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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之迂与读书之智

2017-12-29 13:27:22 和讯 

  李翰

  《世说新语·文学》 载:“庾子嵩读 《庄子》,开卷一尺许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魏晋玄学大盛,注《庄》 者不下二十家,窃以为如此读《庄》,可得哲人之心。齐桓公于堂上读书,轮扁曾云:“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庄子·天道》) 大道无言,能言者,道之粗也。庄周著书,正是要知者忘言。

  言及其所构成的文本体系,不过是“道”的勉强指向,且并非唯一或最佳。以“道”为目的,对读书不以为然,确也无可厚非。禅宗不也主张不立文字,棒喝顿悟么? 阅人既夥,阅世既深,谓 《庄子》“了不异人意”,不过是中年不惑而已。王阳明少读 《礼记》 及朱子,格竹七日,劳思致疾,其后谪贬贵州,于沟壑辗转中,方悟道不外求,转重朱子“学问根本在日用间”(《传习录下·朱子晚年定论·答潘叔恭》)、“更当于日用之间为人之本者,深加省察”(《传习录下·朱子晚年定论·答林充之》)。所谓吾之大学在人间,而不必尽赖于书也。阳明此后教人读书,“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传习录》 上),以免死于章句。至颜习斋,耗竭一生心思精力,仍未于群经中觅得尧舜周孔之道,愤然曰“率古今之文字,食天下之神智,扫天下之人才”(《四书正误》 卷四);更谓以往读书,犹如吞砒:“于途次闻乡塾群读书声,便叹曰,可惜许多气力。但见人把笔作文字,便叹曰,可惜许多心思。但见场屋出入人群,便叹曰,可惜许多人才。故二十年前,但见聪明有志人,便劝之多读;近来但见才器,便戒勿多读书。”(《朱子语类评》)

  前哲反思读书之弊,既有鉴于语言及其所组构之文本的局限性,更因他们认为道之体认,非经验与力行不可,还因读书非唯增善,亦且助恶……凡此,皆须作具体分析。古今坟典,即便言不尽意,总有部分可启导后学,以免误入歧途;力行践履,也是印证及走入经典的有效方式。故其人反读书,如李白讥“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嘲鲁儒》),是反死读书、读书死者。世间另有一种识见,以为读书人冥顽迂阔,百无一用,“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章碣《焚书坑》),此种纯以事功、成败为价值判断的反智传统,与前哲见地南辕北辙,绝不相类。

  盖读书之迂,有死读、读死之迂;也有守正持道、有所不为之迂。后者不能阿世取荣,更做不到谲诡其术而渔利天下,乃读书真义所在,而为真哲所表彰。与读书之“迂”相对,自有一种读书之“智”。朱维铮先生曾谓刘、项等是国史“不学有术”之人,此种“术”生长于社会生活,不必通过读书即可获得,正如清初颜、李学派的“道”,也不必定要经由读书,“术”、“道”皆可由书外获得。先哲不排除读书亦可达“道”,后学固亦可由读书通“术”,更可“道术以为天下裂”,以其“术”而惑大道。则刘、项设若读书,一样无妨“坑灰未冷山东乱”,且有过者。此所谓更怕流氓有文化也。

  故前哲反读书,乃鉴于“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针对读书非但不能明道修德,反而增人狡黠,败坏心术,包含了更深一层的忧虑。《庄子》 此论极多,而以 《胠箧》 尤为痛切。“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明天下以“道”,取天下及惑天下以“术”,人之谓“文明”者,在庄子看来,有多少却是“文暗”、“文惑”、“文黠”。其云“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真堪振聋发聩。后代读书人如过江之鲫,“文明”者几何,“文惑”者几何,“文惑”而自以为“文明”者几何,乃至“文黠”者又几何!

  “文”本通“纹”,文即饰也,饰即伪也,人若无“文”,形同禽兽,而人之文明,又杂陈多少伪惑、淆乱、狡黠,此真人类无可奈何之宿命。阮籍 《咏怀诗》 (洪生资制度),那被服有常,举止得体的儒生,作为文明的产物与传人,在诗人看来,却“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或许这还只是积习使然,无心之伪;又有一类,如《庄子·列御寇》 篇中吮痈舐痔者,蚁附蝇趋,更无足论矣。阮籍亦尝被迫为人作 《劝进表》,而内心愤郁,文成数月,即溘然长逝;若吮痈舐痔之辈,以文助恶,吞砒如饴,必无阮氏之痛。

  陶渊明才高学富,而五子皆不学,陶作 《责子诗》:“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知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或谓渊明“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杜甫 《遣兴》),是恨铁不成钢。而细味全诗,诸子不好纸笔、不爱文术,恰免吞砒之害,而得上树觅梨、提竿打栗之自然趣味,一派天真。诗题“责子”,而全篇洋溢溺爱之情,哪里有半分责备的意思。陶渊明质性自然,难容矫厉,五子不学,正可健康活泼地成长。

  由读书、文籍之伪,转尚自然浑朴之真,正是文明 自身的清创排毒。文明进程愈加深入,其创毒也随之深入,在 《儒林外史》 中,吞砒之毒,几乎已不可救药,于是,最闪光的人物,便是那寄食寺庙的写字人季遐年、做裁缝的荆元、卖火纸筒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且说裁缝荆元,也弹得琴,写得字,做得诗,有朋友就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 何不同些学校里人相与相与?”荆元回答:“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 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和我们相与? 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真是神仙一样的人物。那朋友听了这番话,也就不和他来往了。

  再如茶馆小老板盖宽,生意总不大好,日子抠抠索索,邻居一老爹时常过往,一日邀他顺便上雨花台绝顶看看,书中写道:“(两人) 望着隔江的山色,岚翠鲜明,那江中来往的船只,帆樯历历可数。那一轮红日,沉沉的傍着山头下去了。两个人缓缓的下了山,进城回去。”二人光风霁月、清简洒脱的气象,与严监生、范举人等比起来,真如云泥。不过,这一幅斜阳悲歌的图景,透示着沉沉伤感,也令人胸闷。本回的回目是“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想那吴敬梓饱读诗书,主盟文酒,到头来却要在儒林之外,去听那高山流水,悲夫。

  天地有大书,为圣人之所法,法圣人,何如法圣人之所法。三千年圣贤华章,满世界头巾碌碌,更为长久的,竟是那引车卖浆、渔歌樵唱,岂无由也。

  从学校西门出来,每每见宏基广场烟火喧阗,卖水果的,烤羊肉串的,挤大排档的,熙熙攘攘,不知其中可有荆元、盖宽这等人物。转思古人之议论,回望楼宇之茫茫,不禁想,在西门口支炉烤串,可免吞砒否?

 

    来源:文汇报

(责任编辑:杜川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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