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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的“念想儿”

2018-05-03 16:20:00 北京晚报  王凡奇,原中国亚太移动通信卫星公司副总裁
纪刚在工作中
纪刚在工作中
纪刚和他的夫人王仁英
纪刚和他的夫人王仁英
1980年2月15日晚报复刊
1980年2月15日晚报复刊

  “买晚报了吗?”北京人每天晚上的念想儿就是下了班,不管是谁先到家,家里的老人随口问出这句话。说《北京晚报》的老故事,必说到我的大伯父王纪刚。他曾是《北京晚报》创刊的元老之一和复刊后的总编辑,原名王永厚;官称:纪刚。

  纪刚早年参加中共北平地下党。抗战时蹲过鬼子的监狱、还在国民党的“炮局”(监狱)被灌过辣椒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百年潮》中,记录了王汉斌与王纪刚一起打入《平明日报》,利用记者、编辑身份和北平地下党学生工委负责人一起,联系广大群众和国民党的各级军官,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不懈努力和卓越贡献的经过。

  多少年,大伯父纪刚深深地爱着记者这个职业。

  参与筹办《北京晚报》

  北平解放后,1951年3月,经党中央批准,北京市委正式建立《北京晚报》筹备处,指定市政府新闻处处长周游、市委政策研究室秘书长罗林、《新民报》地下党员张其华为负责人,并委托廖沫沙负责指导党报筹备工作。当时在《人民日报》任总编辑的邓拓,也受彭真委托对筹备工作进行指导。

  同年4月1日,《北京晚报》筹备处召开党员大会,建立党支部。党支部委员系市委机关党总支指定的,由5人组成:支部书记罗林、组织委员陈海云、宣传委员陈泓、保卫委员赵继英、青年委员王纪刚。当时《北京晚报》筹备处共有党员22人。随后筹备处团支部也建立了,团支部书记为王纪刚。

  这一年大伯父结婚了。他的夫人王仁英也是中共地下党员。证婚人是廖沫沙。人生讲究的是缘分,是风雨同舟,事业却是时代的驱使,从此他的记者生涯与《北京晚报》结下了不解之缘。《北京晚报》的幸福和磨难、快乐与艰辛,如影随形地几乎相伴他大半生。

  1952年3月,北京市委决定,由原来计划办《北京晚报》改为办《北京日报》。1958年《北京晚报》正式创刊,王纪刚是负责人之一。同年,我爷爷把祖上留下来的祖产,那个曾经刻蜡版、撒传单、留住过许多地下党员、作为城工部秘密联络站的宅院,捐给了北京市政府,街道在那里办了工厂和幼儿园。

  《北京晚报》很快就受到广大北京市民的喜爱,而且按照当时彭真同志的指示要培养一批工人出身的编辑、记者;培养新一代新闻工作者和文化新人成了纪刚终身不渝的追求。《北京晚报》的老记者彭振绥曾经在追忆纪刚的文章中,满怀深情地记录了当时他如何从一个电车工人走上记者生涯的经历。《北京晚报》成了真正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紧贴生活的前行者。

  当时晚报的作者不仅有记者、编辑、艺术家,更有很多著名的学者、历史学家、科学家,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专栏作者的文章脍炙人口,晚报开辟“五色土”、“燕山夜话”等丰富多彩的专栏深得读者青睐;由于京剧界的老艺术家们为北京解放做出贡献和纪刚对京剧艺术的热爱,更是把京剧作为《北京晚报》一个重要的报道主题,他不仅爱护京剧老艺人,从50年代开始就宣传京剧界的新人。当时的杨秋玲、张学津、李崇善、李玉芙等都还是戏校的学生,在不到八年的时间里《北京晚报》为宣传这些京剧艺术的后起之秀做了大量的报道,同时推出了一大批京剧艺术家。

  晚报复刊发时代先声“文革”浩劫结束,他从延安回到北京,依旧舍不得《北京晚报》。改革开放之初,他辞去了科协副主席的职务,在重整旧部的同时,尤其培养了一批踌躇满志的青年才俊,在经费缺少、物质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在广大读者盼望中,复刊了《北京晚报》。

  复刊初期,记者、编辑们没有办公室,就在大礼堂的舞台上摆几张办公桌。年轻记者连个抽屉都没有,只能经常在纪刚家里开编辑部会议。周末全体报社人员自发上街卖报纸,报社人员在没有一分钱的情况下,创造了报界的几个第一!据晚报记者辛铁池所记:他发现了一个年轻歌手苏小明,从剧场采访出来,坐在深夜的公交车上突然萌生出找几个这样的歌手办个音乐会的想法。第二天他找到纪刚,谈了设想。纪刚认真听完,立刻说:“走,我去听听苏小明。”过了几天铁池陪纪刚听了一次苏小明参加的演出,回来问:“就这样的找几个,弄一台,怎么样?”纪刚回答得很干脆:“行!你们去干吧!”随后,张滨龙、沙青等报社记者们通力合作连续两天在首都体育馆举办了轰动一时、享誉海内外的“新星音乐会”。

  在纪刚的推动下,晚报又以极大的魄力冲破重重障碍,打破禁忌,举办了《四郎探母》等传统京剧连演,率先推出了一批年轻的京剧艺术家。为了让这些年轻艺术工作者出演,纪刚奔走于各个剧场,在办公室、家里和艺术家们切磋商量,给演员和剧团排忧解难,晚报的年轻记者过士行甚至住在了戏校。年轻艺术工作者们第一次登台,就赢得了满堂彩,一万多张戏票在一天内一抢而空。家里人现在还记得,北京晚报卖票连演七场,可纪刚竟然没有给家里人留一张票。

  伯父家的晚餐“文革”结束恢复高考。1979年我从部队转业考上北师大中文系,萌生作家梦,理所当然地常去大伯父家聆听教诲,同时蹭顿饭,最爱大娘做的爆炒鱿鱼丝。1980年仲夏的一个傍晚,刚进门,发现屋子里坐满了一群年轻人和伯父在开会,似乎在谈论开辟什么样的新栏目,让晚报更加贴近市民生活。在座的都是晚报的年轻人,伯父留他们在家里吃晚饭。据堂弟王良良回忆,那时他们家就是晚报的业余培训班和会议室,几乎每天都有新老记者编辑与伯父探讨如何办好晚报。伯父作为一位老报人与他们热烈交谈,他记得黄天祥、辛铁池、宋汐、沙青、过士行、苏文洋等都来过伯父家。他们与伯父无拘无束地交谈、聊天。他们只要来了,伯父晚上必留他们在家里吃饭,全然看不出当时50多岁的伯父与他们是上下级关系,而像是真正的良师益友。

  一次,沙青坐公交车来的时候,发现公交车用砖头抵住车门才能关上。这在当时的老旧公交车是普遍现象,乘客上下车有安全隐患。伯父告诉他,这就是新闻点。第二天的晚报刊登沙青的一篇关于砖头的文章,引起业界的重视改进和读者广泛好评。伯父就是想要把晚报办成为群众着想,为百姓服务,发现社会问题就要及时写出来引起重视并及时解决的报纸。

  伯父一生追求并热爱新闻、出版工作。他最最钟爱、最惦记的就是创办和复刊《北京晚报》。《北京晚报》,是北京人的念想儿,也是北京人的骄傲!

  ——谨以此文纪念《北京晚报》创刊60周年、告慰伯父纪刚的在天英灵

(责任编辑:李佳佳 HN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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