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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同文馆与近代法学教育

2017-01-05 13:34:37 法人 

  程骞

  旅美法律学者

  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京师同文馆是引进西方法学的旗手。虽然内容颇为局限、体系犹待建立,但这门“万国公法”诚为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的先声

  咸丰年间,为了满足外交和洋务需要,恭亲王奕䜣会同桂良、文祥等亲贵大臣奏请仿照清廷原俄罗斯馆的成例,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下设立同文馆,教授西文。1862年,京师同文馆开学,仅设英文一馆,先后延请包尔腾、傅兰雅和丁韪良出任英文教习。

  总理衙门对京师同文馆寄望颇深,奕䜣亲自兼任同文馆总管大臣。也是在总理衙门的极力推动之下,同文馆的教学对象从八旗子弟扩大到汉族士子,教学范围也从语言扩大到天文、算学以及公法等科目。1867年,同文馆有意任命丁韪良为公法和国富策教习,不久丁韪良返美进修,特别在耶鲁大学校长吴尔玺(Woolsey)的指导之下研习国际法。1869年,丁韪良学成归来,旋任同文馆总教习,大展拳脚。

  由于馆中满汉学生年龄参差,丁韪良设计了五年和八年两种学制的课程。八年制面对年幼学生,前三年主修外语,后五年主修其他西学专业,其中万国公法为第七年修习科目。

  五年制面对年长学生,因其外文功底较差,故仅借中文译本学习西学,其中万国公法为第五年修习科目。与之并列的其他课程还有数学、格物(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和国富策(经济学)等。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高等教育课程规划,法学列于其间,足见时人对这门学问的重视。

  在教材方面,除了丁韪良此前翻译的《万国公法》之外,同文馆还翻译了《公法便览》《公法会通》《星轺指掌》等国际法著作以及《法国律例》《新加坡刑例》等外国法典。通过这些教材,同文馆的学生不仅得以了解近代国际体系、掌握国际规则与礼仪,也对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与文明有所体认,从而为反思本国法制打下了基础。

  总理衙门在京师同文馆开设万国公法一课是为了解决其在国际交往中的实际问题,而同文馆的师生也确实满足了总理衙门的需要。比如,在中法战争期间,同文馆师生便为总理衙门翻译了一系列与法国之间的外交函电。丁韪良本人还针对侨民保护、外交斡旋等国际法问题向清廷提供了咨询意见。最后中法之间所签订的停战条约也系他一手翻译。为了表彰丁韪良的功绩,清廷于1885年授予他三品顶戴,纽约大学也赠给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京师同文馆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法律人才,尤其是国际法律人才。在《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所统计的91名毕业生中,进入外交部门者有40人、军政部门27人、实业部门20人、教育部门4人。清廷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出使法国大臣刘式训、出使意大利大臣吴宗濂、出使荷兰大臣刘镜人以及出使俄国大臣陆徵祥等均出自京师同文馆。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在清末的外交舞台上纵横捭阖,进入民国政坛也各领风骚,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京师同文馆的试验为各地的新式学堂树立了典范,也为近代法学教育播下了火种。受京师同文馆的启发,李鸿章奏设的上海广方言馆、刘坤一奏设的广东实学馆、张之洞奏设的湖北自强学堂等均将万国公法列入教学章程。上海格致书院、中西书院等洋人创办的西式学堂也将国际法列为教学内容。而它们所用的教材则多为京师同文馆所译。

  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京师同文馆是引进西方法学的旗手。虽然内容颇为局限、体系犹待建立,但这门“万国公法”诚为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的先声。

(责任编辑:宋埃米 HT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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