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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读书丨Facebook COO桑德伯格:我是如何从悲痛中复原的?

2017-09-30 16:28:45 21世纪经济报道抢鲜报 
  本文节选自谢丽尔·桑德伯格的《另一种选择:直面逆境,培养复原力,重拾快乐》

  对于谢丽尔·桑德伯格来说,生活从来都是最优解。她拥有最好的资源:家世、智商、学识、财富,她站在高处,是人生的赢家。

  她曾经是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办公室主任、谷歌全球在线销售和运营部门副总裁,现在是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也是福布斯上榜的前50名“最有力量”的商业女性精英之一。而对于中国的广大读者来说,她因为写了鼓励女性勇敢争取事业成功的《向前一步》而闻名。

  她曾在书中写到:“伴侣的支持非常重要,绝大多数的成功女性都拥有一位相当支持自己事业的人生伴侣。”现实也确实如此,就在桑德伯格的事业步入正轨之时,她遇到了自己一生中的挚爱,在雅虎做高管的戴夫。你可以说桑德伯格是幸运的,因为她找到了这样一位完美伴侣,支持自己的事业,又分担了照顾家庭的责任。

  然而,人生的拐点总在高潮之处,2015年5月,谢丽尔的丈夫戴夫·高德伯格突然去世,她的世界也随之崩塌,她认为自己和孩子们再也不会有真正纯粹的快乐了。

  戴夫去世两周后,当孩子们准备参加学校的亲子活动却没有父亲的陪伴时,谢丽尔痛苦地对朋友说:“我只想要戴夫。”朋友说:“既然选择A已经不存在,你就只能考虑选择B了。”

  谢丽尔后来明白了,每个人都有可能面对人生中的选择B,遇到创伤后我们需要充分了解选择B,勇往直前,重新找到快乐与幸福。她把自己愈疗的过程写进了《另一种选择》当中,她希望可以帮助人们“不必经历悲剧,就可以提前建立自己的复原力,为面对潜伏在人生前路的障碍做准备。”

  我们一起来看看谢丽尔·桑德伯格是如何走出悲伤的泥沼,找回自我的。

  当我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面对或处理消极事件时,也播下了复原力的种子。

  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花了数十年研究人们如何应对挫折,结果发现有三个认知因素会阻碍复原力:

  (1)个人化(personalization):认为坏事的发生都是自己的错;

  (2)普遍性(pervasiveness):认为消极事件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3)持久性(permanence):认为事件的残余效应将永远存在。

  这三个因素(简称“3P”)的存在,它们会让你的大脑萦绕着这样的想法:

  “都是我的错!一切都糟透了,人生糟透了,而且会一直糟下去,直到永远!”

  认识到消极事件并非个人原因所致,困难也并非无处不在,更不会永久存续的人,患抑郁症的可能性会降低,也会更好地渡过难关。

  01

  认为坏事的发生都是自己的错

  我也曾落入3P陷阱,首先是从个人化的内疚开始的。

  戴夫去世后,我迅速陷入了自责。第一份医学报告显示,戴夫的致命伤是从健身器械上跌落导致的头部损伤。因此,我不断地责备自己,如果我们早一点儿发现,他就能够被救活了。我的弟弟戴维是神经外科医生,他坚持认为我这么想是不对的————从健身器械上跌落下来,可能会让戴夫的手臂骨折,却不会要了他的命,所以,在他跌落之前一定发生了什么。后来的尸检证实了戴维是对的,戴夫死于因冠心病导致的心律失常。

  即便如此,我仍能找到其他理由责备自己。

  此外,我还因为他的去世给我身边的人带来的不便而感到自责。悲剧发生之前,我是家里的大姐、实干者、计划者、领导者,但戴夫离开后,我突然什么都做不了了。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发现自己说得最多的一话是:“对不起,我很抱歉。”我不断地跟每个人说抱歉。

  我的朋友亚当最终说服我,我必须舍弃“抱歉”这样的字眼。他也提到,其他类似的闪烁其词的表达也不能再使用。亚当解释说,自责会阻碍我复原,这意味着孩子们的复原也会受到影响。他的话让我惊醒了。我意识到,既然医生都没能阻止戴夫的死亡,那么我相信自己有能力阻止他的离开就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也没有打扰任何人的生活,所有的不便都是悲剧的发生带来的。

  当自责越来越少时,我开始注意到,并不是每件事都那么糟糕————孩子们可以整夜熟睡了,他们哭得少了、玩得多了;我们也去找专业的咨询师和治疗师寻求帮助,我可以自己照顾孩子们了。我有深爱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他们每时每刻都为我和孩子们提供支持,我感觉跟他们更亲近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亲密。

  02

  认为消极事件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戴夫去世10天后,孩子们就回到了学校,我也在他们上学的时候返回了工作岗位。回到工作岗位最初的日子非常混乱。

  我在Facebook(脸书)担任首席运营官超过7年,但是,突然间,一切都不一样了,变得很陌生。当天第一个会议上,我能够思考的只是:“每个人都在讲什么呢?这个会议有什么意义呢?”

  然后在某一点上,我被拉入讨论————突然有一秒,也许是半秒,我忘记了一切,忘记了死亡,忘记了戴夫躺在健身中心地板上的样子,忘记了棺木下葬的场景。那天第三个会议上,有几分钟我竟然睡着了,但我对此也感到庆幸,因为是这几分钟是戴夫去世后,我第一次感到放松的时刻。几周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我可以更长时间地专注在工作上。工作给了我一种做回我自己的感觉,同事们对我的善意也让我知道,我的生活并没有那么糟。

  我一直相信,人们需要在工作中得到支持和理解;我现在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悲剧发生之后这一点更为重要。

  我想起我大学毕业之后,第一天到公司上班,老板让我在 Lotus 1-2-3(一款 90 年代很流行的电子表格软件)里输入数据,我表示自己不会。老板怒道:“你连这个都不会,是怎么拿到这份工作的?简直难以置信!”紧接着,他摔门而出。

  那一瞬间,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甚至以为自己要被解雇了。但之后我明白,我只是不擅长电子表格软件而已。

  03

  认为事件的残余效应将永远存在

  在3P陷阱中,对于我来说最难的部分是悲伤的持久影响力。

  数月以来,无论我做什么,我都会感觉到痛苦无处不在。我认识的大部分经历过人生悲剧的人都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悲伤会慢慢消逝。他们想让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微笑着想起戴夫。但我根本不相信。孩子们哭的时候我会迅速想象到未来————他们未来的生活中没有爸爸了。

  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便倾向于将苦难无限地投射、放大。

  有一项叫“情感预测” (affective forecasting)的研究,旨在对人们未来的情绪进行预测。该研究显示,我们往往过度放大了消极事件对于自身的影响。

  研究人员请一些学生想象自己和爱人分手两个月后的伤心程度,又请一些真正经历过分手的学生报告分手两个月后的感受。研究结果显示,真正经历过分手的学生要比仅凭想象的学生更快乐。此外,我们也会高估其他压力事件的消极影响。例如,被拒绝授予终身教职的助理教授,认为自己在接下来的5年内都会沮丧消沉,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某个大学生认为,如果他被分到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宿舍,就会感觉很痛苦,实际上也没有。

  塞利格曼发现,像“从不”“总是”这样的词代表了持久性。就像把“抱歉”踢出我的词汇表一样,我也试图不再使用“总是”“从不”,而是用“有时”“近来”来取代。我开始明白,无论我感到多么悲伤,下一个痛苦减轻的时刻总会来临。这样做也帮助我重新获得了控制感。

  我认识的一位精神科医生解释说,人类在进化中就具有联结和悲伤的能力,人类有天然的工具可以从失去和创伤中复原。这一席话令我坚信自己扛得过去————既然人类进化出了应对痛苦的能力,那么悲伤就杀不死我。

  04

  结论

  每个人都会面临失去:失去事业、爱情或生命。

  问题不在于悲剧及挫败何时发生,它们总会发生,我们也必须直面应对。

  复原力源于每个人的内在,也源于他们获得的外部支持;复原力源于因生命中的美好而引发的感恩,也源于在挫败中学到的经验;它既来自对于悲伤的解析,也来自对悲伤的接纳。

  有时,你的复原力比你想象的弱一些;有时,又会强一些。

  我想让你明白,当生活给你当头一棒,让你坠入悲伤之海时,你能做的就是奋力游向水面,重新呼吸。

  (编辑 陈思)

  (本文节选自《另一种选择:直面逆境,培养复原力,重拾快乐》;作者:谢丽尔·桑德伯格、亚当·格兰特;中信财经社出版)
(责任编辑:娄在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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