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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危机阴影下的德国 将会选择进还是退?

2016-11-17 06:40:00 和讯网 

  进退维谷 欧债危机阴影下的德国

  欧债危机中,一枝独秀的德国被推向欧洲主导位置,陷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德国若不愿救助重债国家,会遭到不愿承担责任的指责;另一方面,德国若是稍许展示自己的“肌肉”,为欧债危机的应对定调,即被认为德国企图主宰欧洲。基于德国的经济实力和历史责任,“只做一个正常国家”已成空想……

    德国复苏

  如今,欧洲问题再次成为德国问题,人们担心的是德国的需求与顾虑,以及德国可能做出或者不会做出哪些举动。这个问题在欧洲由来已久,并与欧洲最古老的问题相伴相生:下一场战争将在何时何地爆发?不可否认,德国的统一让欧洲陷入了31年的风雨飘摇之中。随后,在长达45 年的时间里,德国被一分为二,欧洲才得以拥有和平。现在,德国不仅再次统一,而且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如果欧盟运转失灵,合作机制崩溃,人们不禁要怀疑,曾经同室操戈的欧洲是否会回到从前的状态。

  1945 年,人们一度以为,德国不会再次强大起来。但如今德国即使不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至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这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意味着什么。当然,今天的德国与阿道夫•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德国的军事力量十分有限,其内在信仰和原则也深受宪法和民主的制约,但这无法改变德国的实力目前在欧洲首屈一指的事实。对欧洲来说,德国所作的决定和采取的行动将比其他国家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这个新的角色无疑不适合德国。德国在1871 年统一后,一度改变了欧洲的运作方式,在欧洲平原的中心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富于创造性的不稳定力量。早在欧洲文明发源之初,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部落就限定了罗马帝国的界限。这些部落分布在阿尔卑斯山以北,莱茵河以东,其东部边界尚不明确,但实力不容小觑。

  1871 年,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而不只是一个由数十个州组成的政权。从此以后,德国三度成为政治经济强国。1871 年,统一后的德国在战争中大败法国,重新划定了欧洲的界限。1918 年,在“一战”中受挫后,德国东山再起,最终导致纳粹党上台。1945 年,德国再次崛起,东德和西德于1990 年宣布合并。德国从分裂中产生,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一再崛起,如今的它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国家,而是欧洲的主导力量。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德国的地形。欧洲的历史表明,任何位于欧洲平原北部正中央的国家都不容忽视,无论该国江山一统还是一盘散沙,例如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德国。如今,德国再次崛起成为欧洲强国,进而引发了更为复杂的问题。1945 年,几乎没有人能够预见,德国在进入21 世纪后会如何发展,而少数拥有先见之明的人也将极为惊恐。

  我们不得不再次谈论德国这个欧洲不可或缺的国家,谈论德国所制造和解决的问题,谈论德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以及其他国家对它取得该地位的怨恨之情。在讨论这一切有何意义之前,我们不妨考虑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尤其是为什么自1871 年后,尽管德国屡逢劫难,但仍然能够再次崛起。德国的情况不禁让人联想起位于俄罗斯东南方的日本。当德国统一后开始蒸蒸日上之时,日本也完成了统一,并迅速发展。相比德国,日本的自然资源更加匮乏,对现代战争更加缺乏历练。然而令人惊异的是,1905 年,日本利用英国制造的战舰和德国建立的军队打败了俄国海军。“二战”前,日本已经成为东亚地区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就像德国一样,日本在压力下急速发展,但其基础无疑更为薄弱。同样,日本也曾诉诸战争手段,试图矫正地区的不平衡状态。与德国一样,日本在战争中遭到了严重破坏,几乎没有恢复元气的可能。日本与德国同时卷土重来,前者甚至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强国。“二战”期间,日本遭到的破坏远比苏联、英国和法国严重,但这几个同盟国在取得胜利后,其发展状况反而不如日本。

  有鉴于此,与其质疑“为什么会是德国”这个问题,不如扩大范围去思考“为什么会是德国与日本?”显然,德国并非独一无二。一些国家实现统一的时间相对较晚,德国只是其中之一。此外,德国完成工业化的时间也晚于其他国家。19 世纪末,日本和德国都完成了统一,随后两国的经济开始突飞猛进。因此,它们急需原材料,以发展新兴工业。但两国的发展都受到强国的制约,而其他强国实现统一和工业化的时间要早于它们。为了确保能够获得原材料和市场,日本和德国都诉诸战争。虽然都曾遭受严重打击,但战后两国的经济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迅速复苏,只有军事实力较为薄弱。有趣的是,与德日大致在同时期完成统一的意大利,虽然遭到战争破坏的程度较轻,但其工业化过程较为缓慢,也未能获得与德日相当的重要地位。

  德国与日本的工业革命都受到了国家的鼓励,甚至由政府实施。当然,这些都是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普鲁士人希望在统一后吞并英国和法国,因此迅速完成工业化尤为关键。当日本遭遇美国的坚船利炮,看到英国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它深刻地意识到,假如日本不能实现统一、完成工业化,就会重蹈中国的命运。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日本一直处于割据状态。直到1868 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重新建立起统一的政府,并出于经济和军事的考虑开始强制推行工业化。

  德国和日本的上述行动并没有形成国家所有制,但其国家政策对工业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两个国家,上层贵族协助政府推行工业政策,既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肩负国家的命运,也是出于一己之私,所以他们准备领导工业化。与德日不同的是,意大利并没有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威胁,因此该国的贵族如同一盘散沙,很难像德国与日本那样采取集体行动。

  工业化、国家统一和军事力量相互交织,相辅相成。其结果是,德日两国都产生了军国主义思想,即认为军队是国家的化身,贵族阶层是军队天生的领袖,而黎民百姓是狂热的参与者。在墨索里尼的统治下,意大利的军国主义思想也蠢蠢欲动,但其国内的法西斯党根基不够稳固,仿佛建立在流沙之上。

  “二战”过后,日本放弃军国主义,德国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彻底反省。按照宪法规定,日本应成为一个和平主义国家。而在北约,德国虽然沿袭其军事传统,但不再热衷于任何意识形态。尽管如此,两国的经济仍然迅猛发展。经济发展不仅有助于国家复苏,而且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军国主义的思想体系(我们姑且称之为“经济主义”),即致力于经济发展,并以此作为主要手段来维护国家利益。

  此外,日本与德国还有另一个共同特征。在冷战期间,两国都对美国极其重要。“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约占全球GDP 的一半。德日两国与美国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关系,并从中获益颇丰,因为它们可以接触到全球最大的市场。美国既需要德国与日本对苏联进行遏制,也需要这两个国家富强起来。因此,美国在战后很快放弃了任何对德日两国进行惩罚或者任其陷入赤贫的念头。考虑到战后的地缘政治格局,两国的经济必须尽快复苏。因此,德日不仅接受了美国的援助,打开了美国的市场,而且可以利用关税保护国内市场,从而获得经济复苏的能量。

  毋庸置疑,德国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十分严峻,因此只要有人一声令下,这种社会现实足以使其民众在战争中作出极端邪恶的事情。但是,德国人也正是得益于他们本身能够在战后忍辱负重。面对经济上的窘境,德国人一向训练有素,他们能够面对其他民族无法面对的苦难。在这一点上,德国不仅与意大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在一个世纪里两次超越英国与法国。

  日本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而德国在世界综合国力排名中位于第四。迄今为止,两国仍是经济巨人,而非军事强国。德日两国所发挥的国际影响远远小于它们的实力。虽然德日在美国的扶植下在战后生存了下来,但它们的外部环境并不太平。美国的注意力已经转移他处,而地区问题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如今,两国正在权衡利弊,希望本身不必施加影响,或者承担任何风险。

  在谈到德国时,我们也应该提到日本,这一点十分重要。如此一来,我们可以避免将德国作为一个个案,而是将其置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下。德国统一和发展并非与日本毫无二致,但两者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极富启迪性。由于实现统一和工业化的时间较晚,它们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这种局面是意大利等其他国家无法完全驾驭的。德国与日本虽然陷入了灭顶之灾,但它们最终从灾难中重新崛起。

  德日两国统一后,社会趋于稳定,民众团结一致。这种状态在“二战”后并未消失,无疑有助于它们从失败中复苏。时至今日,德国社会仍然存在一定的纪律性。虽然这种纪律性也许正从德国文化中逐渐解体,但这并非定论。德国的经济表现迥异于欧洲其他国家,从而证明这种纪律性仍然存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参与德国重建的一代人大都已经不在人世,虽然其后代在六七十年代一度沉湎于激进主义,但他们与先辈并没有明显不同。

  当然,他们对军事理念的态度截然不同。无论是否情愿,生活在冷战时期的德国人不得不面对严峻的威胁,必须保卫自己的国家。而冷战后的一代人对军事毫无兴趣。随着魏玛共和国的建立,德国不再面临任何军事威胁,因此他们的态度合情合理。

  “恐德症”蔓延

  对德国人来说,胜利与灾难息息相关。对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德国人既感到忧虑,又引以为傲。德国人担心,这种成功会迫使他们扮演自己不希望扮演的角色,并将其再次压垮。德国人并不热衷于领导新的欧洲,但他们担心自己无法逃避这一职责。同时,对于德国公众所表现出来的忧虑和持重,欧洲其他国家心存疑虑,认为这只不过是装模作样,昔日的德国并没有死去,只是酣睡未醒而已。所有欧洲国家都对德国充满了可怕的回忆,甚至德国自身也不例外。

  德国人希望相信,令人恐惧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这就如同有人做了某件可怕的事情,但他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虚假的或者发生在其他世界的梦。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甚至可以装作这一切已经不复存在。然而,他从未真正忘记事实的真相,他清楚自己不只是做了一场梦,这一切确实发生过。正因如此,他担心这样的事情会再次发生。而他身边的所有人也清楚这不是梦幻,并且怀有同样的恐惧。换句话说,今天德国人的心态就是所有欧洲人的心态。

  德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此它试图控制或操纵邻国的每一项措施,或者它所做出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决定周边国家命运的每一次行动,都会引起人们的恐惧。但对德国来说,这一次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不是因为德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或者强大的实力,而是因为德国担心自己与这一切产生任何瓜葛。一方面,人们可以认为,这种恐惧会成为约束德国的力量。但另一方面,虽然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内心存在某种荒谬的念头,但这并不能确保它不会控制你的思想。

  对德国人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谨言慎行,表明自己毫无恶意。其中包括大范围公开进行的自我反省,从而向全世界证明,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德国的态度极其严肃。与此同时,德国人的生活异常普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那些受害国家极其相似,因为两者都经常进行反思,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生存下去。当然,尽管两者的生活方式十分接近,但这并不能抹杀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区别。

  有意思的是,德国的年轻人与上述说法格格不入。在某个周六晚上,如果你来到柏林,你就会看到一些更加奇特的生活方式。这不禁让我联想起德国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的一出戏剧。在这出戏剧里,布莱希特对人类奇怪的生活方式进行了研究,并对其中潜在的救赎可能性作出了深刻剖析。长期以来,玩世不恭一直是德国青年的传统,时至今日仍然如此。但是,当我拜访在20 世纪70 年代结识的年轻革命者时却发现,他们现在不是在西门子股份公司就是在德意志银行出任要职。我意识到,这些人年轻时的自我放纵只不过是一种程式化的做法,因为他们在弱冠之年口口声声痛恨不已的权威人士和乏味生活,如今反而成了他们自身的真实写照。

  年轻的一代喜欢标新立异、桀骜不驯,但随后不得不向人生屈服,这种现象远非德国所独有。但是,如果你在星期六(002291,股吧)的晚上来到柏林,你会发现这种感觉尤其强烈。20 世纪70 年代,源于大学校园的欧洲新左派广为流传。其中一些团体甚至参与了直接行动,包括制造爆炸案、枪击事件和绑架。在德国,有一个名为“巴德尔- 迈因霍夫集团”的组织,即后来的“红军派”。该组织成员实施了不计其数的恐怖主义行径,并被宣判有罪。1976 年,该组织主要成员乌尔丽克•迈因霍夫在接受审判期间自杀身亡。1977 年,巴德尔和其他人也在他们所谓的“死亡之夜”集体自尽。

  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有年轻人耽于声色,而且许多地方的年轻人热衷于信奉某种意识形态。20 世纪70 年代,许多国家都存在由年轻人组成的恐怖组织。而德国恐怖分子的“死亡之夜”反映了比其他地方更加深刻的黑暗现实。在此,我不打算过于深入地谈论死亡崇拜,因为我并不清楚他们的动机,但提起德国的哲学家,我们有句俗语:“比起其他所有人来,他们沉沦得更深,潜伏得更久,因此一旦出现,他们会更加卑劣。”我并不完全确定,这句话是否适用于德国哲学家,但它无疑适用于“红军派”。正如前文所言,几乎所有极端分子最终都回归了正轨。但“红军派”是绝无仅有的例外,他们的暮年同样异乎寻常。当然,这与左派或右派无关。正因为他们年轻无畏,有着狂热的信仰,所以才会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这不是某种集体罪过,但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集体行为。当我得知“死亡之夜”一事时,我不由想起了海涅及其谶语。虽然与过去相比,德国的雷声逐渐减弱,但仍然清晰可闻。

  虽然其他国家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但当它们发生在德国时,无论公正与否,都会被赋予更加深刻的意义。德国人只是希望继续生存下去,维持过去曾经保护他们平安无事的体制。但与此同时,德国人也清楚,他们不可能永远一成不变。

  德国人不得不在平凡与卓越之间进退维谷。他们对出类拔萃有着切实而强烈的担忧,并躲在平庸的表象之后,以免引起他人的注意。然而,德国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也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人们不可能对其视而不见。德国人虽然试图紧紧抓住那些能够避免让自己崭露头角的东西,但仍然希望有所改变。他们既希望留在北约,又希望有所作为,阿富汗是他们最后一次极为有限的尝试。他们既希望留在欧盟,又希望它能够符合德国的利益。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不希望表现出德国拥有某种利益,因为德国曾经正是因一己之私而失控。然而事件频发,迫使德国不得不打破自我施加的束缚。

  德国仍然执着地希望,在对外事务上采取非军事手段。德国的出口约占其GDP 的40%,而其工业生产能力远大于国内消费能力。因此,只要有部分产品无法出口,德国国内经济就会受到严重波及。德国无法仅靠出口高附加值产品维持充分就业,而是需要盯紧所有产品。这一代德国人对出口的执迷源于美国,正是在美国的鼓励下,德国开始了迅速而不均衡的发展,以致其工厂的生产能力远远超出了国内需求,而剩余产品则由美国和其他国家购买。但当时还是20 世纪50 年代,迄今已经年深日久。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对出口政策作出了相应调整,但对出口的依赖反而变得更加严重。德国希望本国的经济政策不会产生任何政治影响,尤其是军事影响。它希望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而无需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任何人。同时,它只希望运用自己的经济实力,而不必残酷无情地追求国家利益。此外,它还希望保留国家主权,但前提是超国家机构

  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这些想法完全可以理解。它们虽然含糊不清,但切实可行。

  欧洲陷入了一场经济危机。德国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而且其繁荣主要得益于欧洲。但德国公众认为,希腊懒惰而腐败,所以不希望为他们买单。因此,过去的一种说法在德国重新出现,只不过措辞极其温和,即把勤奋努力、纪律性强的德国人与软弱无能、不负责任的南欧人进行对比。

  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正如我在前文指出的那样,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说法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这种观点意味着,德国认为自身不应当承受南欧的债务负担。此外,它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即认为北欧人,尤其是德国人,至少在文化上比南欧人更加优越。这也许无关血统,而关乎价值观念。德国人不相信南欧人能够成功地处理自己的事务,而应当交由责任心强的北欧人接管,并迫使南欧人遵守纪律、勤奋工作。归根结底,这还是经济紧缩的问题,即由谁来承担欧盟债务危机的负担?德国人自认为是这场危机的受害者,因为他们辛勤工作和井然有序的状态有可能丧失殆尽。他们认为,南欧人应当偿还所欠的债务,即使无力全部偿清,至少也应当归还大半。这不仅因为理应如此,也是为了让南欧人认识到不负责任的后果,并通过经济紧缩迫使他们改弦易辙。

  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的政策和舆论产生了分歧。让问题更为复杂的是,纯粹的经济处罚已不再有效。南欧人不仅会对惩罚予以抵制,而且就像所有欠债者一样,他们可以拖欠不还。有时,偿还债务的代价要高于拒绝偿还债务的代价。虽然将来很可能不会有人再借钱给你,但还钱比这种后果更加痛苦。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对大型公司来说,破产并不会导致其丧失信誉。对国家来说,道理亦然。

  “正常崛起”成空想?

  德国计划实施经济策略,但只有各方愿意参与到这场经济博弈中来,德国的策略才会奏效。更何况,一旦有国家拖欠债务,这场博弈就会发生改变。德国怎样才能通过纯粹的经济手段迫使借方偿还债务?德国要么在经济上作出妥协,要么只能朝着某种政治方案迈进,而第一种方法对德国人来说十分困难。彼时,德国面临的现实是,他们在欧盟的框架内仅从经济角度解决问题的希望将遭遇挫折。在这场债务博弈中,德国要么接受失败的后果,要么制定的策略需要超出经济领域。

  活跃于战后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经表示,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是既富有又虚弱。只有实力才能保护一个人的财富。与穷人不同的是,富人容易受到嫉妒,因为他们拥有其他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与强者不同的是,弱者容易向权势屈服。父亲过去经常对我说,即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也躲不过一颗不值钱的子弹。对国家来说,道理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国家既富有又虚弱,灾难就会接踵而至。正如我在前文所言,能够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当加害者,固然很好。可不幸的是,这一愿望无法实现。

  在这场危机中,一些欧洲国家经济萧条,不仅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劳动者失业,而且面临着巨额债务。那么,它们接下来的情况将会如何?这些国家的政治运动随之出现,并且相关人员提出了如下要求:首先,这些国家不应当偿还债务;其次,要对制造债务的恶棍进行惩罚;第三,要让其他所有人都能够获得现有的财富。上述党派的主张存在种族主义成分,因为他们反对在欧盟国家之间相互移民和自由迁徙。总之,这些问题互相关联。

  他们认为,欧盟的受益者主要是上层精英,导致其他人只能与移民争抢工作机会。失势的中产阶级不仅遭受物质财产损失的灾难,在情感上也觉得自己成了祖国的异乡人,因此成为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就在移民不断改变这些国家民族性格的同时,欧洲却无法从文化上同化他们,而他们也不愿接受同化。这就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民族结构会发生改变。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也许没有国界,但底层阶级不仅拥有国界,而且紧紧抱住不放。随着经济问题和文化问题杂糅在一起,对外来人口的恐惧也不断增长,其结果是右派开始施加政治压力。这种心态不仅限于那些处于衰退之中的国家,同样也适用于北欧国家,甚至包括德国或美国,只不过后者的程度较轻而已。

  毫不奇怪的是,这类政党早已存在,例如希腊的“金色黎明”,意大利的“五星运动”,法国的国民阵线,或者匈牙利的约比克党。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有一个突然出现的右翼政党,有些甚至积聚了相当强大的力量。虽然现在这些党派只是初露头角,但它们还会不断发展演变。不管它们呼喊的是左派还是右派的口号(右派的可能性更大),其实都不重要。关键问题是,这些政党会让德国在债务问题上陷入僵局,因为它们宣称德国及该国在这些国家的合作伙伴有罪,并呼吁抄没并重新分配他们的财产。

  处于绝望之中的国家将不惜铤而走险。它们可以对那些富有而虚弱的国家采取措施,因为其中的风险很小。随着反德情绪和反经济紧缩的呼声日益高涨,拥有巨大资本、投资额和市场的德国无疑会成为其首选目标,而对德国利益的攻击也将逐步升级。德国要么选择接受惩罚,要么利用手中充足的资源,化财富为力量。一个国家之所以变得强大,不是因为它想要如此,而是因为它必须如此。届时德国将面临严峻的抉择,而比起其他方案,增强所有领域的实力将会成为更容易接受的选项。

  这样一来,德国就会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国家。随着压力的不断增加,德国将逐渐显示其政治力量,并迟早展露军事力量。而促使德国作出此举的不是军事因素,而是经济上的顾虑。距离那一天已经为期不远。德国将开始应对自身的根本问题、对出口的过分依赖以及难以增加的国内需求,并且需要为出口型经济建立稳定的框架。如果欧盟仍然摇摇欲坠,或者继续加强贸易保护主义,德国就需要另寻主顾,而它已经开始做出尝试。

  显然,无论欧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德国仍将深陷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但是,随着欧盟在观念上越来越倾向于国家主义,并试图加强与俄罗斯或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德国将会面临更加艰难的局势。尽管德国的主要兴趣在经济领域,但它新结交的合作伙伴很可能会将经济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举例来说,假如德国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而对后者来说,经济问题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所以俄罗斯向德国提出的条件之一,将会是要求德国接受俄罗斯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支配地位。这一点将来势必会成为美国或波兰所不愿看到的事情。因此,美国可能会与波兰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从而引起俄罗斯的警惕,并迫使德国作出抉择。

  一个国家不会主动选择制定旗帜鲜明的外交政策,除非形势迫不得已。对德国人来说,他们将不得不与北约合作,或者与其他国家建立双边关系。问题是,在冷战期间,德国虽然没有全副武装,但已经被重新武装过,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现在。与日本不同的是,德国对重新武装存在心理障碍。但不可否认,如果没有武器,任何国家的主权都不可能完整,而无论德国有过多么糟糕的记忆和噩梦,永久和平也只能是一个梦想。如果不能对繁荣的经济进行保护,那么这种状态必然难以为继。

  作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德国不存在回避政治问题的可能。全球发生的一切都有可能波及德国的利益,而欧洲发生的一切无疑都会对德国造成影响。德国可以选择抱着最理想的期望听之任之,但就像其他国家一样,该国国内政治不允许采取这种做法。假如德国不采取行动捍卫自己的利益,经济衰退及其引起的政治反应必将压垮当局。那么,德国该怎么办?

  首先,最明显的做法是设法维持欧盟和自由贸易区的存在。这并非绝无可能,但德国需要进行大量投资,而且要承担失败的风险。无论是解决南欧的失业危机,还是确保东欧国家忠于欧盟,都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德国虽然将赌注下在了欧盟身上,但不得不规避其中的风险。因此,德国需要一边继续公开致力于解决欧盟问题,一边另寻出路。

  就像过去一样,德国不得不就两件事情作出决择,即对法关系和对俄关系。由于地处北欧平原,德国总是需要就此进行权衡。自1871 年以来,德国的历史对此概莫能外,而这个问题也反复出现。“二战”结束后,密切的德法关系始终是德国的重中之重,而苏联占据着德国半壁江山(即东德),并且威胁要夺走德国的另一半(即西德),因此苏联一直是德国的心腹大患。

  尽管德国仍然坚定地致力于发展与法国的关系,但两国的利益出现了分歧。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法国希望刺激本国经济,即使这意味着会产生通货膨胀,而德国仍然倾向于实行经济紧缩的策略。对德国而言,俄罗斯很难成为适当的合作伙伴,但两国在许多方面更加契合。就像所有国家一样,德国也希望各方兼顾。因此,德国有可能稳定欧盟,继续维持与法国的关系,并与俄罗斯达成和解。但是,要想在实现上述目标的同时,满足德国的需求和公众的要求,这一政策实践起来的难度着实令人难以想象。

  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随着法国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非洲与地中海,并且试图与俄罗斯结盟,德法之间的经济分歧将日益严重。这一切不仅有可能导致大国之间开展和平的竞争,而且会导致位于德俄边境甚至德法边境的小国之间变得更加剑拔弩张。

     摘自《欧洲新燃点》

    原书名:Flashpoints: The Emerging Crisis in Europe

    作者:[美] 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

    译者:王祖宁

    出品:中资海派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莹 HN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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