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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法治与现代化

2016-12-28 05:49:00 法治周末 
  
  对于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法治和现代化的历史道路,我们有必要进行全方位的反思和检讨。因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的现代化或法治模式,客观上并不存在。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也不同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在共同坚守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或道德伦理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也需要充满勇气地去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法治和现代化道路

  孙家红

  去年10月至今年8月,本人应邀赴法国访学。一谈到法国,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法国人的浪漫。的确,法国是个浪漫的国度。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洋溢着浪漫的色彩。但在我看来,除了这些浪漫的元素外,法国人的浪漫格调更意味着文明外表下一种自由不羁的灵魂。

  去年抵达法国没多久,巴黎就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死伤惨重,震惊世界。其后,法国政府检讨以往内政和外交政策,宣布实施紧急状态,欲图亡羊补牢,遏制恐怖势力。但刚刚过去一个多月,法国的知识界便在很多城市组织游行,要求政府尽快结束紧急状态,还公民以自由。

  显然,在承受恐怖袭击的严重打击后,法国人还是特别爱惜个人的自由权利。正如一位法国朋友所讲,法国民众对于政府的专制风险历来充满警惕;即便面临恐怖袭击的危险,也绝不会容忍政府胡来,恣意侵犯人们的自由权利。

  相比之下,英国作为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又一个现代法治国家,与法国具有不同的风格。我是在英国进行“脱欧公投”前抵达伦敦的。为了更好了解这个老大帝国的历史背景,随身携带了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专著《帝国》(Empire)作为旅行读物。这本书由企鹅出版社出版于2003年,作者以全新视角梳理了17世纪以来英帝国的兴衰历史,篇幅不大,但堪称经典。

  这本书的开篇便很吸引人,其中提到:有人主张,当今英国政府——或由英国女王代表英国历届政府,是否有必要为以往殖民时代因奴隶贸易、殖民侵略所造成的伤害,向各国人民公开道歉,并给予一定赔偿?作者还谈到,恰恰因为英国的奴隶贸易和殖民侵略,使某些国家和地区养成了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并客观上造就了一种世界性语言——英语。

  尽管英国早已从控制世界四分之一领土的“日不落帝国”,萎缩到以英伦三岛为主体的西欧岛国,英国人的傲骄姿态却根深蒂固。这种傲骄可能部分源于央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民族习性,但更主要的,却是基于此前,英国人所创造的辉煌的法治和现代化成就。

  谈到法治,英国人当然比我们更为珍视《大宪章》以来的宪政民主。除了这部经典的宪法性文献外,凡是到英国议会大楼参观的人,都可以自由取阅一种由多种语言印刷、名为议会议事规则的小册子。一个国家的议会大楼长期向公众开放,并公开展示其议事程序规则,足见其内心无比的自豪与自信。

  与此同时,如果说英国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国家,相信没有人会提出异议。但当在伦敦的海德公园散步,或者在一些并不宽阔的街道上行走,会时不时地发现有人骑着高头大马从旁边经过,甚至会在马儿留下几摊热腾腾的马粪之后,扬长而去。面对此景,不能不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甚至会产生某种怀疑:这真是一个现代化的都市吗?然而,伦敦的经验却告诉我们:所谓现代化,与某些传统因素并不矛盾,更非决然对立;相反,完全可以和谐相处在同一个时空之下。因为,现代化或一切人类进步本身并不在于排斥异己,而更多地意味着包容。

  说到英国的现代化,有一本书特别值得提及: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王国斌(R. Bin Wong)教授的名著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书名或可直译为《中国转型: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在1997年出版。这本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所谓欧洲经验的普适性具有很大局限,因而是值得怀疑的;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更不可能是一种现代化模式的简单“照搬”。

  今年6月,本人有幸与王教授共同参加德国马普所举办的一场以“全球法律史”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其间多有交流。尽管王教授一直强调他的研究主要在经济史领域,但从会议主办方的议程安排来看,他的主题发言受到了高度重视,足以说明他的国际学术影响不仅及于美国,更及于欧洲;不仅在经济史领域,更可能为“全球法律史”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无独有偶,2015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追寻富强》(Quest for Power: European Imperialism the Making of Chinese Statecraft)的新书,作者是美国迈阿密大学的副教授斯蒂芬(Stephen R. Halsey)。该书与王教授的研究思路较为类似——或更准确地说,受到王教授的学术研究影响,对于晚清以来中国面临欧洲列强的竞争压力,所汲汲追求的现代强国之路进行了历史重构,特别强调中国社会的内生动力以及中国人在军事、外交、国家治理等方面的多种努力,最终避免整体沦为欧洲帝国主义殖民运动的牺牲品。

  王国斌和斯蒂芬两位教授的研究成果足以提醒我们,一方面,我们有必要破除对于所谓“西方模式”的迷信,尤其需要对欧美国家的法治和现代化经验有一个全新和全面的认识,而不应该偏执于某些并不可靠的法治或现代化教条。

  另一方面,对于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法治和现代化的历史道路,我们也有必要进行全方位的反思和检讨。因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的现代化或法治模式,客观上并不存在。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也不同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在共同坚守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或道德伦理基础上,我们有必要、也需要充满勇气地去探索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法治和现代化道路。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不管怎样,以西方为主导的殖民时代已经过去,饱受两次世界大战摧残的人类,似乎比以往世代更加珍惜人类的未来与和平福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尤其经过最近30多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的重新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就在笔者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法国巴黎的里昂火车站再次受到恐怖袭击威胁。一时之间,风声鹤唳,为欢乐祥和的圣诞节日投下阴影。

  毋庸讳言,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二战”之后所奠定的世界和平秩序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由于全球化进程的空前发展,任何一个国家恐怕都无法独善其身。摆在我们面前的,既有国内民主法治和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有随着国家经济、政治、外交影响力的整体提升,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责任和担当。

  最后,英国学者乔纳森·芬比(Jonathan Fenby)曾不无风趣地说过:1949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2009年,只有中国能够拯救资本主义。读至此处,不禁心生疑问:到了2019年,是否只有中国才能拯救世界呢?
(责任编辑:宋埃米 HT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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