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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百年,什么是成就一流名校的关键?

2017-09-26 16:43:41 时代周报  陈泽秀
时代周报记者 陈泽秀 发自广州
时代周报记者 陈泽秀 发自广州

  1917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立。参与协和建立的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官员曾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人与命运搏斗,失败摧不毁的理想’。” 经过100年的积淀,对今天的中国老百姓(603883,股吧)来说,“协和”二字,意味着一所医院对中国医学教育的推动,也代表着医事之道的至高境界。

  十年前,医疗业内人、曾就读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常青,以笔名“讴歌”写作了《协和医事》一书,讲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如何培养专家,协和医生如何对待病人、造福社会的故事。此后十年间,常青立下心愿:去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档案馆,翻阅更多的原始资料,把书中原来觉得不甚满意或是不够深入的地方,来一次大修订。2016年秋,常青远赴美国,每日乘火车往返于纽约与档案馆所在的小镇间,从早上9点起,在疯狂的英文快速阅读中度过一天。常青说这是一次救赎之旅,“拉我回到本质,回到内核,回到辛勤劳作,去往更高标准”。

  当我们在今天谈论协和的过往百年历史时,究竟在谈论什么?为什么全国人民看病依然希望上协和?为什么有些协和人似乎依然自带一套“净化系统”,与外部世界不保持同步的世俗?在新版序言中,常青写道:“有一种力量,有一种做事的选择和方式,虽不大声,但绵延,自成宇宙,它打动过我,打动过不少人。”什么是成就一所名校的关键?这本《协和医事》给出了答案。一所能够实践真正大学理念的大学,必须要做三件事:教化“整全的人”、职业训练、科学研究。将任何一件事从其中剥离出来,都会有损大学的精神实质。

协和百年,什么是成就一流名校的关键?

  传承的力量

  时代周报:这次出版的《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与2007年版的《协和医事》有什么不同?

  常青:2007年版的《协和医事》写法比较扁平,只是说协和是怎么成功,但成功背后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由于资料等原因,是没有提到的。新版中,我希望对协和不只是缺乏张力的褒或贬,不只是一支表面赞歌,而是能将协和置放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呈现它在面对诸多冲突时的坚持、诸多分叉时的选择、诸多朦胧时的预知。看在各种力量的交织中,协和如何坚持如何做事,以及如何保持希望之火不熄。

  此外,我接触了很多中国的名医,他们都说协和有一种传承,就是一代代人之间,坚持一种做事的选择和方式。我在写书时,不希望空洞地渲染这种传承,而是去研究为什么协和会有这种传承的力量。后来我发现,这就是所谓的认知共同体。

  时代周报:回看这100年,对协和来说,哪些时间节点是关键而又充满冲突的?

  常青: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有很多冲突。比如为什么是在中国?当时中国是一个战争不断的国家,政府的政策很不稳定,更不用说物价飞涨了。又比如,应该招什么样的老师和学生?有人说,这么好的学校,为什么不多招几个?为什么非要用英文教学?中英文化如何融合?

  在发展的过程中,基金会每年拨款时,一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花巨资投资协和?要不要办一个高标准、少而精的医学院?基金会内部也有斗争,20世纪30年代民众运动兴起,有人曾经希望把协和的重心转移到民众医学,而不是一个过于贵族化的烧钱的项目。但总有一帮人,非常固执地坚持办精英教育。到了五六十年代,苏联教育体系开始改变中国,那协和要不要放弃八年制?等等。

  时代周报:民国时期,“梁启超被西医错割腰子”的事件引发了中医、西医之争。你怎么看待这场争论?

  常青:新版里面,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和经历去重新修订“梁启超事件”,原始资料更多。当年梁启超因为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割了一个肾,却检查不出病因。他的弟弟发表《病院笔记》一文,表达了对西医的失望之情。后来引发了大讨论:手术该不该做,右肾该不该切。陈西滢、徐志摩等人发文对西医进行了嘲讽,但用真正学过医的鲁迅的话说,这两位是“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

  梁启超的病例里面有详细的描述,当时的病例都是英文写的,手术的过程、手术方案的讨论,是内科医生、外科医生、病理医生共同讨论的结果。梁启超肾上的肿瘤节点,很难在表面看到,需要把肾割了,才能知道里面的病理结果。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没有解剖知识,就很难理解。后来出版的书中提起此事,变成了“梁启超被错割腰子”的误传版本:本来应该割坏肾,却割了健康的肾。这件事演变成了不负责任的医德问题。

  其实,大部分中国病人不太了解中医方法学和西医方法学,甚至可能连这两个方法学都分不清,但是病人有一个本质的要求,就是能治好病。有的病,不管中医还是西医,都是治不好的。“根本治不好”这件事情,在我们的教育里是缺失的。西方有些国家会好一点,他们比较早地思考生与死、健康与生病,对医学究竟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相对了解。
协和百年,什么是成就一流名校的关键?

  把协和当成庙堂

  时代周报: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的学医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常青:很多人替我惋惜,为什么坚持了八年,最后不去做医生?但我从来不觉得惋惜。进协和之前,我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协和把我变成了一个相对理性的人。这八年,有非常痛苦的时候。比如有一门课叫神经解剖,我们要把大脑的每一层切下来,去看洞里面穿的是什么神经,这个截面切的是哪一块。另外,在医院肯定能见到生死。冯唐曾说,从协和毕业很久以后,开始把协和当成庙堂,偶尔回去看看,安定心神,体会生死,汲取力量。我非常认可这句话,回到医院的病房,跟医生聊一下今天收了哪些病人,就会突然觉得原来生活不只是眼前在意的那点小事。

  时代周报:去年有一个成都的医生在网络上炫富,他解释称,这么做是为了鼓励年轻人。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做医生收入低,不愿意学医。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这样强调协和理念会不会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常青:我不强求那些对物质生活有期待的人一定要听我这套言论。现在留在协和的一些人,宁可每个月几千块钱,但就是很喜欢做医生这件事。肯定会有人纠结:做医生太穷了,我为什么还要再撑下去?假设我再给他们灌输做医生就是很伟大的观念,还是很难解决问题。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可能不是特别喜欢做医生,但觉得自己都学医了,不做医生的话其他的又做不了,他们按照风险最小的路径选择职业,这种人可能会比较纠结。

  时代周报:你提到协和培养的人才要具备“一颗人文心和一副科学脑”,怎么理解这一点?

  常青:医患沟通很多时候是对人性的理解,这个人性是非常极端的。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遇到的是一个极端困境,要试图理解他的心理状态。在中国,还要考虑到病人的家属关系,谁给他付钱等,这些事情甚至可以写一本小说。如果一个医生没有看过小说,没有一颗人文的心,他很难知道,自己面对的病人背后有这么一大堆事情。

  真诚是医患沟通的法宝

  时代周报:现在的医患关系比较紧张,以前的情况如何?

  常青:我问过一些老医生,他们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医患关系是非常单纯的,这可能跟人们的思维方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关。2007年左右,我写《协和医事》这本书时,认为医患关系到了谷底,但是到了今天,好像又往下掉了,杀人动刀子的事情都多了。但我问过很多医生,特别是我尊敬的医生,他们那里目前是没有医患问题的。也有可能是因为现在资讯太发达了,一些事情被人们看见的概率更高了。

  时代周报:一个医生应该如何与病人进行有效沟通?

  常青:其实很简单,就是真诚。一个病人能够感觉到医生的真诚。如果再使用一些技巧,比如形象地描述治疗方案,让对方听懂,基本上就能避免大多数的医患矛盾。

  我有一个协和师弟,他是医患沟通的高手。我曾观察他如何在三到五分钟的门诊时间内,完成诊断、确定治疗方案,甚至推荐一些比较昂贵的药品的。他是这么说的:“你得的是类风湿关节炎,现在你的关节着火了,很大的火。灭火有两种选择,一是拧开水龙头,这个水龙头有些堵,是一点一滴地往下滴水;另一种比较贵,但是这是消防队,用高压水冲,你想选哪个?” 另一位女医生,博士后,著作等身,同样面对类风湿关节炎的病人,她跟病人这么说:“你的病情比较严重了,需要选择一些比较贵的药,你是想治标还是治本?”对方是一个来自湖南山区的女农民,旁边是她的女儿,两个人眼睛瞪着医生问:“什么叫治标,什么叫治本?”她们还没有想明白时,下一个病人已经拥上来:“到我了,你们先出去商量吧。”这就是医患沟通的效率。两位医生都非常出色,但是因为说话方式的不一样,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时代周报:对刚毕业的医学院学生,在职业选择方面,你有什么建议?

  常青:首先肯定要看自己的特点和兴趣,然后再适度结合外界的机会。很多人刚毕业时,很容易看什么火就选择什么,被外界影响得多。但是工作几年之后,还是要回到终极问题,问一问自己的价值观。

(责任编辑:娄在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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