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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孙中山抓住了时代大主题

2016-10-12 00:57:30 法治周末 

    孙中山所创立的民主、共和制度会在中国长期生根,长期发展。所以,我们要高扬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旗帜,发展民主,一丝一毫、每时每刻都不能背离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牟 尼

  自10月12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陆续发行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纪念币。今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随着孙中山诞辰日(11月12日)的临近,各地相关纪念活动已经陆续开展。而在去年结束的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举办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活动的决定》,届时将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内地对孙中山先生的纪念活动一直未曾中断。每年国庆节,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都被竖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央。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这些年人们对孙中山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全面。而围绕着怎么评价他的问题,历史学者也有一定的争论。就此,法治周末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

  孙中山的地位不是靠立宪派“捧”出来的

  法治周末:历史上,武昌起义的组织者主要是同盟会的外围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者主要是新军中的下层官兵。在你写过一本辛亥革命的专著《帝制的终结》中,你对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为什么?

  杨天石:辛亥革命和武昌起义不是一个概念。广义的辛亥革命史要从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谈起,有18年之久。因此,考察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不能只谈武昌起义,那样视野就太窄了。

  当然,如果仅从武昌起义的发动来看,孙中山没有很大的直接作用。但是,武昌起义是在孙中山的号召和影响之下发动的,这是事实。没有孙中山的革命号召,没有孙中山长期在思想传播、组织发动等方面一系列的工作,武昌起义是不会发生的。武昌起义之前,有1895年的广州起义,还有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镇南关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等,它们都是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或发动的,起了先导作用,武昌起义是在这一系列起义之后,在其影响下发生的。

  法治周末: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孙中山从海外回国,是他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有研究结果指出,回国之后,立宪派的张謇、赵凤昌等人为了跟北方对抗,把孙中山推到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上,孙中山因此一下子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尽管他任临时大总统时间很短,但是这个经历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天石:我不赞成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是“边缘人物”这一提法。可以这样讲,从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之际起,孙中山就抓住了推倒清政府、振兴中华这个时代大主题,就开始引领时代潮流,逐渐成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人物。

  须知,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的位置是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投票选举出来的。当时,共有17省的代表出席,每省1票,候选人有孙中山、黄兴、黎元洪3人,孙中山得16票,可见,孙中山的当选是众望所归,并不是有人内定,也不是张謇、赵凤昌在暗中活动捧出来的。张謇、赵凤昌都是立宪派,辛亥革命前都还反对革命,他们转变立场,归顺革命,对革命有好处,但是,不应把他们的作用估计过高,那样说没有充分的史实根据。

  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为什么没有立即回国?他去了英国,去了法国,然后才经过南洋回到上海,什么道理?他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外交问题。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必须要求列强保持中立,不要帮助清政府来镇压革命。孙中山当时希望西方列强保持中立。应该说,在辛亥革命的整个过程里面,列强没有直接武装干涉,保持了中立态度。

  想干涉的是日本,因为中国如果推翻了清朝皇帝,那么就影响到日本的天皇制。日本想拉盟国英国一起干涉,但是英国不干,所以日本最后也没有采取武装干涉。

  第二是借钱。因为革命需要大量的经费,所以孙中山到英国和法国都是为了借钱。但是那个时候,列强还不知道中国革命鹿死谁手,所以列强表示,他们在经济上也中立,既不借钱给清政府,也不借钱给革命党。所以,这个借钱的目的没有达到。孙中山回国,到上海登岸的时候,记者问他,孙先生你带回了多少钱来,孙中山表示他一个钱也没有,他带回的是革命精神。

  应该说,孙中山1895年领导的广州起义,是革命党人向清朝政府开了第一枪。这次起义规模比后面的起义要小得多。当时,孙中山从檀香山带回来大概6000美金,只有少数工人会员和技师参与,但是它的意义就在于向清朝政府开了第一枪,宣告了革命党的诞生,宣告了革命党人要用武装起义的形式推翻清朝的统治,起了宣告、宣传、先导、开路的作用。

  所以,可以这么说,因为1895年的广州起义,孙中山开始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人物。清政府从此知道,有人要推翻自己,这个人就是孙文、孙逸仙。

  对利用会党的做法要有“同情的理解”

  法治周末:有一点人们都知道,孙中山在美国的时候就加入了洪门。无论是现在的学者,还是当时的一些革命党人,一直在批评孙中山的会党做派,你怎么看这一点?

  杨天石:这要分几个方面来谈,第一,孙中山为什么要利用会党?会党是传统的游民社会的组织形式。孙中山开始革命的时候是孤立的,他并没有很多同志,他要革命,面对的是强大的清政府,他一定要利用传统社会的力量,而洪门具有反清的传统,是当时孙中山在现实中唯一可以利用的力量。如果孙中山不利用这个已有的、现存的反抗力量的话,他利用谁?他当时还不可能去发动工人,也不可能发动农民,所以我说,他只能利用现存的会党,这是可以理解的。

  后来,孙中山先是建立兴中会,又建立同盟会,建立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这都说明,孙中山已经知道仅仅利用传统的帮会不行,必须建立现代的革命团体和革命政党。

  第二,中华革命党把党员分成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等三种类型,革命成功后分别享有不同的权利,还要求党员个人完全服从领袖,要摁手印,这当然是错误的。但是,不能完全把中华革命党看成是会党,它至少还以实现民权、民生主义为宗旨,以推翻袁世凯专制政府,创制“五权宪法”,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这些都是当时的先进思想,会党不可能有。

  所以,对中华革命党那套做法要有“同情的理解”。因为辛亥革命以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国民党的特点就是涣散,意见分歧,“二次革命”的失败,当然跟革命党的力量弱小有关系,但是也跟当时革命党内部意见不统一有关。所以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强调要统一意志,要加强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他强调个人权威,有其历史背景。

  法治周末:有学者认为,革命党喜欢搞暗杀,在没有获得权力之前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后来掌握了政治权力以后,还搞暗杀是不对的。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杨天石:我不认为这位学者的研究是“准确的”。前一时期,有学者提出,暗杀宋教仁的不是袁世凯,而是陈其美,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已有的资料有力地证明,宋教仁被刺和袁世凯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

  现在有些学者对这些证据视而不见,却力图找出和宋教仁同属一党、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陈其美来当作主谋。我看不出有多少站得住的理由。其实,这个推论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观点,宋教仁死的时候,梁启超等人就猜测过是陈其美干的。

  孙中山反对暗杀。对孙中山了解很深的蔡元培就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说“总理最反对暗杀”。1912年,陶成章在上海被刺,有的学者怀疑孙中山是主谋。也是猜测,没有任何证据。相反,我倒有比较可靠的证据,说明陶成章之死和孙中山没有关系。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讨论陶成章之死,今年会发表另一篇文章,就是《再论倒孙风潮与蒋介石刺杀陶成章》。中国近代史上有过几次反对孙中山的风潮,一次是1907年在东京,一次是1909年,在南洋和东京,我最近会发表一篇新的文章,研究1912年的第三次倒孙风潮(酝酿而未成潮),将披露一些新的材料。这三次“倒孙风潮”的发动者都有陶成章。但是,陶成章被刺杀,仍然跟孙中山没有关系。

  近年有学者说,发现了孙中山暗杀柏文蔚的“密令”,其根据是1916年3月孙中山写给居正的信。其中说:“柏(文蔚)宣誓入党,最近亦有书来达意,果到青岛,请当日人面与之相见。叩其服从弟命令否?如彼唯唯,则兄应以总司令地位临之,使就范围。否则,当托萱兄设法去之,毋使纷扰。”

  柏文蔚原来不赞成孙中山发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属于以黄兴为首“欧事研究会”一派。后来转变态度,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于3月7日上书孙中山,表示愿意重新在长江一带“谋举义帜”,要求孙中山“指示机宜”。

  孙中山此函是告诉居正,如果柏文蔚来到青岛,首先须问其是否服从命令,在其表态同意后,就用总司令的身份接待柏,使其接受领导,否则,就托日本顾问萱野长知“设法去之”。这里的“去之”,意思是使柏文蔚离开青岛,免其在指挥机关中提出不同意见,增加“纷扰”。有学者将其理解为“密杀令”,完全是误读。试问,柏文蔚放弃原来的立场,投奔孙中山麾下,孙中山却要命令日本人暗杀他,这怎么可能?

  这样的误读还不止一处。

  法治周末:那么,在你看来,孙中山利用会党组织革命,给革命带来了哪些影响?

  杨天石:会党是一种落后的组织形式,主要成分是游民无产者。这些人的优点是敢干、敢冒险、不怕死、讲哥们义气。缺点是见利忘义,因为他没有思想信仰,看到利,就忘了义。同时,也没有牺牲精神,不可能长期奋斗。有利可图就来,无利可图就弃你而去。

  杀害宋教仁的主谋之一应夔丞就是典型的会党分子。他最初跟随陈其美,后来被袁世凯政府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收买了,才出力谋杀宋教仁。

  孙中山辛亥革命之前的许多次起义失败了,主要依靠会党的力量。所以从1910年起,他就从依靠会党转变为依靠新军。1910年的广州起义主要人物是新军军官倪映典,武昌起义的主力也是新军。

  从会党转移到新军,有其必然性。会党是可以利用的力量,但是绝对不是依靠的力量。

  《临时约法》是将袁世凯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法治周末:有学者认为,孙中山发动的三次战争,反袁、护法、北伐都是错误的,同时认为宋教仁死后,法院的传票已经发给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了,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渠道去解决,但孙中山坚持要搞“二次革命”,等于破坏了自己创建的共和。你怎么看?

  杨天石:在我看来,“二次革命”是一次匆匆忙忙、准备不足,而且受到很多人反对的一次革命。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孙中山搞“二次革命”,搞急了,搞早了,但是,孙中山坚持以武装起义来反对袁世凯,这一点没错。你能够想象,当时在袁世凯的统治下,上海的地方法庭会把宋案的真相搞得水落石出吗?袁世凯会遵守法律,服从法律吗?

  我认为,孙中山完全可以把这个官司再打下去,利用法律斗争揭露袁世凯,揭露其敌视民主、复辟专制的行为,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军事上也需要更充分的准备。但是要推翻袁世凯,仅仅靠法律斗争是不可能的,袁世凯是军阀,靠枪杆子治天下,他要当皇帝,推翻袁世凯只能够靠枪杆子。

  对于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与北伐战争是错误的看法,我也都不同意。孙中山既要让位于袁世凯,又要防范袁世凯搞专制、独裁,处于两难境地。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孙中山一些违反“程序”的做法,不能把袁世凯幻想为奉公守法的正义典型。

  法治周末:1912年,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宋教仁想搞内阁制。但孙中山坚持搞总统制,权力在总统;而孙中山即将下台时,他搞了一个《临时约法》,又要搞内阁制,权力在国会。对此,你怎么看?

  杨天石:关于实行总统制,还是实行内阁制,这也要从对袁世凯斗争的角度考察,才易于理解。孙中山等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前后变化完全取决于如何更有利于发展民主力量,维护革命成果,防范袁世凯。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第一,立宪党人和清廷官吏普遍拥护袁世凯;第二,洋人,特别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支持袁世凯;第三,革命党人力量不足,最大的困难是没钱。革命党人从上海打到南京,枪支、弹药从哪儿来呢?靠日本的借款。孙中山最初想北伐,一直想打到北京,但是没钱。不仅北伐没有钱,连维持南京附近的十几万部队的饷银都困难重重。

  所以孙中山当时想向日本借钱,企图以之解决北伐所必需的经费。据日文资料,孙中山曾向一位日本朋友讲:“倘或有幸,此刻能获得防止军队解散之足够经费,余等即可延缓与袁议和,俟年关过后再进一步筹措资金,而后继续排袁,仍按原定计划,坚决以武力消除南北之异端,斩断他日内乱祸根,树立完全之共和政体。”孙中山的日本挚友宫崎滔天也有类似回忆。然而,日本人在这关键时刻,不肯拿出钱来,没有支持孙中山。在这个情况下,孙中山只能够接受议和条件,让位给袁世凯。

  法治周末:你是怎样看待《临时约法》对袁世凯的制约作用的?

  杨天石:孙中山虽然决定让位袁世凯,但是,能不能就此放手,对袁世凯不加任何防范呢?不能。在清末的新政中,袁世凯表现不错,有成绩。但是,袁世凯在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后,投靠慈禧,出卖谭嗣同等人,这些,人们记忆犹新。袁世凯不会有任何近代民主思想,这是肯定无疑的。因此,对于这样一个掌握了中国最高权力的军阀,不能不加以防范。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在正式让位于袁世凯之前,不得不抢时间制定并公布了《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体现民主主义精神和权力制衡原则的根本大法,是破天荒的、划时代的创举,它将辛亥革命的成果用法律形式巩固下来,将国家主权交给“国民全体”。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为了将袁世凯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它特别注意约束和限制最高权力,规定临时大总统、副总统都由选举产生,接受参议院弹劾,甚至接受特别法庭的审判,这就废除了世袭制或指定制,有助于消除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存在的可能。

  孙中山的功绩很伟大,一生犯的错误不多

  法治周末:关于孙中山在历史上的地位,你是怎么评价的?

  杨天石:孙中山把专制制度推翻了,把君主专制推翻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了不起的革命,前无古人。所以,如果连孙中山在推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这一点上,我们不充分肯定、只看其缺点的话,那就颠倒主次了。

  孙中山所创立的民主、共和制度会在中国长期生根,长期发展。所以,我们要高扬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旗帜,发展民主,一丝一毫、每时每刻都不能背离。

  法治周末:可能每个革命者都会有他的历史局限,包括他使用的革命手段和方法。

  杨天石:历史人物各色各样。有的人有功无过,有的人有过无功,有的人功大于过,有的人过大于功。孙中山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物,但他的功绩很伟大,一生犯的错误不多,没有干过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事。至今,孙中山还是海峡两岸和全世界绝大多数华人共同尊崇的伟人。我们要努力实现他一百多年前就提出的号召——振兴中华。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有许多精粹。其中之一是“取那善果,避那恶果”八个字。什么意思?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文明,不能一概排斥,一概否定,而要择善避恶。另外,他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推动人类文明的两种“经济能力”,主张调和,使之“互相为用”,共同推进人类文明,用外国的资本主义来造成中国的社会主义。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中还有一句话,叫民生是社会的重心。人类社会发展动力是什么?是老百姓(603883,股吧)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为什么要发展生产?为什么要发展科学?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就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责任编辑:柳苏源 HN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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