期，当权的老朋友逐渐不客气了。1922这一年，《日子》先后被查封了6次。但老资格的波特列索夫本人并未失去自由，于是，每一次被查封他都换一个新的名称再次出版：先叫《白天》，查封后改出《夜》，再被封又改叫《深夜》，然后是《午夜》，《漫漫长夜》，最后一次叫《未来的日子》……报名恰如其时。直到1922年夏天，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和知识分子200多人被驱逐出境。波特列索夫也在其中，他在国内的报纸才最终停刊，而“未来的日子”则成了他的期待。(在国外波特列索夫又办了新的《白天》)1922年6月8日，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图书出版总管理局，以统一全国的书报检查机关，它的明确职能是：预审各种出版著作、期刊，并作政治上的把关，开列查禁书单，管理出版社、杂志社、印刷厂、图书馆，并惟一有权举办图书定货会。

　　米亚斯尼科夫事件

　　然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还是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一定的松动，而当时执政的俄共(布)也急需革命后新社会秩序的复苏和新政权下的文化繁荣。于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大背景下，众多的私人出版机构纷纷开办，总管理局的预审和政治把关尺度也相应作了调整。1923－1925年，剧目审查委员会共审定了3686部电影，没有通过的有632部，占16.3％，1923－1926年审查剧目1106部，禁演134个，占12％。可见当时还未出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局面。那时关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呼声再次高涨，对此党内也有强大的动力，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瓦尔金事件和米亚斯尼科夫事件。

　　1921年4月，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瓦尔金首先上书中央，要求允许“苏维埃中有反对派”，建议给他们“法律允许内的自由”。紧接着，5月份一位有15年党龄的老党员米亚斯尼科夫向列宁写信，信中谈及一系列重要问题，特别强调必须“给予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说这曾经是俄国共产党建党时期宣布的“主要任务”，兑现这一承诺将会大得人心，激发群众中的革命积极性。米亚斯尼科夫在信中说：“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言论和出版自由法，使那些发昏的热心人不至越轨。必须把全国最大的日报之一办成各派社会思想进行论战的报纸。苏维埃政权将拥有像罗马帝国一样的胸襟，用自己的钱供养起攻击他的人。这也将是我们俄国条件下的出版自由，我们的任务是使我们的出版自由主要为遵守法律的人所享用，而不是为资产阶级所用。”米亚斯尼科夫没有说明那些“攻击”布尔什维克但又不是“资产阶级”的人是谁，但这似乎不言自明：十月革命后一个时期内人们并不认为工人阶级或者社会主义运动只能有一种声音。立宪民主党也许是“资产阶级”的，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不是，他们只是社会主义运动或工人运动中的其他派别，1917年布尔什维克曾经呼吁与他们组成“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虽然后来转而镇压他们，但像米亚斯尼科夫那样的人显然认为那是内战中的非常措施，和平到来后还是要“关系正常化”的。

　　但是政治局否定了瓦尔金的建议，米亚斯尼科夫则被开除出党。从此全党噤若寒蝉，再没有人敢提“政治自由”，在党内斗争中一次次地把“敢讲真话的人”剔除出去，只留下那些识“时务”者和知趣者。社会民主党曾经强调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已经被连根拔去，形成了“权威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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