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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中国:传统大国的世界角色

2018-06-06 16:35:34 法治周末  王虎
青年历史学者、《枢纽》作者施展。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青年历史学者、《枢纽》作者施展。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让经济的回归经济、社会的回归社会、政治的回归政治、法律的回归法律,中国社会自会内生性地显现出各种可能性,带给我们各种想象力

  王虎

  认知是决定一个人成就的重要因素。同样,决定一个国家、民族的成就,也需要这个国家的民众具有多维度、大历史的视角:从纵向看,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是如何产生发展的?从横向看,地球上其他国家、民族是如何繁衍生息的。具有这样视角的国家才可能融入全球化的浪潮,在地球村里面成为受人尊敬的那一部分,甚至引领社会的发展潮流。

  数千年来,生存在东亚这块广袤海陆平原上的众多民族,大多时候安于现状,终于历尽劫波,在统一成目前形态后融入世界大潮,并最终成为当下世界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这样的变迁有何规律可循?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枢纽:3000年的中国》的作者施展,希望能够为读者厘清思路并顺利通过“历史的三峡”,看懂中国历史演进的逻辑,中国奇迹持续的原因,以及该如何认知我们的世界角色。

  中国的历史规律

  这是一本历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社会学的专著。从时间的维度看,几千年来,中国经历了四轮大的历史循环,目前正在第四个大循环的进程中;从空间角度看,中国并非一个完全内陆国家,而是介于海洋和内陆的枢纽国家,因此才能在近两个世纪中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环节。  首先,从时间维度看,中国经历了四轮大的历史循环:第一轮,商周的封建社会;第二轮,由汉至唐的豪族社会;第三轮,由宋至晚清的古代平民社会;第四轮,由晚清开始、迄今依然在进行的现代平民社会。

  这几轮大的循环中又都伴随着小的循环,大小循环的主角都是怀揣“普遍帝国”的草原、游牧、中原、沿海地区的不同民族,目前所处的第四轮循环依然在进行中,未来还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肇始于春秋末年的大一统思想成为普遍理想后,再无轴心时代的精神创造力。

  其次,中国之所以被作者称为枢纽,主要在于根据作者的分析,中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却在苏联大陆帝国的扩展极限之外,同时中国虽然地处“内新月形地带”的边缘地带,却不在美国海洋帝国的扩展范围之中。因此中国作为世界秩序的中介和中间力量,成为了世界经济和秩序的枢纽。

  本书对于汉人、儒家文化的产生、繁衍和传播做了大量地理历史方面的研究。书中阐述,汉人由于历次的民族大迁徙,中原早就已经没有纯粹的“汉民族”血统,而汉人更多的是通过文化来定义的:“具体来说就是以农耕的生活为载体的儒家文化。”

  由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对于农耕的约束,使得人们在长城以北地区要想生存下去,必须游牧化,无法进行固定场所的农耕活动。而游牧化也导致了北方人际关系、家庭结构无法像中原儒家一样维系。但是正因为游牧化的结果,导致了北方游牧民族具有超强的战斗力和对于中原与草原不同文化的解读能力。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古代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纯粹的中原王朝或者说汉人王朝能够稳定可持续地同时统治长城南北,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都是北方入主的草原征服王朝”。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稳定存在的可以同时治理长城南北的帝国,其统治者大多来自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附近,也就是长城沿线这一中原——草原过渡地带,尤其是来自于目前的东北地区,因为他们可以同时理解中原与草原的文化,能够对中原采用儒家方法治理,对草原采用游牧方式治理。

  由于中原庞大帝国的建立,导致游牧者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与中原进行物质交易,因此为了维护游牧民族的利益,就会产生庞大的游牧帝国。而每当中原帝国衰落,草原的游牧民族的特点也导致游牧帝国随之衰落。

  震动世界的中国新面貌

  对于改开以后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作者也做了论述,提出了新的观点。作者认为1978年之后的中国经济以一个高速的线性增长给世界带来了很大振动。

  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如此快速的增长,有赖于以下三个条件同时发生:第一是中国加入WTO,得以顺畅地进入世界市场;第二是西方世界由传统的工业经济进入了创新经济,带来了制造业流程的大规模外包;第三是由于中国特有的土地财政,尤其是各地蜂拥出现的开发区、经济区的模式,让中国以一种罕见的高效率、举全国之力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承接外包的能力。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并且很难复制。要想让中国的巨大经济成就在变幻莫测的国际环境和世界越来越严重的民粹化中能够继续保持快速前行,任重道远。

  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简单说就是,让经济的回归经济、社会的回归社会、政治的回归政治、法律的回归法律,中国社会自会内生性地显现出各种可能性,带给我们各种想象力。”然而这样一点知易行难。

  西方在经历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内燃机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原子能航天技术、电子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后,又在创新经济模式下开始了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次是以不太容易清晰进行产业划分的创新,比如苹果、谷歌、脸书、特斯拉等模式的出现。

  这一次的创新,更多的是概念和精神层面的创新,这一次创新浪潮也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和财富,然而第四次创新却更多地选择了生产流程的大规模外包,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崛起,“它仍然能够拉动大量的产业发展,但是被拉动出来的产业并不在本土,而是在中国”。

  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如何应对这种经济创新的模式也成为中国能否持续快速发展的决定因素。

  精神解放是否需要再一次启蒙

  由于本书论点过于宏大,为了达到作者完整系统的构思,难免会有观点和思想上的偏颇。

  比如作者所“创制”的几个观念。一个是“普世民族主义”。普世与民族,很难成为统一的一个概念。历史上的众多国家、民族的案例,几乎无一不在阐释这两种主义的不可共存性质。而作者认为中国已经创造出“普世民族主义”,并因此才会在最近几十年取得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就。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其中的矛盾之处。近几十年的经济成就,首先有赖于1978年后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有赖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外包化的快速发展,并非因为我们具有了“普世民族主义”才会如此。

  今天已经是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一举一动有着巨大外部性效应的中国,对自己世界责任的理解却仍有巨大提高空间。这些都是违背中国国家利益的。对于如何做到“普世民族主义”,作者在本书第五章第二节《新的知识与新的人才》里是这样论述的:“普遍帝国要突破这样一种两难困境,唯有从‘伦理——官僚世界’进入到‘政治世界’,将帝国的自我身份与伦理剥离开,实现政教分离,否则必定无解。”

  看来,如何做到政教分离、从伦理——官僚世界进入到民主与法治的“政治世界”才是决定我们是否能够从狭隘的民族主义过渡到真正的世界民族的关键。

  “五四”运动过去一百年,可是还有人说我们需要启蒙。而真正改变我们的并不一定是启蒙,更多的是改变我们的认知:改变我们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作者说:“启蒙可能带来大量的信息,但是只有精神解放才能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些信息的意义何在。”而所谓的精神解放:“就是要反思乃至重构我们的认知框架。所以,精神解放是无法简单地通过另一次启蒙来完成的。”

(责任编辑:李佳佳 HN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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