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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浚案:世乱佳人还作贼

2017-08-15 22:03:00 法治周末 

  黄浚笔记作品《花随人圣庵摭忆》。资料图

  温禾

  今年是“八·一三”淞沪会战80周年,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奋勇作战,打击了日本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气焰,为中国长期抗战赢得了时间。在淞沪会战前后,发生了一起影响极大的间谍案,此案的主角是国民政府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

  当年汪精卫投靠日本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曾用“卿本佳人,奈何作贼”8个字,来痛斥汪的投敌卖国。这句话用在黄浚身上同样合适。

  1937年8月26日,黄浚被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在南京公开处决。

  江阴封锁线泄密案

  1937年8月6日到7日两天,在长江中上游沿线各港口包括南京、九江、武汉、重庆等地行驶与停泊的20多艘日本军舰与商船突然开始飞速撤往长江下游。与此同时,在重庆、武汉、南京的日本侨民也都突然停止了活动,随日本商船撤离。

  这一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时,蒋介石错愕不已。因为这让蒋介石刚刚制定的一项军事行动破产。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节节推进,南京政府预见到战火不久后必然烧到南方。为此,南京政府制定了《国军战争指导方案》以应对局势发展,这个方案明确提出:“淞沪方面实行战争之同时,以闭塞吴淞口,击灭在吴淞口内之敌舰,并绝对控制其通过江阴以西为主……”

  而就在日本军舰往下游逃窜的前一天,8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一次秘密军事会议。会议的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在江阴设立封锁线。

  江阴被选为封锁地有其天然的优势,此处江面最狭窄的地方仅1500千米,且两岸群山对峙,自古就有“锁航要塞”之称。当时江阴的军事设施也较为优良,两岸有5个炮台,21门大炮,其中有新从德国购买的12公分口径的大炮,还有新添置的新式榴弹炮和高射炮,构成了一个火力强大的江防要塞。

  当晚的会议,还议定了将于8月中旬在上海主动发起对驻沪日军的进攻。这一系列军事行动的战略就是“以快制快”与“制胜机先”,趁日军主力还在华北之时,率先歼灭驻沪日本军事力量,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

  在发动上海战役之前,先以海军封锁长江下游最狭窄的江阴要塞,“瓮中捉鳖”,拦截与猎获当时正停泊或行驶于长江中上游各港口的日本军舰,对中国来说,是打好上海战役、抗击日本的一次绝好机会。

  这是最重大的国防军事机密,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蒋介石、汪精卫和其他几名高级长官以及担任会议记录的机要秘书黄浚。会议结束时,已是8月5日深夜。当晚,蒋介石当即签署命令,以特级军事机密下达有关部队。驻扎江阴的部队开始破坏江阴一带长江水面的航路标志,布设水雷,进入一级战斗状态。

  没想到的是,到8月7日,日本在长江中上游的军舰、商船、侨民几乎全部撤走。当中国海军开始行动时,只扣下了两艘商船。一次良好的战机就这样丧失了。封锁江阴要塞的计划,未及实施便宣告失败,这让蒋介石大为恼火。

  很显然,日本在中国作出这一决策后,很快就获得了这一重大军事情报并作出了部署,否则不可能如此迅速地组织起这一次重大军事行动。蒋介石明白,江阴封锁线一事日方知道的如此清楚,说明日本间谍已潜入能接触最高机密的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核心。这是最可怕的,是一个大隐患,不除不行。盛怒之下,蒋介石召来军统的戴笠、中统的徐恩曾、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等,严令他们限期把出卖机密的汉奸、间谍查出来,严加惩办。

  黄浚间谍案破获

  谁是内鬼?

  蒋介石记得,参加8月5日绝密会议的,除了军委会几个要员外,还有机要秘书黄浚。“难道是黄浚?”蒋介石自己问自己。

  在蒋介石的眼里,黄浚沉稳、干练,工作上没有丝毫漏洞。而工作之余,他们还会得空闲聊,因为黄浚对各种掌故无所不知,蒋介石对他的为人处世也颇为欣赏。但此时,蒋介石也想不出还有其他人。

  宪兵司令谷正伦经过分析也将怀疑的对象列为黄浚。黄浚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并与当时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保持联系。谷正伦将监视黄浚的工作交给了警备司令部特警二中队,这个特警二中队成立的一个“外事组”是专门从事反间谍工作的,地点就在南京鼓楼的日本总领事馆附近。

  经过特工们一段时间的策划和工作,“外事组”在日本总领事馆和黄府内都有了可靠的内线,并发现了黄浚与日本总领事馆的情报往来途径。其中,比较隐蔽的情报递送地点是在南京玄武湖公园。黄浚一般在散步时吃巧克力,吃完将包糖的纸夹着情报,放到公园偏僻处的树洞里,日本情报员到此将情报取走。

  最为常见的联系方式则是通过一个相同的灰色呢帽。黄浚常到南京新街口“国际咖啡馆”喝咖啡,进店后将自己藏着情报的深灰色呢帽挂到衣帽钩上,日本情报员也会将一顶同样的呢帽挂到衣帽钩上,其呢帽中藏着须磨的指示。日本情报员喝完咖啡,戴上黄浚的呢帽先走。而黄浚慢慢喝完咖啡,戴上剩下的那顶呢帽离开。后来,黄浚则指派他的司机代替他来咖啡馆换帽子。

  不久,“外事组”特工抓获了黄浚的司机,在呢帽的夹层中发现了黄浚呈送须磨的一叠情报——其中有蒋介石刚刚签发的绝密军事命令,调动精锐师移防上海与苏杭支援淞沪抗战、长江江防图等绝密资料。谷正伦将缴获的黄浚间谍罪证报告给蒋介石。蒋大为震怒,下令将黄浚捕获。

  1937年8月中下旬,黄浚在家中被南京警备司令部特工抓捕。最高军事法庭审理了黄浚间谍案,并挖出了黄浚汉奸集团。月底,最高军事法庭宣布了对黄浚日谍集团的判决:黄浚父子以卖国罪被处死刑,押赴雨花台刑场枪决。《中华民国大事记》中记载:“南京警备司令部及警察厅处决汉奸黄浚、罗致远、莫树英等18人。黄浚等向日本报告我国封锁江阴重要军事情报,致使停泊长江各地日军舰逃走一空。其子汉奸黄晟参与同谋,亦一并处决。”

  黄浚其人,曾是“梅党”

  当然,黄浚的故事并没有完。

  1943年,一本记述晚清与民国初年的人物、史事的笔记作品《花随人圣庵摭忆》在日伪占领地区出版,因当时纸张奇缺,仅印100本。这部作品出自黄浚之手。黄浚乃民国时期风流倜傥的才子,绝非浪得虚名,而是有真才实学。

  黄浚(1891年-1937年),字秋岳,号哲维,室名“花随人圣庵”,福建侯官(今福州)人。黄浚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祖父黄玉柱是清咸丰年间举人,父亲黄彦鸿曾为清光绪朝的翰林。黄浚4岁识字,7岁能诗,9岁便可悬腕作擘窠大字,因而自幼即有“神童”之誉。

  1903年,黄浚来北京求学,就读京师译学馆。因其年少聪慧,颇为陈宝琛、严复、林纾等人赏识。他从京师译学馆毕业后,被清廷授以七品章京衔,分发至邮传部任职。此后,黄浚又赴东赢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留学日本期间,他结识了很多日本朋友,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都十分熟悉。

  回国后,黄浚在北洋政府供职,先后在陆军部、交通部、财政部担任科员和参事。梁启超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时,黄浚深得梁的器重,被选为秘书。梁启超“赞其深妙,以为老宿”,他则称梁启超为“今世英哲”。

  黄浚旧诗功夫了得,还是同光体诗派的人物之一。在北京期间,他与当时的诗坛领袖樊增祥、陈三立(清末四公子之一,陈寅恪之父,同光体诗派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傅增湘、罗瘿公等人过从甚密。与当时的文化名人如陈师曾、张大千、杨度、徐志摩等也有往还。黄浚在当时可称得上是风流倜傥的才子,汪辟疆所著的《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中称黄浚“如凝妆中妇,仪态万方”。

  黄浚长期在北京生活、任职,与政府要人及清朝遗老遗少多有来往,十分熟悉清末民初政坛史事与掌故轶闻,这为他写作《花随人圣庵摭忆》积累了素材。

  1928年,北洋政府倒台后,黄浚来到南京,后在已任国民政府常委的同乡林森提携下,进入南京国民政府任职。1932年,汪精卫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在外交上与日本亲近,“知日派”黄浚得到赏识,被提任为简任级机要秘书,得到重用。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黄浚成为日本人紧盯的对象。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是有名的“中国通”,更是挂着外交官头衔的老牌间谍。他经常以拉拢、渗透等手段刺探国民政府的核心机密。而据了解黄浚的人透露,黄浚被拉下水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钱。

  黄浚风流倜傥,生活奢华,热衷于烟花柳巷、灯红酒绿的生活。他经常请客、打牌,出手阔绰,在北京时就是八大胡同的常客,还娶名妓为妾。黄浚的这个软肋被日本人抓住,在金钱的诱惑下,黄浚很快就下水了。为了提供有价值的情报,黄浚还把自己在外交部的儿子黄晟和参谋总部、军政部、海军部的许多同乡、好友也拉下了水。最终,他们落得个悲惨下场。

  黄浚喜爱京剧,是梅兰芳超级粉丝“梅党”的重要成员。他还数度为梅兰芳创作、修改剧本,参谋演戏,人称“梅兰芳的戏袋子”。他曾结合佛经中的传说故事,编写了《天女散花》。此剧为梅派著名的以歌舞见长的古装戏之一。

  梅兰芳创作《霸王别姬》时也曾得到黄浚的帮助,也因此梅兰芳才能将虞姬刻画得丝丝入微。1930年,梅兰芳组团赴美演出,舞台两侧对联即出自黄浚之手:“四方王会,夙具威仪,五千年文物雍容,茂启元音辉此日;三世伶官,早扬俊采,九万里舟轺历聘,全凭雅乐畅宗风。”电影《梅兰芳》中的人物邱如白,就是根据黄浚、齐如山等“梅党”人士艺术加工而成的。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黄浚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上世纪30年代前后,黄浚在《中央时事周报》杂志上连载其笔记体文章。当时《大公报》副刊《国闻周报》在刊登《凌宵一士随笔》,与黄浚的《花随人圣庵摭忆》对垒,为时人传诵。

  后世学者肯定了《花随人圣庵摭忆》的价值,认为此书是民国以来第一流笔记著作。清末民初,时局动荡,当时知识界形成了一股清谈掌故的热潮,有各种笔记刊发,但上品之作不多。《花随人圣庵摭忆》亦受史家陈寅恪的青睐,1947年,陈寅恪偶读《花随人圣庵摭忆》,有感而发,赋诗曰“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余灰”。

  赋诗毕陈寅恪意犹未尽,又题短跋于后:“秋岳坐汉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杀。然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也。”

  有意思的是,黄浚还撰写过几篇有关“奸细”的文章,如《奸细鉴别不易》《奸细考》等。他考证出日本从元代就开始向中国派间谍,称“彼邦早惯于勾买无耻,施计刺探,即世人所谓奸细也……览此可知吾国与外族战争,恒为奸细败事,今日当先为炯鉴”,为此他还提出了惩奸的主张。在文中,黄浚还引用人们讽刺秦桧的一句诗“一朝奸细竟南奔”,可以说,这句诗不仅是秦桧的写照,也是他自己的“自画像”。

  责任编辑:王硕

(责任编辑:季丽亚 HN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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