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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2018-02-27 15:30:49 中国慈善家 

  如果历史选择了另一种不同的进程,一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将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需要一种新的浪漫主义眼光

  假如希特勒丧命于1930年的一场车祸,纳粹党是否还会上台?“二战”是否还会爆发?600万犹太人又是否还会遭到屠杀?假如18 世纪美国独立战争没有发生,美国奴隶制是否会更早废除?1860~1865 年的美国南北战争是否就可避免?假如贝尔福当年没有签署《贝尔福宣言》,以色列国最终是否还能建立?假如列宁没有在50岁出头儿时就去世而是多活了20年,那么残酷血腥的斯大林时代是否可以避免?假如西班牙无敌舰队当年成功入侵并占领了英格兰,那么英格兰是否会再次成为天主教国家?假如果真如此,那么其艺术、文化、社会、科学及经济又将怎样发展?假如阿尔•戈尔在2000年竞选美国总统成功,第二次海湾战争是否还会爆发?假如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获胜—正如维克多•雨果在其鸿篇巨作《悲惨世界》开篇中所推测的那样—又会是怎样的情形?这位小说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怎么可能就这么打了败仗?

  然而这些既成事实,正如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所写的那样:“这些事是抹煞不了的。岁月已给它们打上了烙印,把它们束缚住,关在被它们排挤出去的无限的可能性的领域里。但是,那些可能性既然从未实现,难道还说得上什么可能吗?抑或唯有发生了的才是可能的呢?”

  有可能会发生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吸引着历史学家们。但正如E•H•卡尔(E. H. Carr)在《历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一书中所认为的那样,这个问题长久以来不过是一种娱乐性室内游戏而已,是几百年前帕斯卡就曾经讥讽过的一种可笑的推测。

  帕斯卡曾问道:假如埃及王克里奥帕特拉的鼻子略微短一点儿,那么她就没那么漂亮,也就不会给本该为击败屋大维而备战的马克•安东尼带去致命的诱惑,假如事实果真如此,那么结局又会如何呢?罗马帝国是否会因此而从未建立呢?它依然会建立,哪怕换一种不同的方式或者在一个稍微不同的时间点。起作用的是众多因素,而非一人的好恶。

  类似的讽刺也可以在18 世纪通俗小说中找到,比如《罗伯特骑士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Robert Chevalier)。该书于1732 年在巴黎出版,随后很快被翻译为英文,书中假想了美国原住民在哥伦布航海之前就发现了欧洲大陆。另外一个有名的例子是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他在《罗马帝国衰亡史》(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中曾取笑牛津大学,称他在那里度过了人生中最无聊、最无用的日子。他写道,如果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 )没有在733年击败摩尔人,伊斯兰教将可能统治整个欧洲,而“牛津的所有学校就都有可能要教学生如何阐释《古兰经》,教士们也都可能要给信众传授穆罕默德的圣训和真言”。显然,吉本认为,至少就牛津大学而言,其结果还是会与现在的情形大同小异。

  关于“有可能会发生什么”的问题,在数百年中,很多作家都在他们的作品中有过或多或少的猜想。罗马史学家李维(Livy)曾揣测过要是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罗马,那么世界究竟会怎样的问题。西班牙骑士朱亚诺•马托雷尔(Joanot Martorelli)及其朋友马蒂•朱安•德•加尔巴(Martí Joan de Galba)的传奇故事《白骑士蒂朗》(Tirant lo Blanc)则在其想象的世界中,让拜占庭帝国打败了奥斯曼帝国,而不是相反。该书是在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攻陷后的数十年里写成的,也是第一次以架空历史的方式出现的作品,具有较为明显的一厢情愿的特征。

  以理性的方式看待历史,例如像吉本的著作那样,将人类历史视作上帝“神意”的展现,这是对既定事实进行历史书写而非虚构猜测的必要前提。正如艾萨克•迪斯雷利(Isaac D’Israeli)于1835 年第一次对该主题进行讨论时,在名为“论未曾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短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当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将“神意”这一概念“据为己有”时,这一概念是无法说服一位公正的旁观者的。

  这种观点并不新奇,尽管迪斯雷利试图通过引用一些对可能发生的事件进行猜测(尽管只是很简要的猜测)的历史文本对该观点进行支持。例如,假设亚历山大大帝成功占领意大利,查理•马特败给摩尔人,西班牙无敌舰队成功登陆英格兰,或者查理一世未被处决,世界究竟会怎么样。

  迪斯雷利归根结底真正想说的,是历史学家应将“神意”的观点转变为“意外”或他所称的“宿命”的概念。不过,在充分展开这种猜想前,还需要再多进一步。像其他启蒙运动时期的历史学家们一样,吉本依然将时间视为永恒,视人类社会为不变:他笔下的罗马帝国元老很容易被人们想象为头戴假发、在下议院中不停争论的18世纪的绅士们,而他们所表现出的品德则颇似吉本在他的同代人身上所发现的品质。

  如果历史选择了另一种不同的进程,一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将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需要一种新的浪漫主义眼光,需要把过去与现在完全分开,需要赋予每个时代其自身的特殊性,正如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及其史学门徒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所认为的那样。

  最先详尽地阐释这一观点的是拿破仑皇帝的崇拜者,法国作家路易•若弗鲁瓦(Louis Geoffroy),这不足为奇。的确,拿破仑大帝在滑铁卢战役失利后便被流放至圣赫勒拿岛,然后在追想本该如何战胜敌人的梦境中度过了余生。这位昔日的皇帝叹息道,1812年大军靠近莫斯科大门后,如果俄国人没有火烧莫斯科城,他的军队便可在城中越冬,然后“一旦气候转暖,我便可朝敌军挺进;我便能击溃对方;我便会成为敌军帝国的主宰……因为我原本只需要与人和军队开战,而不必与自然开战”。拿破仑被“冬将军”击败的传说便由此诞生。 但若弗鲁瓦却认为浇灭莫斯科的熊熊烈火并非成功所必需,在1836 年的短文《拿破仑征服世界》中,他让拿破仑北上挺进圣彼得堡,击溃俄国军队,俘虏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并占领瑞典。接着恢复波兰王国,完成对西班牙的攻占,继而在剑桥战役中让一支军队登陆雅茅斯北部的东盎格鲁海岸,彻底摧毁由约克公爵带领的23万英军。英格兰从此并入法国,被划分为22个法国行省。截至1817年,他成功将普鲁士从地图上抹去,4年后击败巴勒斯坦一支庞大的穆斯林军队并占领耶路撒冷,摧毁城中所有清真寺,还从萨赫拉清真寺的废墟中找到黑石运回法国巴黎。

  拿破仑的胜利还远远没有结束。趁着迅猛之势,他随后征服了亚洲,包括中国和日本,他摧毁了除天主教外所有其他宗教的圣地,在非洲建立霸权,将美国降于法国管制之下,并于1827年将美国南北部各州的州长召集至巴拿马召开国会使之生效。在他名为“世界统治者”的就职演说中,拿破仑宣告其全球帝国制:“在我的种族内实行世袭,从现在起直到时间的终结,全世界都将只有一个国家、一种权力……基督教是世上的唯一宗教。”由于有教皇授予的“全能者”这一新的称号,拿破仑甚至还重新获得了天伦之乐,因为在其奥地利妻子(仅出于政治联姻)去世后,他再次结婚,迎娶了心爱的约瑟芬。

  最后,拿破仑于1832年逝世,一生获得了历史上任何政治家或将军都难以企及的成就。他非但不是一位残酷冷血的独裁者,而且保留了议会,成为一位开明而爱好和平的君主。

  法兰西的胜利与基督教之间的联系似乎表明,这一切都主要归功于神意的造化,至少从这个层面上讲,若弗鲁瓦的作品是相当过时的。并且,该作品还无可避免地加入了非常浓厚的历史要素—或者应该称之为伪历史要素:历史进程的某一改变导致了一系列漫长的历史事件无可避免地随之发生,毫无偏差或逆转的可能,并且直接定下了历史的结局,就像拿破仑在其就职演说“世界统治者”中所宣告的那样。

  甚至连维克多•雨果也没有设想得这么远,他在《悲惨世界》中认为,神意已经裁定历史不再为拿破仑这样的巨人留有一席之地,因此在滑铁卢战役中,沉闷迟钝、天性愚昧、缺乏想象力的威灵顿反而战胜了天才的拿破仑,这就足以表明在更大意义上,这次战役标志着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显著的转折点,而非简单表明法兰西军荣的终结。 (本文节选自《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责任编辑:任刚 HF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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