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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森对宪法法院的贡献

2017-02-08 03:56:04 法治周末 
  
1981年,奥地利发行的凯尔森诞辰百年纪念邮票。 资料图

1981年,奥地利发行的凯尔森诞辰百年纪念邮票。 资料图

  陈夏红

  1919年5月8日,奥地利宪法法院的审判席上,多了一张新鲜的面孔。他就是刚刚履新的宪法法院法官汉斯·凯尔森。

  我们常常习惯于在放大镜下检视凯尔森法理学领域的卓绝著述,而鲜有关注其对奥地利宪法法院的贡献。这实在是不应该的,宪法法院领域研究中有个术语,叫做“凯尔森模式”。或者说,宪法学者常常以“凯尔森模式”来指代奥地利宪法法院的制度机理,凯尔森的贡献与影响显然无出其右者。

  凯尔森出任宪法法院法官时,年仅38岁。在大学期间,凯尔森深受爱德蒙德·贝纳茨克教授的影响,他既旁听了贝纳茨克教授的大课,亦参加贝纳茨克教授的研讨课,还完成了早期的几篇论文。另一位对凯尔森影响较大的教授是阿道夫·门采尔。在1906年至1907年间,凯尔森同样参加了门采尔教授的研讨课,得到门采尔的大力支持,并在研讨课的基础上完成最早发表的两篇论文。

  凯尔森大学毕业后获得维也纳大学教席的过程中,门采尔对其教授资格论文给予了好评,而贝纳茨克则最终拍板让凯尔森留校任教。在其1911年初版的《法与国家一般理论》中,凯尔森特别向贝纳茨克和门采尔致谢,认为他们都是“极为令人尊敬的教师”。

  贝纳茨克和门采尔不仅影响了凯尔森的学术之路,在其成为宪法法院法官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里的故事,需要从奥地利宪法法院的历史讲起。

  1867年12月21日,德意志奥地利帝国通过了《关于设立帝国法院的国家基本法》(亦即所谓“十二月宪法”),帝国法院在1869年4月18日《关于帝国法院组织、程序及其裁决执行的法律》基础上正式成立,一直运作到奥匈帝国终结。

  1919年1月25日,相关立法机构通过了《关于设立德意志奥地利宪法法院的法律》,规定为德意志奥地利帝国设立宪法法院,履行帝国法院的职能;在此基础上,立法机构部分修改了《关于设立帝国法院的国家基本法》《关于帝国法院组织、程序及其裁决执行的法律》,从而使得帝国法院平稳过渡为宪法法院。

  而按照当时奥地利的政制,1919年2月14日各政党就宪法法院法官任命达成一致,其中6位法官根据政党建议任命,而4位中立法官则不以政党建议任命。后者中,就包括宪法法院副院长阿道夫·门采尔、法官爱德蒙德·贝纳茨克。然而不幸的是,这项任命刚刚得到国务会议的批准,时年65岁的贝纳茨克法官就在3月30日驾鹤西归了。

  在这种情况下,时任宪法法院院长维托莱利建议总理办公厅,由“非常适合该职位的专业人士”凯尔森来接替贝纳茨克的职位。就这样,时任总理伦纳提议,政府方面直接任命凯尔森于1919年5月3日开始出任奥地利宪法法院法官。5天后,亦即1919年5月8日,凯尔森参与了宪法法院的第一次庭审。

  1920年11月10日,奥地利《联邦宪法法》正式生效,政体亦变为联邦,凯尔森的宪法法官席位得以保留。从1919年5月8日到1920年11月10日,奥地利宪法法院共作出59个裁决,凯尔森尽管并未全部参与这些判决,但已经开始发挥其作用。

  在瓦尔特(著有《宪法法院的守护者:汉斯·凯尔森法官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出版)看来,凯尔森在这个阶段的审判中,如下几点意见令人印象深刻:第一,宪法法院裁定应根据明确的文本做客观解释,而不是通过自由裁量来行使主观解释;第二,对于“法院”一词,凯尔森尽力说服同僚,按照该词的通常意义来做客观解释,这与当时主流宪法法院主流的意见相悖;第三,在对法院作客观解释的同时,可以受到立法者主观意志的限制。

  奥地利联邦成立后,凯尔森继续留任,在接下来的1921年到1924年期间,他甚至出任了常务负责法官。而这时候,随着《联邦宪法法》的生效,奥地利联邦宪法法院的权限得到极大的扩充,宪法法院不仅可以受理那些不能通过正常途径得到解决的、针对联邦、州或乡镇的诉求,亦可审理特定的权限冲突,还可以对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撤销特定的选举,针对最高国家机构提起诉讼,同时对行政机构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事件亦有广泛的管辖权。

  按照瓦尔特的统计,在奥地利联邦时代的宪法法院中,凯尔森参与审理的案件主要有这么几种:法律审查案、法规审查案、行政决定的审查案、国家机构间的权限冲突案以及关于财产权诉求裁决案、对给国家公职人员行为的审查案以及选举撤销案。

  这里唯独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有关权限冲突案,因为在有关“豁免婚姻”的系列权限冲突案中,凯尔森因为其司法立场,受到政敌的持续攻击,甚至最终导致了他的去职。“豁免婚姻”案发生在法院和行政机构中间。按照当时奥地利《民法典》,基督徒的现存婚姻是禁止其再婚的情形之一,法院可以据此宣告再婚无效;在这之外,也就有“豁免婚姻”这种例外情形,当事人可以向行政机构申请,宣告再婚有效。而在实际上,行政机构则乐此不疲地行使这一权限,在1920年代颁发了大量“豁免婚姻”令,法院不得不再次宣告这些“豁免婚姻”无效。这就引发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冲突。

  在系列裁判中,凯尔森坚定地坚持行政权与司法权平等的宪法精神,支持行政权的豁免效力,而限缩法院的否决权。在这系列案件中,凯尔森一以贯之,尤其对法院在相关案件中的傲慢态度深感不安,认为这是对国家权威的极大伤害。但这样的案子裁判多了,凯尔森的政治对手也越来越多,最终导致了他的去职。

  1929年,奥地利政局发生巨变。根据当时的《宪法过度法》,凯尔森的任期于1930年2月15日届满。鉴于当时的政治状况以及预期中的宪法法院法官,凯尔森拒绝再次出任该职位,他作为“宪法法院守护者”的角色也到此戛然而止。

  后来,奥地利联邦总理克劳斯举行的一次早餐聚会上,凯尔森应邀发表祝酒词。在祝酒词中,凯尔森将宪法法院视为自己“最心爱的孩子”。维也纳大学魏德林教授对其评价道:无论如何,他应是宪法法院的“父母之一”,甚至父母中更重要的一方,他的“母亲身份”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但他作为一名男性是如何生下这个孩子的,或许会令人费解。作为宪法的编撰者,他已怀上了宪法法院并足月分娩,将其带到了这个世界上;作为宪法法院的法官,他在其重要的幼年时期将其抚育成长;作为宪法理论家,他为宪法审查辩护,一一回击那些莫须有的抑或有理据的抨击。因此,他有权将宪法审查看作是他自己“最心爱的孩子”,这也是我们将这种奥地利宪法法院的宪法审查模式称之为“凯尔森模式”的缘由之所在。

  后来,奥地利政坛的境况一日比一日差,凯尔森于1940年后不得不流亡美国,最后加入美国籍。他先后执教于哈佛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随后写出一系列鸿篇巨著,终成为20世纪法学界的泰山北斗。
(责任编辑:柳苏源 HN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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