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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让位袁世凯 大总统之争折射南北实力差

2016-12-27 03:44:40 时代周报 

  金满楼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先生正在美国犹他州为筹募革命资金而奔走各埠。两天后也就是10月12日,孙先生才从当地报纸上看到武昌起义的消息,而这时他已抵达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城。再三考虑后,孙先生认为自己的任务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其没有立刻回国而是希望通过游说各国帮助革命政府赢得国际承认并获取经济上的支援。但孙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因为他的缺席,国内革命形势由此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变数。

  海外归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武昌举义后,湖南、陕西、江西、山西四省新军相继响应。摄政王载沣手足无措之下,只得厚着脸皮派人去请三年前被他踢回老家的袁世凯重新出山。就在袁世凯与清廷讨价还价之间,云南、贵州、江苏、浙江、上海、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相继宣告独立。仅一月间,清廷便已失去半壁江山。

  眼见形势危急,袁世凯也不再扭捏作态。待兵权到手后,其随即督率北洋军猛攻汉口并大获全胜。此役,北洋军不分军民,一概炮击,炮火纷飞下,城内火光冲天,数以万计的难民渡江南奔,不幸者的尸骸浮江而下,中外为之哗然。在北洋军的强悍反扑下,清廷喘息初定,南北由此进入对峙阶段。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南方独立各省也意识到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必要性。11月7日,黎元洪致电独立各省军政府并提议组织“共同政府”;两日后,黎元洪再次通电邀请独立各省派代表赴武昌筹建“临时中央政府”。而几乎同时,江浙方面在张謇等人的策动下打算成立“全国会议团”,陈其美则以沪军都督府的名义向独立各省都督发出通电,邀请各省都督派代表来上海组织临时政府。

  多方协商后,各省委派“在沪名流”共计10省代表在上海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下称“各省代表会”)。黎元洪得知后十分不满,其随即致电上海,要求在沪各省代表立刻赶赴武昌,共商国是。在其坚持下,“各省代表会”决议多数代表前往革命首义地武昌继续开议,少数代表留沪作为非常时期的“通信机关”(类似于上海办事处)。

  孰料,各省代表来到湖北后,北洋军不但一举攻下汉阳,就连武昌也完全笼罩炮火之下,有随时被攻克的可能。所幸的是,汉阳失陷后,江浙联军于12月4日攻占南京,“各省代表会”于是决定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代表们前往南京继续开会。

  而在武昌形势极其紧张之时,“各省代表会”留沪代表及陈其美等人也作出了同样的决定并进而将黄兴选举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上海方面企图抢先设立临时政府的通电发布后,仍在武汉的各省代表及黎元洪等大为不满,其要求上海方面立刻声明取消,而新胜之余的江浙联军将领对黄兴出任大元帅也大多不以为然。

  在此情况下,黄兴一再力辞不就。12月17日,“各省代表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这次,黎元洪倒不谦让,其随后通电承认,但因其不能离开武汉来南京就职,“各省代表会”遂议决副元帅代行其职,而时在上海的黄兴又无意赴南京上任。由此,南方组织“临时政府”之事一时成了难产的夹生饭。

  黄兴不愿前往南京的原因是其接到了孙中山即将回国的确讯。黄兴以为,孙先生作为同盟会领袖,其为革命奔波十余载,德高望重,影响卓著,如果他在此敏感时刻就任副元帅,同盟会的其他革命党人难免会有想法;与其如此,倒不如在上海恭候孙中山,届时采取一致行动。

  1911年12月21日,在海外奔波数月无果后,孙中山于是日抵达香港,4日后到达上海。孙的到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革命阵营的“领导缺位”危机,并使原本涣散无力的同盟会有了主心骨。12月27日,“各省代表会”派遣代表马君武、王有兰、许冠尧赴上海拜谒孙中山。会谈中,双方就几个重大问题展开了讨论。

  代表问:“代表团拟举先生为临时大元帅,先生之意如何?”

  孙回答:“要选举就选举大总统,不必选举大元帅,因大元帅在国外并非元首。”

  代表说:“在代表会所议决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本规定选举大总统。但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在汉口试探议和时,曾表示如南方能举袁为大总统,则袁亦可赞成共和,因此代表会有决议此职暂时留待。”

  孙说:“那不要紧,只要袁真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不过总统就是总统,‘临时’字样可以不要。”

  代表说:“这要发生修改组织大纲问题,俟回南京与代表会商量。”

  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选举的结果,孙中山得16票,黄兴得1票。投票结束后,“各省代表会”即派议长汤尔和、副议长王宠惠赴上海欢迎孙中山来宁就职。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偕胡汉民等一行数十人乘专列离开上海,下午5点抵达南京。当晚10点,孙中山在前两江总督衙门中(即临时总统府)举行宣誓就职仪式。

  如此,民国也就此拉开了帷幕。

  虚位以待:为什么非要袁世凯?

  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随后致电袁世凯:“文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读者或许会觉得奇怪,孙先生为何一上任就宣布自己只是“暂时承乏”,而将大总统之职虚位以待袁世凯呢?这究竟是一种出自公心的真诚自愿,还是背后另有文章?很不幸,答案是后者。

  早在汉阳攻防之际,袁世凯曾派信使刘承恩、蔡廷干至武昌议和,黎元洪则回复称:如袁公能归顺革命,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非公莫属。时任武汉民军总司令的黄兴也致函袁世凯甘言相劝:明公之才能,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刘、蔡二人返回时,黎元洪又致信袁世凯并再次表示,只要袁与众人“共扶大义”,那四亿同胞都将“皈心于公”。其话外之意,将来民国大总统定为袁氏囊中之物。

  类似的论调,在革命党人的报刊上也屡见不鲜,如《民立报》《神州日报》等均对“举袁”之说颇为提倡,其相关报道、短评及社论均不难找到。如10月28日,《民立报》发表评论,其中呼吁袁世凯反正来归并希望其“为第一期之大政长,与环球总统、君主相周旋于玉帛坛坫之上”;11月6日,《神州日报》也撰文鼓吹袁世凯“为中国共和国初开幕之第一任大总统,则国人感公,外人慕公”。此前,《神州日报》还刊登了伦敦华侨、旅美芝加哥华侨的电报,称“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项城宜于汉族总统”云云。

  事实上,孙中山本人也对“举袁”之说颇为赞同。10月21日,《民立报》在“欧洲关于中国革命之电报”栏内刊登了一则消息,其中称:“《每日镜》(Daily Mirror)、《伦敦晚报》(London Evening News)及其他各报宣言孙逸仙已选袁世凯为第一总统。”这则消息的来源不是很清楚,不过,随后抵达英国伦敦的孙中山确实通过《民立报》(11月16日)转发了一份致革命军政府的电报,其中称:“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

  11月28日汉阳失陷后,袁世凯召回其前线主将冯国璋而与黎元洪停战议和。12月2日,聚集汉口的“各省代表会”代表作出了一个重大议决,即袁世凯如果反正的话,“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这一决议的出台并不奇怪,因为在此之前,黎元洪即与独立各省都督就新政权及首脑人选问题进行了紧急电商,结果“有七省都督已经同意成立一个共和国,推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

  作为南方阵营的准代议机构,“各省代表会”作出的这项决议非但为正式的政治承诺,同时也具有相当的法律效力。12月4日,留在上海的各省都督府代表根据汉口会议的精神决议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以“虚位待袁”。12月14日,“各省代表会”代表齐集南京后再次决议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临时大总统未选定以前,以大元帅暂行其职务”。这实质上是对汉口、上海两次会议“虚位待袁”决定的再次确认。

  12月18日南北和谈开始后,双方在“袁世凯如反正即推举其为共和国总统”的问题上仍保持默契。在此期间,黄兴与北方总代表唐绍仪进行了多次秘密接触,“双方约定,只要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即推举他为共和国大总统”。

  在此情况下,孙中山虽然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并已宣布就职,但这一事实既没有改变此前各次会议“虚位待袁”的决议,也未能对革命党人的思维定势有所触动。由此,孙中山不得不在当选后立即声明“暂时就职”。

  让国换人:袁世凯攫取革命成果

  从某种程度上说,南方阵营抢先成立“临时政府”并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此举表面上看是“君宪”与“共和”的“国体之争”,但实际上是“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名器之争”。革命党人的目的很明白,那就是要与清廷分庭抗礼,并逼迫袁世凯将其视为平等的谈判对手。

  之后,南北双方函电交驰,相互指责,不亦乐乎。表面上看,南北和谈已完全破裂,但实际则不然。在张謇等立宪派及外国公使们的斡旋下,双方的秘密谈判仍在持续进行,即便已辞职的唐绍仪,当时也仍旧留在上海。在反复争辩与谈判后,双方最终在一桩幕后的交易上达成默契,那就是:牺牲清廷并由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在全国归于共和后,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让于袁世凯,由袁世凯出面组织民国政府。而这,也是当时中外各方所能接受的最佳方案。

  1月中旬,南北双方关于清帝退位优待条件、总统职位由袁继任等要件基本谈妥。但让众人感到惊讶的是,孙中山此刻却突然提出五条“要约”并命伍廷芳转达袁世凯,其中要求清帝退位后,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其臣;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清帝退位后须取得各国承认之回章;如此,他才能向临时参议院请辞并公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之后数日,孙中山连发五电,对五条“要约”反复修改。伍廷芳等人一再反对并劝导,但孙中山仍于1月22日将其“要约”以通电的形式公诸报端,此举无异于将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所做的幕后交易全部曝光,势同“最后之通牒”。孙中山之举,不但令袁世凯陷入了极端尴尬的境遇,也令伍廷芳等谈判人员颜面全失。

  但是,由于南北双方实力过于悬殊,孙中山的五条要约在日夜催逼的时局下并未发生作用。之后,在幕后各方势力的轮番运作,清廷最终于1912年2月12日宣布清帝退位。随后,袁世凯通电全国,称共和乃最良国体,来之不易,今后共和建设还需诸君努力云云。

  接到电文后,孙中山次日即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呈,并称“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大局幸甚。”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举行总统选举会,袁世凯以十七票(全票)当选为新一任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宣誓就职。4月1日,孙中山交出临时总统大印,正式解职。

  革命的果实被如此轻易夺去,孙中山及众革命党人的心情是复杂的。而这种复杂心绪的背后,则是一种难言的酸涩、苦闷与无奈。赴上海之前,胡汉民曾劝孙中山留在南方整军经武,假以时日,以武力推翻清廷。孙中山却说:袁世凯之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两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

  事实上,“举袁”公议的形成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南北方实力的极大反差。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主张“让位”的空气仍然笼罩着革命党人,包括如黄兴、汪精卫、胡汉民等人,都表示赞成让位。

  以黄兴为例,其对袁世凯既有顾虑,又存幻想。在他看来,像袁世凯这样的权臣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必定有十二分的了得手段;假如袁帮助革命党推翻清廷,就算让他当总统,任期也不过数年,届时可以把他选下去;但要是袁世凯不肯反正而效仿曾国藩扶持清廷击败革命军,如此一来,战火相连,革命前途未卜,恐怕连光复的土地也要失去。与其如此,倒不如利用袁世凯搞垮清廷,走一步看一步,待机而动。

  类似的看法,不仅黄兴有,大多数革命党人也都如此,而且其中恐怕也包括孙中山在内。如此一来,辛亥让位之事也就由此画上句号了。

(责任编辑:宋埃米 HT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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