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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名人的“春运”之路

2017-02-16 10:17:32 《小康》 

  由于民国不发达的交通网络,回家成为一桩十分困难的事,让人不禁有天天春运之感。

  文/沈参

  1930年,湖南遭遇了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1月30日,大年初一,湖南《大公报》照常出报,看不到一点春节的痕迹。只有第6版一个不显眼的位置,写着当天各机关照常上班。春节不放假,元旦放7天,这让上班族头痛的假期,也造成了民国时候元旦才是“春运”的真实图景。

  但由于民国不发达的交通网络,回家成为一桩十分困难的事,让人不禁有天天春运之感。

  1934年1月初,离春节还有十多天,担任报刊副刊编辑的沈从文因为母亲的病,选择回家。那是他到北京之后第一次回湘西,一路上,他从北京出发,坐火车、汽车、乘轮船、坐轿子,把近代古代的交通工具都用了个遍,花了近半个月才到家。与现在让人“神伤”的春运相比,民国时期的春运则更加惊心动魄。那时候的故乡,在人们眼中,不仅仅是魂牵梦系的归宿,更是人在囧途。

  春节不放假

  元旦放假,不少人赶回家过年

  公元1930年1月30日,农历1930年正月初一,湖南省政府机关公务员收到一项命令:各机关本日照常办公。过年还在办公,并非因为事儿多,是“为提倡国历起见”,而且其他地方的机关,也没有决定放假。(湖南《大公报》1930年1月30日)这则命令将春节称为“废历元旦”,“废历”就是阴历、农历,“国历”就是阳历、公历。

  后者在民国建立之初就获政府承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9年1月1日又再次下令:全国使用公历,废除旧历和禁过旧年,旧历年国民政府各机关禁止放假过年,年假只在元旦时放,意图辞“旧”迎“新”。

  所以国民政府公务员春节不放假。学生也是如此,1931年,国民政府《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规程》规定,各级学校寒假固定为1月18日到1月31日,这一时间段很难保证春节期间放寒假。公务员与学生如要回家过“团圆年”,大多选择在元旦。

  1929年12月14日,教师冰心决定回家“过年”,看望患病的母亲,此时是农历十一月十四,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但离元旦只有半个多月,由于农历大年初一要上班,赶在元旦节前回家,顺便度假就成为首选。相比之下,一心趋新的鲁迅更早地养成了过公历年的习惯,他在1934年农历正月初二时,写了一篇《过年》,其中提到自己不过旧历年已有二十三年了。

  有意思的是,整个民国时期,新历元旦始终尚未深入普罗民众的人心。1947年《世纪评论》对此形容道:“大都市的民众在‘国历’一月一日虽然要虚应故事,在大门外挂起青天白日的国旗,在大门上贴一副春联,而大门以内却若无其事,照常生活。一到‘农历’的腊月,小康之家从二十三日送灶起便忙碌起来,一直到正月十五夜元宵以后……两两相形,冷暖顿见。”民俗最终打败了政令。

  买票也很难

  要“拼上性命”才能买到车票

  在民国,要回家的人们,如果在长沙火车站坐火车,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一排售票窗口前,有几个窗口人流稀少,另外几个窗口,一等售票窗口打开,大伙便一拥而上,你推我挤,乱作一团。

  相较于现在的“春运”,那时的客流量是小巫见大巫,但买张票难度不亚于现在,可说是天天“春运”,梁实秋曾经形容,“买票的时候,气力稍微虚弱一点的人,就有性命之虞。”这跟铁路售票制度有关,1936年,国民政府铁道部颁布《中华民国铁路客车运输通则》,把旅客客车车厢分为头等、二等、三等。各等级火车票颜色分别以红色、白色、蓝色印制,不同等级的车厢,舒适度、待遇、价格,均有差别。

  差别由来已久,早在1912年,湖南粤汉铁路公司制定了长株铁路客票票价表,就把票分做三六九等:头等为二等的二倍,二等为三等的二倍,头等与三等之间差距甚大。1935年,衡山人刘揆一坐火车回家,他看到,在武汉到长沙路段的头等车厢空无一人,“就是二等车厢,我也是独霸一整个房间。”(《湖南大公报·回湘纪程》1935)大多数人坐的仍是三等车厢。

  能抢到三等票就意味着能够坐上火车,当时铁路没有预售制度,规定大站在开车前2小时、小站开车前l小时售票,开车前5分钟停止发售。买票都得排队,回家的人们要想抢一张便宜的“三等票”,时间、耐力和拼搏精神缺一不可。郁达夫就曾经吃了个大亏,1923年,他从上海乘火车到杭州,找到了一个人很少的窗口买了张票,“我还是上那靠近大门的窗口去买罢!这里买票的人正少得很!”正自鸣得意,结果发现居然是一张二等座,把接下来的膳宿费都一次性报销了。(1923年《还乡记》)

  1937年抗战爆发,坐上火车回家,更是成为了一件“低概率”事件,胡风曾经讲述,“现在上海是水陆交通完全断绝,除了军事运输以外,昨天沪杭车还通,不过挤得要命,又在车站上等几天都挤不上车子的。”除了陆路,水路也买票不易,长江轮船在1937年船价涨了两三倍,“而且还买不到手,非提前一星期预定不可。”(《胡风家书》)

  晚点是常态

  陈光甫晚了28小时才到武汉,吴宓长沙苦等一夜

  买到了票,归乡的人们不一定能准时搭上火车,也不一定能够到达目的地,火车晚点惊人。

  1931年,银行家陈光甫乘车从郑州到武汉,车足足晚了28个小时才到达武汉。见识过欧美先进列车技术的他,在日记里大发牢骚:“特别快车而迟刻如此,为世界所罕闻,我国铁路无过人之点,独腐败甲于天下,噫!”

  民国《铁路客运通则》说,“行车时刻,铁路应以力求准确为主;但因事故,不能担保稍无迟缓”,火车晚点、误车被官民上下默认为常态。晚点频现一大原因是秩序混乱,因为民国铁路不实行对号入座,为了抢座位,大家一窝蜂地往车厢里挤,由于没有排队检票程序,上车极为费时,加上此后上百站的抢位”大战,一趟车下来,晚点“28小时”,并非罕事。

  民国铁路的基础设施极为脆弱,偶发的事故,也能导致列车晚点或停发。

  湖南《大公报》的一则《株萍铁路又出轨》报道:1933年12月28日,株萍铁路因为有人放了几块石头在铁轨上,导致机车全部出轨,压坏枕木百余根,钢轨七根,损失达6万余元,因为损失巨大,不易修复,途经的列车只好改道。回看12月20日的湖南《大公报》,发现长沙到武汉的铁路路段也有出轨的新闻,标题中也有“又出轨”字样,可见铁路出事率较高,记者感叹:“似此亦为路政前途之不景气云。”

  因为晚点太过频繁,行车时刻表成为废纸一张,也由此滋生了“看车”服务,不少旅馆都会派人专门在火车站盯防,避免客人在火车站傻等。但在非常时期,“傻等”成为唯一选择。1937年12月1日,吴宓携行李冒雨到长沙火车站乘车到南岳文学院,原本在当晚11时可以乘上的火车,到第二天凌晨5点还不见踪影,苦等一夜。吴宓在《日记》中写道,“中间兵车开过数列,伤兵滋闹,且欲殴站长。此一夜,宓等疲惫已极,且威风凛冽,实不能耐。于是宓主张回归圣经学院。人员复归本校后,挤在教室里待至天明,各自散去。”直到12月6日,他才挤上了奔赴南岳衡山的火车。

  归途多坎坷

  坐完火车,沈从文坐了7天船、2天轿子才回家

  坐上了火车,也不一定到家了。民国时期,大多数人的老家仍在乡村。要回家,还得坐船、坐汽车,乃至乘轿子。比如沈从文,他到北京之后的第一次回乡,就备受颠沛之苦。

  那是1934年1月7日,因为母亲病重,沈从文决定回家探母。他从北平坐火车到了长沙,转车去常德、到桃源,此间花去5天,再往前便没有公路了,他从桃源坐船到浦市后,在船上呆了7天,到家还得走陆路,他就又坐了2天的轿子才到凤凰,期间花去近半个月的时间。

  漫长的路途中,他给妻子张兆和写信讲述沿途过程。在信里,沈从文多次表达了对于路途遥远的不满,“我有点点不快乐处,便是路上恐怕太久了点,听船上人说至少得四天方可到辰州,或许还得九天方到家。”“每一桨下去,我皆希望它去得远一点,每一蒿撑去,我皆希望它走得快一点。” 除了路途遥远,一路上也是风险颇多,“中间小船在滩上歪了一下……”“又遭遇大滩了,我抱着你同四丫头的相片,若果浪把我卷去,我也得有个伴!”因为路上耽搁时间太长,沈从文不得不推迟回北平,在信里他也还叮嘱张兆和为其请假。

  身在北平的沈从文后来给大哥写信解释自己不回家的原因时说,回家要花很多钱,而且回家之后未必能够回到北平。田汉回湘的归途同样无比艰难。1924年,田汉妻子在沪染病,他决定送她回故乡,费了三个多月,才从上海赶到了长沙,途中到汉口时,他只剩下了一元,经朋友帮忙才回到湖南。那时候的故乡,在他们眼中,似乎不仅是魂牵梦系的归宿,更是人在囧途。

  编辑/韩静

(责任编辑:宋埃米 HT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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