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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计划生育很犹豫 曾删计划生育

2016-10-31 09:58:48 和讯网 
 

  一年前的10月29日,中央全面放开二胎,这意味着中国坚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松动。实际上,二胎并非什么新鲜概念,张竞生1920年时就提出,可以给只生两个孩子的父母奖励,而超过二胎则抽税。建国后到计划生育正式实施前,中国的人口政策曾经多有波动。易富贤在其著作《大国空巢》中介绍了这一过程,是计划经济在人口政策中的体现。到毛泽东逝世时,生育率已从1970年的4.8,降低到了3.2。

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暗示,中国政府解决不了自己的粮食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艾奇逊的这些言论在当时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暗示,中国政府解决不了自己的粮食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艾奇逊的这些言论在当时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针对艾奇逊这种观点,毛泽东在1949年8月发表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反驳道:“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说:“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五十九万七千平方公里的国土。”

  毛泽东的这些观点与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1839年-1897年)的观点类似。

  亨利·乔治在《进步与贫困》(1879年)一书中曾有一个著名的比喻:“鹰和人都吃鸡,但鹰越多吃鸡越少,人越多吃则鸡越多。”因为人不但能吃鸡,也能养鸡。

  解放初,中国是限制堕胎的。1950年4月20日,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布《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1952年12月31日,卫生部制定了《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

  但当时城市婴幼儿死亡率已经下降,部分干部和城市居民由于工作和住房等现实压力,有强烈的避孕要求。

  而1952年在印度成立了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已经开始掀起。当时节育不但在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中,而且在政治领袖中有相当大的共识。

  1953年春,张竞生写下1.3万字的《我的几点意见》,上书毛泽东,建议实行计划生育。中央机关收到后批示“退回、酌办”,把信退回广东省委,省委又把它退回张竞生所在单位。

  1953年1月12日卫生部曾通知海关:“查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但邓小平副总理于1953年8月要求卫生部改正,并敦促抓紧下发《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

  1953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中说:“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万,……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大负担。”

  1954年11月10日,卫生部发出《关于改进避孕及人工流产问题的通报》,规定“避孕节育一律不加限制”,“一切避孕用具和药品均可以在市场销售,不加限制。”

  1954年12月27日,刘少奇委员长在一次关于节制生育的会议上宣布:“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

  中央领导的表态给了邵力子(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知识分子勇气。邵力子在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以及1954年9月17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两次提出了计划生育的观点。1954年12月19日,邵力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长文。1955年7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第二次会议浙江小组会上,邵力子再次提出了计划生育的建议,得到马寅初、竺可桢等人的支持。

  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两处讲到节制生育。

按照毛泽东时代党内关系的准则,梁中堂推测,首先是因为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有了转变,然后才有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的表现。

  按照毛泽东时代党内关系的准则,梁中堂推测,首先是因为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有了转变,然后才有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的表现。

  1956年10月12日,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说:“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梁中堂考证认为这是现在看到的毛泽东讲计划生育的最早资料。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述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顺便提出:“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并表扬了邵力子。马寅初按照大会安排的发言,回应了毛泽东“讲话”中有关计划生育的思想,他说∶“中国人口这样发展下去,五十年后多少?吓死人!二十六亿一千九百万”,“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

  马寅初当时也是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主任陈云也对马寅初的观点非常认同和重视。1957年7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其实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倒是谈不上“新”,并未达到严复的高度,而与张竞生1920年的观点非常类似,比如避孕、晚育;“对只有两个孩子的父母加以奖励,而对超过两个孩子的父母要抽税”。

  毛泽东对计划生育,心中还是很犹豫的,反复修改自己2月27日的讲话,最后将计划生育的内容全部删除,而是强调:“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然后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在1957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

  毛泽东心中一直认为“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但他并不反对节育。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认为“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1958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认为“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还要发展一点”,但他仍然强调:“我是赞成节育的。”在同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说:“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少年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亩五分地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七亿五到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少。”

  应该说,马寅初是响应毛泽东而提出“新人口论”的,但马寅初没有跟上毛泽东的步伐。刘少奇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不点名地反驳了邵力子、马寅初等人的观点:“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

1959年、1960年《光明日报》、《新建设》发表了一系列批驳马寅初的文章(不仅仅是他的人口论)。马寅初也毫不妥协,1960年在《新建设》发表《重申我的请求》说批他的文章“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广体胖’了”。

  1959年、1960年《光明日报》、《新建设》发表了一系列批驳马寅初的文章(不仅仅是他的人口论)。马寅初也毫不妥协,1960年在《新建设》发表《重申我的请求》说批他的文章“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广体胖’了”。

  而马寅初的前任蒋梦麟(代理及在任北大校长长达17年)可没有马寅初那么好的运气。他因为在台湾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1959年遭“立法委员”及舆论的围剿,甚至有“杀蒋梦麟以谢国人”之口号。

  1959年海峡两岸对人口问题的争论与1932年美国的一场争论非常相似:统计学家路易斯·都柏林(Louis I. Dublin,美国大都会生命保险公司第三任总裁)说:“人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将人口成比例地减少一半,经济和社会问题不会改善”,他以此来反对亨利·奥斯本的控制人口的理论。

  1959-1961年大跃进期间,中国人口停止增长。1959年5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香港《大公报》 记者费彝民时说:“中国人口多,任何东西要算两个账,一个是把生产增加的数字,除以六亿五千万,就不多了;一个是把每一个人多吃的数字乘六亿五千万,数字就不少了。”

  但毛泽东仍然坚持“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观点,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收录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于1960年9月公开出版。

  1962年1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

  但是一方面由于城市人口比例小,一方面由于当时的政策缺乏刚性,1962年到1970年中国平均总和生育率仍高达6.1,1970年也还有5.81。

  中国人口由1950年的5.5亿快速增加到1960年的6.7亿、1970年的8.2亿;而人均GDP却增长非常缓慢。以1990年的国际元为基准,中国人均GDP从1950年的448美元(1936年为596美元)仅仅增加到1970年的778美元;而当时发达国家已经超过1万美元,台湾地区为2537美元,非洲平均为1335美元。要知道,公元元年中国人均GDP也有450美元。也就是说,1970年中国大陆是当时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生活水平与两千年前的先祖们没有多大差别。

  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人口多是贫穷的原因。1971年7月8日,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要求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

  20世纪60年代各地在计划生育上做了很多探索,积累了很多经验;避孕措施也进一步改善和普及;尤其是60年代中期以来中学教育的跨越性发展,导致70年代初的生育率快速下降,从1970年的5.8下降到1973年的4.54。

  1973年7月16日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华国锋兼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各地区各基层单位也陆续开始建立计划生育机构。周恩来提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长都计划不好,还搞什么国家计划?”国务院提出了“四五”期间人口增长计划,这是我国第一个人口增长计划。1973年12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会上提出“晚(晚婚晚育)、稀(两胎间需要有间隔)、少(少生)”的生育政策,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1974年底,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

  当时的计划生育还基本是以宣传教育为主,反对强制(“软制”成分是有的)。因为毛泽东是一直反对强制计划生育的,早在1958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就提出:“你现在要人家节育,但我们一是工具不够,二是宣传不够。农民字都不认识,还有早婚的习惯,你强迫他节育,又不行,他不能控制自己”。毛泽东在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就认识到文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独家|中国人口政策:从限制堕胎、计划生育到二胎

  1973年12月25日,华国锋在接见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代表时就明确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我们要多从宣传教育着手,解决人的思想认识问题,不要订一些条条框框限制,不要强迫命令。有的地方规定,不按计划生的不报户口。这不行。人家生出来了嘛,在新社会还要叫他健康成长。”1974年9月19日,在接见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代表及女用长效口服避孕药科研总结会部分代表时,华国锋说:“提倡晚婚、计划生育,要有正确方针、政策,不能强迫命令。有的规定生第三个孩子不上户口,不发布票,不给口粮,这都不行。”1975年5月22日,华国锋在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预备会领导小组时谈话说:“要做好宣传工作,注意防止强迫命令。不要一说抓紧搞,就搞摊派指标,生了孩子不给报户口。……有的单位卡得很厉害,怀孕六、七个月还非叫流产不可。”可见当时对控制人口是小心翼翼的,而不像那个年代对其他事情一样暴风骤雨。也说明1975年虽然中央反对强制,但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使用强制手段了。

  1976年毛泽东逝世,文革结束,中国生育率也下降到3.2。


独家|中国人口政策:从限制堕胎、计划生育到二胎

  本文摘自易富贤《大国空巢》。中国发展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莹 HN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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