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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列国志》 孙中山“同路人”策略的孵化器

2016-12-27 03:45:23 时代周报 

  陈晓

  20世纪初期的中国革命,色彩各异的多种思潮在对立、竞争与合作中展开。以往的近代思想史研究,多聚焦于各思潮之间的对立与区分,忽略了不同流派中人深入合作的一面。如中国的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先后扮演过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的同路人角色—孙中山身边就曾环绕着大批无政府主义者。在反清、护法、国共合作过程中,孙中山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互动,凸显了他策略运用的高度灵活性。

  孙中山身边究竟有哪些无政府主义者?略举数例,已足醒人耳目:负责实施联俄联共的张继;国民党“四大元老”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起草政治遗嘱的汪精卫;临时大总统秘书长马君武;护送孙中山出险登上永丰舰的秘书林直勉。实际上,孙中山身边曾经倾向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人物,还包括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成员沈定一等。

  辛亥革命时期:张继与“四大元老”

  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又译“安那其主义”“无治主义”等;“安那其”曾用作“无政府主义者”的简称),这一说法由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蒲鲁东提出。蒲氏主张废除财产制度,实行自治,“不要政党,不要权力”,带有强烈的空想共产主义色彩。随后,俄国思想家巴枯宁发展出无政府工团主义,克鲁泡特金提倡无政府共产主义,令部分中国留欧学生趋之若鹜。

  在沙皇俄国暴政之下,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学说受到“进步”知识分子热烈欢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以破坏为己任,对沙皇和高官实施暗杀,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此即俄国小说中常常出现的“虚无党人”。虚无党人的“英雄”行为,经过日本知识分子的“转播”,给清末中国留学生以极大的刺激。

  “中国无政府主义第一人”张继,熟读中国古籍,崇尚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对清廷深恶痛绝,一经接触这种思潮,即歙然叹服。1903年,他编译出版了《无政府主义》小册子,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六杀尽”口号,即杀尽满洲人、君主、政府官吏、财产家、结婚者与孔孟之徒。(张文涛:《黑旗之梦: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第6-7页)1905年,张继加入同盟会,任《民报》主编,在坚持无政府理念的同时,与孙中山求同存异,开始合作。

  1907年,张继、刘师培、何震在东京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出版《天义报》半月刊,被称为“天义派”;同年,张静江、李石曾在巴黎创办《新世纪》周刊。1908年,张继来到巴黎,加入《新世纪》行列。他以“天义派”创始人身份,与“新世纪派”合流,被称作“中国无政府主义第一人”确是当之无愧。

  张静江、李石曾于1902年随驻法大使孙宝琦来到巴黎,受克鲁泡特金著作影响,发行《世界》画报、《新世纪》周刊等,提倡人类互助进化,鼓吹世界大同。吴稚晖因《苏报》案流亡欧洲,也加入这一行列。孙中山与这一派联合,最初是“友党”关系,其后愈加密切。吴稚晖1905年冬在伦敦加入同盟会,而张、李二人最初坚持“个人自由”,希望保持党外合作,不愿受同盟会规章约束。李石曾回忆,孙中山后来特许张、李两人免除部分入会手续,方才列名党籍。(李石曾:《中山先生胸襟浩瀚》,《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第824-825页)

  同盟会时期,张继与孙中山曾发生激烈冲突。惠州七女湖起义失败,加上孙中山接受日本赠款导致的误会,导致1907年6月,张继、章太炎、刘师培等发起倒孙风潮,要求孙中山辞去总理职务,扬言“革命之先,必先革革命党之命”。到1910年,孙中山来到巴黎,两人才捐弃前嫌,继续合作。

  相比于言行激烈的张继,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与孙中山之间,则是合作为主、批评为辅。1907年5月至1908年5月一年间,孙中山发动了六次起义,共募集港币20万元,其中张静江一人就捐献了6万元。(郑宪:《同盟会:其领导、组织与财务》第181-183页)1909年冬,为回应陶成章对他“攫利”的攻击,孙中山写信给巴黎的吴稚晖,请他将澄清事实的函件等在《新世纪》发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25页)

  蔡元培是光复会领袖,而光复会前身是杨笃生、何海鸣等组织的暗杀团。“文弱书生”模样的蔡元培,竟然也学习制造炸弹,其无政府主义色彩十分明显。他在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受孙中山邀请出任教育总长,不久因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再次流亡欧洲。1916年12月,孙中山支持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引陈独秀进北大当文科学长。此后数年,北大涌现了大批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区声白、朱谦之、黄凌霜、梁冰弦等。

  民国成立后,张继、李石曾、吴稚晖、汪精卫等无政府主义者发起“进德会”,标榜道德,要求会员“不做官吏”。张继未能信守承诺,竞选议员,并被选为参议院议长。陈炯明的老师、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刘师复,在1913年接连发表两封公开信,怒斥张继变节。(陈彦等:《刘师复怒斥张继从政》《中山日报》2009年12月12日)

  1924年,沈仲九发表《无政府主义者可以加入国民党吗?吴稚晖的荒谬绝伦的议论》一文,指出“国民党是主张建设三民主义的政府。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推倒一切政府;所谓三民主义的政府,既然是政府,当然也在推倒之列。”(李帆主编:《民国思想文丛 无政府主义派》第433页)

  孙中山完全清楚三民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理论之间的冲突,但革命需要吸纳“同路人”。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多是行侠仗义、敢打敢拼的热血青年,正是反清革命所需要的同盟军。只要阶段性目标相同,就不妨携手共进;至于可能产生的流弊,只能见招拆招,见机行事。在与冯自由的私下谈话中,孙中山说:“无政府之理想至为高超纯洁,有类于乌托邦(Utopia),但可望而不可即,颇似世上说部所谈之神仙世界。吾人对于神仙,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故即以神仙视之可也。”(《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86页)

  护法运动时期:与陈炯明的分合

  陈炯明一生,直到与孙中山决裂时,都可算是非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1910年,他与刘师复、谢英伯、高剑父等在香港组织“支那暗杀团”,目标对准清廷高官,制造炸弹实施暗杀,显然是受到虚无党影响。

  民国初年,在广东都督陈炯明赞助与庇护下,刘师复在西关存善东街创办晦鸣学舍,在东堤办世界语学校,发行《晦鸣录》杂志,成为中国宣传无政府主义的重要阵地。陈炯明受到刘师复影响,倾向无政府主义。当时舆论,将左翼思潮笼而统之地称之为“社会主义”,故而,陈炯明也有“社会主义将军”的雅号。

  1918年,陈炯明率领粤军驻扎漳州,开始了“闽南护法区”的社会主义试验,主张“地方分治”“以民治民”。他约请了大批无政府主义者来到漳州工作,梁冰弦做教育局长,陈秋霖、陈孚木兄弟主办《闽星》半月刊、《闽星日刊》。1921年讨桂期间,他身边的主要文士是一生坚信无政府主义的莫纪彭。广西底定后,孙中山与陈炯明协商省长人选,最终脱颖而出的是马君武。(《莫纪彭先生访问纪录》)马君武在1902年即翻译出版《俄罗斯大风潮》,宣传安那其主义比张继还要早。

  1920年冬,吴稚晖、蔡元培等人创办里昂中法大学,陈炯明慷慨赞助巨款5万元,救了燃眉之急。(《蔡元培书信集》上册第475页)其后并继续为该大学筹款。孙、陈冲突时,吴稚晖为弥合两人裂痕,曾在孙中山面前下跪,代陈炯明表示悔过,以求和解。(《莫纪彭先生访问纪录》)。1922年6月3日,蔡元培领衔与200多人通电促请孙中山下野,用另一种方式表示对陈炯明主张的认同。(段云章等编:《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增订本)》第519-520页)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冲突,由多种矛盾交织而成,而由无政府主义衍生的“自治”理念与武力统一之间的分歧,也不可忽略。

  国共合作时期:始作俑者最早反悔

  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一大批“前任”无政府主义者担当了垫脚石。1921年秋,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代表张继,张继邀请马林当年冬天到桂林访问孙中山,由此开始了一连串的动作。1922年9月初,中共党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等,由张继作介绍人、孙中山主盟加入国民党。这是国共两党跨入实质性合作的第一步。在孙中山晚年“联俄联共”政策中,张继扮演了主要联络人角色,这跟他曾经的无政府信仰有密切关系。

  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曾一度信仰无政府主义。陈、李两人均曾留日,与张继结下深厚友谊。在思想谱系上,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是起源于欧洲的左翼思潮,主张社会革命、财产公有、男女平等,具有一些共同语言。到中共建党前夕,经由共产国际推动,才实行“安”“马”分流(参见曾庆榴:《国民革命与广州》)。安,指安那其主义;马,指马克思主义。从此,两派才分道扬镳。

  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代表团第二把手是共产党员沈定一(沈玄庐)。沈定一也是中共上海小组发起人之一,不过,此前十多年,他是典型“安那其”。1920年还沉醉在“新村建设”的构思中,下一年就宣称信仰“劳工专政”了。

  孙中山是自信心极强的人。曾经的无政府主义者张继、张静江、吴稚晖、汪精卫最后都转化为他的忠实信徒。他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一事并不担忧,或许是他感觉到与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同盟会类似。他似乎相信这些新来者会受到他个人魅力的感召,最终完全服从于他的主张。与陈炯明决裂并没有动摇他的信心。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在孙中山尚在世时,张继已经开始反悔。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国民党内反对国共合作的势力迅速聚集。在著名的“西山会议”中,联俄联共的始作俑者张继、沈定一均赫然在列。

  孙中山策略思维的思想源头

  自1892年与宋耀如在澳门“初谈革命”起,孙中山直到其生命的终点,都在反复借助同路人以实现其理想。1911年以前,他的同路人先后是基督徒、会党、华侨、日本浪人、留学生;武昌起义后,他与原立宪派握手言欢;民国成立后,他更先后与西南军阀、张作霖、段祺瑞等结盟。孙中山与列强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到了他生命中最后几年,实施联俄联共政策,何尝不是一以贯之的“同路人”策略?

  孙中山“同路人”策略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不妨从他早年的阅读史去追寻蛛丝马迹。孙中山少年友伴陆天祥回忆:“……这些书有《东周列国志》,是孙中山最喜欢看的,还有《三国志》《水浒传》等。……无论什么时候见到他,都是书不离手的,多数看《东周列国志》。”孙中山姐姐孙妙茜的孙子杨连合,从前辈那里也听到过,孙中山书房“台上有《东周列国志》、《四书备注》、达尔文《进化论》。”(李伯新:《孙中山史迹忆访录》第69页、第85页)。孙中山的策略思维,可能来自早年阅读《东周列国志》与《三国志演义》的心得,前者影响尤深。孙中山的学问以西学为主,中国经典有所涉猎但研究不深。对青年时代的孙中山来说,用浅白文言写成、故事性甚强的《东周列国志》,是更容易吸收的思想养分。《东周列国志》中合纵连横、远交近攻、化敌为友等古人智慧,或许正是孙中山策略思维的思想源头。

(责任编辑:宋埃米 HT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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