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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发展 从1949年起就一直存在两个谬见

2016-11-01 07:38:16 和讯网 

  在《中国为何不会统治世界》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回顾了资本主义,这个受到利润最大化和资本积累所驱动的经济系统的内涵,以及中国从19~21世纪初艰难曲折地探索自己的经济发展的进程。在20世纪末全球新自由主义崛起时,美国和欧洲转变成为金融扩张、债务驱动的消费型,并依赖从低工资国家进口制成品。中国舍弃了中央计划经济,并从亚洲邻国的工业起飞过程中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积累,特别是那些中国海外侨民的投资,最后把自己转变成为一个以出口为驱动的充满活力的经济中心。

  “冷战”时期,中国一直是地缘政治中的重量级人物,从美国和苏联的竞争中获得“渔翁之利”。现在,中国获得经济繁荣所释放的能量,令其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也有所上升。在本书第二部分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前景的不平衡的影响。很明显,中国没有意图或能力改变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因为中国的繁荣已经严重依赖于跨国自由贸易和投资流动。中国通过其对美国的公共债务购买“成瘾”,为美国经济的全球支配地位不变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中国的繁荣正在改变青睐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平衡。最后,很显然,因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来源,全球经济持续复苏的成功将取决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再平衡,而这将需要中国深刻的社会和经济改革。

   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谬见

  这本书挑战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渊源,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影响的两种流行的观点: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对过去毛泽东时代主义的彻底告别;中国经济的繁荣令它对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产生了颠覆性力量。

  关于第一个观点,许多人认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改革,这两个事件形成了两个突出的断层,将现代中国经济发展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资本主义的入侵时期(1850~1949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1978年),和市场经济的改革时期(1978年至今)。当然,共产党人一直掌握政权和邓小平同志的改革是引发社会结构、政治秩序和政府政策等重大变化的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是我们不应该让我们愿景被这些变化所蒙蔽,从而忽视了在中国长期增长的资本超越了这些分水岭事件。第1章和第2章讨论了即使曾经历史上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市场经济,但由于政府担心牟利活动会带来社会动荡和不安,而压制中国商人阶级在18世纪的资本积累。商人阶层于是产生转向官僚仕途的倾向,而不是坚持世代传承资本积累,这意味着在清代中国缺乏企业家阶层来集中农业部门和商业部门所产生的大量剩余,然而这种农村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却发生在近代早期的英国。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企业家迁移到了南洋的欧洲殖民地,他们成为中国侨民资本的网络,这个网络一直持续到20世纪,并帮助刺激了21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繁荣。

  清朝在1839~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中失败后,中国的国家精英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快速培养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并从经济上和军事上赶上欧洲。德国、日本、俄罗斯的现代化的精英们利用集中的国家权力从农村挤压和获取剩余价值,跳跃式地发展资本主义工业。晚清时期的改革者曾也试图通过发起国家资助的工业化计划,来遵循同样的路径。但是,在鸦片战争后清朝国力日渐下降,它从根本上缺乏有效调动和集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与其他在后起工业化国家相比,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而这也烙印着中国受制于在20世纪之交两个新兴的工业国家--俄罗斯和日本,以及中国军队与其对抗的耻辱。这之后清朝加速没落,最终在1911年覆灭。

  1911年的大革命后,在地方军阀、中共红军的军事压力以及日本入侵的情况下,执政的国民党并没有完成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目标。尽管当时社会和政治混乱,商业化的农业经济仍有不错的增长,但在这一时期,国家支持的工业化还远远没有达到效果。一直到中国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并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实现了工业化。

  许多最近的研究指出,1949年前,在中国的某些国民党统治区内,发展国有企业和国家控制农产品(000061,股吧)曾作为手段来加快农村剩余的提取和工业资本积累(Kirby 1990, 1995; Cohen 2003;Bian 2005)。在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所做的是将国有部门扩大到整个经济和集体化农业中,把国家变成资本积累的独家代理。因此,尽管在1949~1979年中国受到国际上的孤立,但却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网络。它还成功地捍卫了国家主权和地缘安全,无论是来自美国还是苏联。中国的毛泽东时期代表了一个世纪的国家精英追求国家主导产业化的顶峰。

  回顾历史,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所遗留的工业基础,邓小平执政时期所实施的改革措施不会成功。在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执政时代所建立的国有企业和基础设施,确实是改革时期经济起飞的重要基础。例如,许多外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并没有从零开始,而是首先与国有企业成立合资企业。与此同时,许多国有企业在国家财政和政策支持下,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跨国企业,虽然其成为上市公司,但政府却占有公司绝大部分股份。现在中国大部分的大型企业都起源于毛泽东时代,或是源于那个时代所发展的国有资产(Nolan,2012)。国有企业持续发展与国家进行最主要的资本积累,这与长期的历史分不开。在俄罗斯和东欧的许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国有企业的类似优势,因此也不足为奇了(经济学人,2012A)。

  其他毛泽东时代的遗留产物,包括户籍制度和在人民公社内进行农村教育和农村卫生的公共投资来限制农村-城市的迁移。这些政策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有文化和健康的农村劳动力,可用于20世纪80年代的出口型私人企业以及乡镇企业。在毛泽东时期的自力更生的政策使得中国避免了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债务危机,这个危机给发展中国家和苏联集团带来了巨大的重创。

  这里强调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遗留对中国经济繁荣所做的贡献并不是要减轻邓小平同志所发起的市场改革的重要意义。只有在这样的改革之下,才能让那些从“二战”以来就开始蓬勃发展,散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长达三个世纪且不断积累的东亚产业资本进入中国,并利用毛泽东时代建成的工业来释放出新的繁荣。因此,“冷战”后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执政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与出口导向型东亚资本主义资本的混合,这才点燃中国经济热潮。

  关于中国经济崛起的谬见是,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强大的、颠覆性的、反现状的力量,并将挑战美国在全世界的政治和经济主导地位,以及美国所宣扬的自由市场。这种看法往往过于夸大中国的意图和颠覆全球现状的能力。批评现有的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左翼作者认为中国将会实现他们的愿望,带来一个挑战正统的自由市场的新视角。他们也希望中国打败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取代它并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与此同时,许多右翼作者更倾向于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和现有的国际机构构成威胁,但这是一个需要野心的威胁。2003年,国际政治专家阿拉斯泰尔•庄士敦(Alastair Iain Johnston)认为,与其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修正主义,中国表现出更强的维持现状的倾向。本书表明,经过十多年的全球动荡和中国的持续崛起,这个特征现在仍然有效。

  正如第3章和5章所讨论的,中国没有挑战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尽管其领导人的姿态和国家媒体的措辞有所变化。相反,中国一直是帮助美国延续其全球霸主地位的关键力量。中国的许多企业都得到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帮助,在股票市场如香港和纽约上市。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依赖于美国和欧洲这两家最大的市场对其制成品的需求,而中国对这两个地方的出口都大部分用美元结算。大量的美元通过贸易顺差流入中国,推动中国不断“上瘾”美国国债投资,把它作为流动性最高、规模最大的以美元标的储值的价值。自2008年以来,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外国债权人,而这种融资使美国得以继续维持入不敷出的生活。对美国国债的投资促使全球“美元本位”的延续,“美元本位”一直是美国的全球权力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中国出口部门所带来的外汇已经成为国家银行肆无忌惮创造流动性的基础,而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固定资产的投资。简而言之,中国的繁荣依赖于全球自由市场的建立和美国的保证。因此中国远没有兴趣来破坏全球新自由主义的现状和美国对其的领导。

  虽然中国不太可能终结美国的全球主导和新全球自由主义秩序,但它在这种秩序中打破了全球的权力平衡,使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与美国和欧洲打交道的时候,能够获得更有利的谈判条件。在整个战后时期,发展中国家依靠美国和欧洲资本的金融援助及信贷来发展。他们也依赖美国和欧洲市场对其原材料进口。由于这种依赖性,美国或前殖民国家能够很容易干涉他们的政府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苏联集团的力量开始减弱并在苏联解体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和扩大,达到顶峰。受国际债务危机的影响,这之中的许多国家被“华盛顿共识”征服,这个共识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政府所推动的一系列激进的市场改革和关于贸易和金融自由化政策。如果这不能称之为灾难的话,那么华盛顿共识的结果至少也的确令人失望,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改革之后经历了债务不断恶化和经济增长低迷。如今,即使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变卦,不再热衷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市场化改革了。

  第4章和第5章表明,中国的经济繁荣使它成为向发展的世界购买能源和原材料的新买方。中国也成为非洲和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伴随着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投资,中国政府向其贫穷的经济伙伴提供援助和贷款。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存在,确切地说与美国、欧洲,甚至苏联的存在都不相互匹配。但它确实缓解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后冷战”时期经济上对西方的依赖。虽然中国并没有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联系的纽带存在,但它确实为其增加了许多投资者和贸易伙伴,从而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的议价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经济繁荣正在改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但我们需要记住,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以及其自然资源的进口,都是由同样的资本主义逻辑和国家利益的驱动,这也推动西方列强进一步扩张到发展中国家。这体现为在发展中国家所创造的新的竞争和剥削,所以,中国开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被视为一个新的“殖民大国”,它令合作伙伴国家产生非工业化并获取它们本土的资源。因此,中国是帮助发展中国从发达国家那里获得自主权的推动者,也是携手传统核心力量帮助重现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的现实力量。第4章还指出,尽管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暂时扭转了西方和其他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不断增长的全球不平等的长期趋势,但其超出了世界平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将带来全球不平等增长的复苏。因此,从长期来看,中国的繁荣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收入两极分化的动态。

  第6章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失衡,而且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恶化,这实际成为导致经济危机的全球经济失衡的来源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迅速释放出出口型工业化和国家部门的债务融资,导致消费和投资之间的不平衡日益恶化。国内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导致中国越来越依赖国外市场,不断膨胀的贸易顺差和增加购买美国国债,从而导致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的债务泡沫的扩张。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债务融资投资的扩大也造成了中国自身的金融和房地产泡沫,而这注定是要被压下去的。在2008年大萧条开始后,中国经济在2009~2010年迅速反弹,而这一反弹完全是由加倍债务的过度投资所驱动,这加剧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中国经济即将来临且不可避免的再调整将在全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文:孔诰烽)

  来自《中国为何不会统治世界》;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11月出版

(责任编辑:李莹 HN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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