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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不会统治世界?

2016-11-01 06:30:00 和讯网 

中国为什么不会统治世界?

  内容简介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崛起正在试图改变现有的全球秩序。然而,如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现在置身于一种以自由贸易和美国控制为特点的全球秩序中。作者孔诰烽通过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前沿分析,详尽地论述了各种利益竞争和经济现实,从而缓解了所谓的正在阻碍整个全球南部增长的“中国霸权梦” 这一论调。

  孔诰烽还在书中重点讨论了四个常识性的概念错误:中国作为另外一种经济增长模式将会破坏正统观念;中国强烈地改变了东方和西方的权利关系;中国有能力替代美国成为全球霸权;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将能恢复全世界的财富。

  本书提出中国的发展需要依靠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精英们的利益也在维系这些联系。未来中国虽然在观念上会变得更加坚定和自信,但在能力上仍然显得有限。

  前言:

  1769年,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曾写道:“在中国,一切都由各大政府部门决定,它们相互制约,其拟任职的官员只有通过严格的审查之后才会被任用……在这样的执政环境下,当朝天子几乎不能武断地使用权力……在那里,人们的生命、荣耀和福祉都被国家法律所保护……当我们的欧洲贵族们听到这些的时候,他们是会欣赏还是会脸红呢?最重要的是他们要去模仿。”从今天的视角来看,伏尔泰关于中国的理想化描述看起来似乎有点儿滑稽。

  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也有一些轻视中国哲学家,其观点中存在很多对中国的曲解。例如,康德曾说,“美德和道德这些概念从来没有进入中国人的脑海中”;而黑格尔也曾断言,“中国人只对宗教祭祀和礼仪规矩有高度的兴趣”。

  这些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哲人对中国带有传奇化或是种族主义的观点,不能仅仅归因于他们缺乏对早期中国的了解。因为早期的游客、商人和传教士都对当时中国的现状有非常明确的记载。而且这些记载至今仍然被认为是对早期中国王朝的严谨记录。启蒙运动者对中国的曲解更多地反映了当时欧洲的政治情况。在中国“艺术风”盛行时期(chinoiserie),欧洲陶醉于中国的经济繁荣和内部和平,这些启蒙运动者将中国作为他们思辨的工具。伏尔泰是专制制度的强烈拥护者,他支持专制君主腓特烈大帝(Frederik the Great,普鲁士国王)并视之为进步力量。他将中国描绘成专制主义最成功的典范。但是,许多启蒙时期激进的哲学家更深信公民主权,并把中国抨击为处于黑暗中的国家,认为中国处在专制制度下,社会和文化中存在普遍的腐败现象。

  尽管目前有很多关于中国的信息和报道,但是这个经济上已经崛起并且在政治影响上引起西方广泛关注的国家,依然会因为西方部分作者所持有的政治立场不同,而使其形象在西方比较主流的学术性著作中被曲解。也有一些西方作者使用强势、完美、极端不同的中国形象来支持他们批判西方经济和政治系统的腐败和低效。

  伏尔泰和黑格尔关于中国的论调对于中国国内的发展几乎没有直接影响(尽管这些言论后来被用以维护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合法性)。当今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全球知识体系中的西方霸权言论仍然持续存在。尽管会受到中国政府机构的审查,但是西方关于中国的言论依旧在快速地进入中国,并对中国的自我认知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中国的保守势力从来都毫不掩饰地采用西方对于“中国模式”的褒奖以捍卫中国的现状;另一方面,很多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则毫无批判地接受西方对于中国的偏见,号召“全盘西化”,甚至把西方无情的干涉看成是改革动力。

  与中国发展相符、真实且完整的理性言论尽管会给读者呈现中国复杂的一面,但只有这样,才有助于西方政府制定出更合理和清晰的对华政策,也有利于在中国国内形成积极的言论。撰写以中国为主题的著作时,作者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观点和评论的影响,但是,以当前中国经济繁荣为题材来构筑一个与事实相符且真实的论著,并不意味着要假装对现有的事件不带任何个人的偏好。当然,仅凭作者的观点和政治立场来影响相关证据的搜集和分析也是不合理的。

  作为一名在香港出生和成长的美国学者,我对中国当然有着自己的看法。我的家族史和我个人的发展都与中国紧密相连。我的外公作为一名学者参加过抗日战争,早年出于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高度期望,他于1949年带领全家老小从香港迁回广州,投身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中。1957年初,也就是新中国领导人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他由于不合时宜地批判了苏联而被下放到农村,并在农村度过了他大部分的余生。邓小平同志复出后,他得到平反,但不久就去世了。我母亲在1958年独自一人回到香港与那里的亲戚住在一起。但是我的叔叔和阿姨依旧留在大陆,并且经历了“文革”。我总能感受到从母亲和祖父那里传承下来的,对于正义和知识的渴望。我的知识观的初步形成就是源自母亲家族中发生的故事,源自母亲对童年的怀旧,源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各种社会运动,以及香港回归前夕当地的学生运动。与此同时,我的亲戚们成为了中国繁荣的受益者,他们把其所得当成是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对他们的补偿。

  我个人的经历让我对中国,以及处于中国巨人影子下的其他亚洲国家感到担忧、好奇和关切。我运用在社会学科所习得的概念和分析工具来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这些经历引导我从事了两个主要的研究项目,并且成就了我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首先,我通过对现代和当代时期的批判来描绘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起源和细节。这个研究的主要成果是《中国特色的断言》(Chinese Characteristics,2011)。其次,我主要探究中国经济繁荣的根源,揭示其核心动力,并探究中国经济复苏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本专著就来源于此研究。

  我对中国政治经济繁荣的研究始于在印第安纳大学工作学习期间。最初的努力得益于我出色的同事们——他们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所提供的真知灼见,特别是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和伊桑•迈克逊(Ethan Michelson)。我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后,我的导师和同事,包括乔瓦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乔尔•安德里亚斯(Joel Andreas)、梅尔清(Tobie Meyer-Fong)、比尔•罗依(Bill Rowe)、贝弗莉•西尔韦(Beverly Silver)和蔡欣怡(Kellee Tsai),都帮我将研究置于历史性和比较情景的分析之中。

  关于这个研究的一部分内容,我在不同的地方做过演讲,包括马里兰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纽约州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的讨论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理论和比较历史学中心的研讨会、耶鲁大学关于历史与文化和社会的研讨会、西北大学的亚太政治讨论会、耶鲁大学的比较研究研讨会、巴西联邦德圣卡塔琳娜州大学的国际关系和社会主义经济中心研讨会、布朗大学沃森研究所的“中国年”讨论会、香港法国中心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讲座、南加州大学中国经济大会、宾州州立大学“全球亚洲”会议、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中国崛起”大会、多伦多约克大学“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会议、印度加尔各答大学的加尔各答研究发展学院的“中印比较”国际研讨会、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的金砖四国研讨会、莫斯科俄罗斯总统社科院国民经济和公共管理盖达尔论坛以及一些新学校关于印度和中国的经济研讨会。这些会议和报告以及听众的评价和建议帮助我完善了论据。我也要感谢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提供的至关重要的学习氛围。这些资料和经历在2013年夏天我访问中国人民大学以及2014年夏天访问新加坡时逐步成为我的手稿,那些夏天快乐而又富有成果。

  特别感谢: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罗比•巴奈特(Robbie Barnett)、鲍勃•布雷内(Bob Brenner)、罗伯特•巴克利(Robert Buckley)、阿米亚•巴格奇(Amiya Bagchi)、迈克尔•布汤维(Michael Burawoy)、常家墩(Gordon Chang)、尼斯•科瑞夫(Nitsan Chorev)、帕特里克•切瓦尼(Patrick Chovanec)、约瑟•毛里•多明戈(Jose Mauricio Domingues)、邓国声(Deng Guosheng)、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普瑞森•杜瓦拉(Prasenjit Duara)、冯仕正(Feng Shizheng)、马克•福瑞泽(Mark Frazier)、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伊莱•弗里德曼(Eli Friedman)、托马斯•戈尔德(Thomas Gold)、杰克•斯通(Jack Goldstone)、杰夫•汉德森(Jeff Henderson)、黄平(Huang Ping)、比尔•赫斯特(Bill Hurst)、鲍勃•卡普(Bob Kapp)、伊丽莎白•科尔(Elisabeth Kol)、帕特克•科兹涅瓦茨(Patricio Korzeniewicz)、李静君(Ching Kwan Lee)、丹尼尔•林克(Daniel Lynch)、吉姆•迈赫尼(Jim Mahoney)、里欧•帕尼奇(Leo Panitch)、迈克尔•贝蒂斯(Michael Pettis)、西德尼•瑞特博格(Sidney Rittenberg)、莫瑞•鲁宾逊(Murray Rubinstein)、马克•赛尔顿(Mark Selden)、史宗瀚(Victor Shih)、道斯•翰林格(Dorothy Solinger)、斯贝斯坦•沃格(Sebastian Veg)、杰夫•沃斯姆(Jeff Wasserstrom)、温铁军(Wen Tiejun)、赵鼎新(Zhao Dingxin)对本书提出的见解。非常感谢张绍华(Zhan Shaohua)、王英遥(Wang Yingyao)、莉莉•墨菲(Lily Murphy)、黄玲丽(Huang Lingli)提出的建议和对研究的帮助。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编辑安妮•路腾(Anne Routon)对本书的支持。与我之前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另一本书一样,本书的出版同样得益于她的文化品位和编辑建议。我也要感谢艾米•万斯特(Amy Vanstee)和安妮•阿尔瓦(Annie Barva)对手稿所做的文字编辑工作。

  我的生活伴侣赢慧(Huei-Ying)给予我极大的鼓励、自信心和批判精神,这些都促使我完成专著。她总是提醒我,时刻保有最初选择社会科学研究的情怀。书中任何幼稚的观点和缺陷都逃不过她的法眼。我们的孩子们——亨利(Henry)和海莉娅(Helia),伴随着我写这本书而茁壮成长。他们对知识的热情也时刻提醒我要保持好奇和敏锐,而不至于落后。我希望他们对自己无意中做过贡献的这本书感到骄傲。

  《中国为何不会统治世界》;【美】孔诰烽(Ho-fung Hung)著,沈莉译;定价:48元 ISBN:978-7-5086-6587-0 中信出版集团 2016年11月出版

(责任编辑:李莹 HN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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