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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迷雾:经济学家的发展政策为何失败

2016-09-20 09:25:31 和讯网 

经济增长的迷雾:经济学家的发展政策为何失败

  书名:《经济增长的迷雾:经济学家的发展政策为何失败》

  作者:[美]威廉·伊斯特利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7月

  内容简介

  《经济增长的迷雾:经济学家的发展政策为何失败 》作者根据他对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深入研究,剖析了自二战结束以后经济学家在欠发达国家推行其政策建议的成败案例,破解了经济增长之谜,揭示出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所有经济主体,不管是普罗大众、企业、政府官员还是援助机构,都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成功的经济政策不能违背这一基本原理。

  当前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传统产业和增长动力不断衰减,新兴产业的体量和增长动能尚未集聚,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正朝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转型。

  在此背景下阅读本书,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领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谛就在于把激励搞对,激发各类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以新的增长动力推动社会大发展和大繁荣。

  作者简介

  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

  他于1985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85-2001年在世界银行工作;2001-2003年任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和国际经济学研究所(Institution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的高级研究员。

  伊斯特利的研究领域包括非洲、经济发展和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微观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

  七国集团的世界之旅

  对于世界银行要求减免穷国债务的呼吁,富国也做出了回应。1987年6月的威尼斯七国峰会要求减免低收入国家债务的利息支出。七国集团通过了一个债务部分减免计划,即“威尼斯条款”(后来有关的计划都以七国集团峰会的召开地命名)。一年后,多伦多七国峰会通过了可供选择的措施,包括部分减免、延期、降低利率,又被称为“多伦多条款”。

  同时,为帮助非洲国家偿还其官方债务,世界银行于1987年启动了一项针对低收入非洲国家的“特别援助计划”(SPA)。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该计划进行了补充,启动了“扩展的结构调整措施”(ESAF)。两个计划都寻求向“调整中国家提供大大增加的、快速发放的高让步性援助”。

  1990年的休斯敦七国峰会考虑“为最贫穷的债务国提供更为妥协的计划”。英国和荷兰还建议把债务减免的比例从“多伦多条款”的20%提高到67%,这也就是所谓的“特立尼达条款”。1991年的伦敦峰会同意“有必要采取更多的债务减免措施……而不限于多伦多条款已经采取的措施”。到1993年11月,巴黎俱乐部(由官方债权人组成)采用了“扩展的多伦多条款”,条件更为优厚。1994年12月,巴黎俱乐部公布了“尼泊尔条款”,符合要求的国家可以享受更多的债务减免。

  接着,1996年9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了高债务贫困国家债务计划,使得穷国可以“一次性退出重组进程”,重建“与国际金融界保持正常关系,即及时的资金流动和完全可信的承诺”。多边债权人首次“采取措施以降低债务对特定国家带来的负担”,尽管这样做还有一个前提,即该国实施的政策必须满足一定标准。

  与此同时,巴黎俱乐部也同意在尼泊尔条款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债务减免比例提高至80%。到1999年9月伯纳、杰弗里·萨克斯等人和教皇会面时为止,债务减免计划已经涵盖7个国家,减免金额达34亿美元(以当前币值计)。这7个国家分别是玻利维亚、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圭亚那、马里、莫桑比克和乌干达。根据世界银行网站上的资料,“埃塞俄比亚、几内亚比绍、尼加拉瓜、毛里塔尼亚和坦桑尼亚已经完成了初步的审查,有资格获得另外数十亿美元的债务减免”。接着,又有呼声要求进一步扩展该计划,但2000年大赦运动认为扩展的还不够。2000年10月,世界银行称到年底将有20个国家得到“大量债务减免”。

  这一时期,在明确的债务减免之外,还存在一种隐含减免方式,即提供优惠贷款(concessional debt,利率大大低于市场水平)替代非优惠贷款(采取市场利率)。尽管世界银行的国际开发协会和其他多边以及双边机构通过提供大量让步性贷款进行净转移,但在这一时期,高负债贫困国家的偿债负担仍然加重了。

  近些年来,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债务减免浪潮,不断用让步性贷款代替非让步性贷款,“2000年大赦”运动呼吁更大规模的债务减免,伯纳、杰弗里·萨克斯都对贫困国家的债务状况表示不满,这或许表明债务减免作为经济增长的药方并没有起到作用。在20年的债务减免和大量发放让步性贷款的情况下,许多国家成为高负债国,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矛盾。

  本章接下来要解释过去20年的债务减免努力在哪里出了问题。债务国对高债务的偏好,使得它们借新债,来代替已被减免的旧债。越来越优厚的债务减免条件也可能造成负面刺激,因为这些国家在举债时就预期到未来减免的可能。高债务这一问题有可能继续存在,因为“不负责任的政府”在债务减免之后仍然“不负责任”。

  出卖未来

  “2000年大赦”运动将债务视为摧毁贫穷国家经济增长的自然灾难,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一些国家之所以拥有高额外债,可能是因为它们愿意拿未来几代人民的福利做抵押,来为这一代人民(主要是政府利益集团)的生活融资。

  我们可以对这个假设论证一下,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意义可就大了。如果“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那么债务减免就可能带来超乎想象的后果。任何债务减免都可能使不负责任的政府借入新债,直至债务又达到与减免之前相当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债务减免相当于饮鸩止渴,不但不会促进发展,连降低债务负担的作用可能都起不到。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其他的证据,来证明“不负责任的举债”一说是否成立。我们可以观察,在不断举债的同时,穷国是否还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即不合理得大比列出售国家资产,以剥夺未来几代人民。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里所描绘的那样,曾经富有的继承人落魄到变卖银器的地步,我们可以想象“不负责任的政府”如何既借新债又变卖资产。

  为了分析债务减免对新债和资产的影响,我研究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确定的41个高负债贫困国家:安哥拉、贝宁、玻利维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克特迪瓦、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圭亚那、洪都拉斯、肯尼亚、老挝、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利塔尼亚、莫桑比克、缅甸、尼加拉瓜、尼日尔、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多哥、乌干达、越南、也门和赞比亚。

  世界银行的世界债务一览表中仅包括1989年以后的债务减免数据。观察这一时期的数据,可以发现债务减免和新债之间存在有趣的关系:在1989—1997年,对41个外债高企又高度贫困的国家减免债务总计达330亿美元,而这些国家新增的债务量则有410亿美元。这印证了我们关于债务减免将伴随同等数额新增债务的结论。

  获得最大债务减免量的国家,新增债务量也是最高的。平均债务减免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与新增债务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与“以未来做抵押”的假想相一致,这些国家的政府在获得债务减免的同时又大举借入新债。

  利用1979—1997年间的债务数据,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债务减免并不能带来债务量显著下降。如果能够避免政府在获得债务减免的同时大举借入新债,那么债务减免应该带来债务量的降低。为衡量债务负担,我使用债务量现值与出口的比率。债务量现值是指政府为偿还未来债务本息而今天必须在银行拥有的资金额(以市场利率计算)。但是,并不是说必须在银行里有这么一笔钱,只是一种计算方法,可以说明未来本金和利息偿付的现金流现值。

  再一次以1979年的数据为基准,因为这一年召开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峰会是目前债务减免运动的开端。我使用了1979—1997年的28个到37个高债务国的数据。尽管不断有债务减免,债务现值占出口的比率在1979—1997年间却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具体可分为3个阶段:(1)1979—1987年,这一比率强劲攀升;(2)1988—1994年,这一比率保持稳定;(3)1995—1997年,这一比率略有下降。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特征与当时债务减免进展不利有关,而第三阶段债务比例的下降似乎说明债务减免运动比早期更为成功。

  尽管第三阶段的债务比例有所下降,但整体来看,1997年的债务与出口比率比1979年要高得多。这表明,对41个高债务国来说,新借债务与债务减免量同步上升,甚至上升速度更快。

  接下来,我们观察一下资产出售的数据,这是一个更为隐蔽的“出卖未来”的证据。对部分高负债贫困国家来说,一类重要资产是石油储备。过度开采和廉价出售石油是资产出售的形式之一,留给下一代居民的石油储备大大减少。我们对高负债贫困国家中的10个石油生产国在1987—1996年的数据加以分析。在这一债务减免阶段,高负债穷国的石油产量增长速度是否快于非高负债穷国的石油国家?我们从数据分析中得出的答案是肯定的。高债务贫困国家石油产量的平均增长速度比非高债务贫困国家快6.6个百分点,高负债穷国石油产量的平均对数增长率为5.3%,而非高负债石油国家为-1.3%。

  在这一阶段,另外一种资产出售形式是将国有企业卖给境外的私人投资者,即所谓的私有化。我们对1988—1997年的私有化收入数据加以分析。1988—1997年,高债务贫困国家的国有企业出售收入高达40亿美元,这有可能是一个低估的数字,因为官方统计并没有包含所有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收入。尽管数据有一定缺陷,在41个高负债穷国的债务减免量和国有企业私有化收入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私有化可能是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或者甚至是债务减免的条件之一,但同时也表明不负责任的政府在出售资产。

  出售资产这一最常见的形式也最令人不安。在1979—1998年,高负债穷困的人均收入呈下降趋势,这是最令人不安的,首先是因为20年的债务减免并没有解决高负债穷国的负增长问题。这对主张债务减免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千禧年债务减免运动的拥护者来说,不啻是迎头一击。

  第二个原因在于,收入下降间接表明政府正在损耗本国经济的生产能力。政府的政策更偏好当前消费,而不是未来消费。收入下降也间接表明了政府正在损耗公路、学校和医疗设施等公用基础设施,降低私人投资的回报率,并造成高负债穷国的整体经济衰退。

(责任编辑:孔令孜 HB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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