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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限政能力”的概念说宪政

2016-08-16 12:29:45 和讯网 

《持续执政的逻辑》

  评方绍伟《持续执政的逻辑》

  记得五年前,网络舆论风气还没有今天这么紧张,宪政也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当时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上,方绍伟老师舌战群儒,写了诸多如今看来也少有“来者”的文章,提出了诸如产权国家论、统治商数论等一系列理论来解读各种问题。尤其使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崩溃?——解读中国这个谜》一文,对于一个刚踏入大学校园的学子来说,文章对新党国体制的剖析以及对中国崩溃论的回应简直让我大开眼界。后来因种种机缘与方绍伟老师有了一些接触,也全面阅读过他的作品,如今推出《持续执政的逻辑——从制度文化发现中国历史》一书,作为集二十年研究之大成的作品,阅毕当然应该写下一点文字。不敢妄言已经读透读通,只是一点感受罢了。

  就书的内容而言,熟悉方老师理论的人们应该不觉得陌生,冷酷实证方法论、政权主体理论、统治商数论以及制度文化组合论等等在别人看来可能匪夷所思的术语,这些年来其实已有许多文章予以阐述,不过本书将这些理论予以重新的整理编排,并对其论证和展开进行了加强,使整套理论更加立体与饱满。从这个意义上讲,除却基于英国的“限政商数论”之外,本书可谓方老师之前对于历史问题、政治问题研究的一个大综合,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但是,对更广大的不熟悉方老师及其理论的人来说,这本书太新了,新到不可思议,新成了一种玄学。什么叫区分愿望和现实?什么叫区分政道与治道?政权主体是怎么回事?统治商数、限政商数、博弈情景都是什么东西?在被学术规范搞得食古不化的学术圈,一下子要接受这些颠覆性的概念和方法实在是太困难了。简单来说,本书贯彻了一种实证而非规范的立场(冷酷实证方法论),基于在历史与政治问题上政权主体的决定性作用确立起政权主体的分析视角(政权主体论),进而深入历史与制度文化的双重细节,建构起“统治商数(统治能力-统治成本)”与“限政商数(限权能力-统治能力)”的理论范式,在政权主体生存的具体环境(博弈情景论)中,尝试回答“政权为何崩溃(或者按书名来说为何持续)”这个重大问题。这当然与方老师自行总结的理论结构存在出入,如方老师所说,书中提出了许许多多的观点与理论,但核心逻辑恐怕没有超出上面这句话的范畴。

  本书的意义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研究方法上的意义。历史本应是非常客观的,但是对客观事实的挑选却是主观的,每个人都以自己的信念为标准来挑选史料,历史便会跟人一样模糊起来。因此,如果说历史真的有什么规律,那么从实证出发去“发现历史”比从规范出发去“解读历史”无疑是具备优越性的。尽管私以为在社科领域一种彻底的实证是困难的,但不预设立场,不受自己的偏好影响来认识历史认识现实。虽说“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如果认识不了世界就无法真的改变世界。第二,研究视角上的意义。过往的研究习惯了看制度、看规定,好像论语里写了仁者爱人,中国古代史就真的是一首田园诗,但稍有常识都应该知道“写满了吃人二字”才是实际状况。因此,不拘泥于制度规定,而要看到制度之外的文化规则,要看到制度与文化规则的实际运行,这应该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而文化的主体是人,一切文化规则都是通过人的行为表现与落实的;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朝代来说,最重要的人正是掌控这个国家政权的“人”,也就是“政权主体”。由此,对朝代兴替的分析便不再是一个“制度如何规定”的问题,而是一个生动的“政权主体如何”的问题,毕竟历史本来就不该是死的东西。第三,研究模型上的意义。在确立了政权主体的基础上,本书建构了统治商数论与限政商数论两大理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统治能力”与“限政能力”两大概念,它们与政权主体论一道有效解释了乱世与治世为何会出现的问题,同时它们还提供了容纳各种历史细节的空间,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具体的统治能力与限政能力。相比过往的研究或者一味罗列史诗,让细节成为了流水账,或者按照需要挑选史实,让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花姑娘,这些极具包容性的概念的提出将使得今后的分析也更加客观有力,也使整套理论更具备生命力。可以说,本书无疑为世界各国政治史乃至当今的政治局面的研究提供了一整套有效而新颖的分析范式。

  但方老师的野心并不止于此,其提出这套分析范式的目的在于揭示治乱循环背后的原理,揭示制度形成背后的原因。在上述分析模式下,中国之所以会有“历史周期律”,关键就在于以君主为代表的政权主体的统治能力因为世袭制的基因悲剧必然递减,同时“宁有种乎”的观念决定了皇帝的位子谁都可以坐,并且一种“单一权威信仰”又决定了大家都需要皇帝并且大家也只可能想当皇帝,于是当旧的政权主体倒下后,自然有新的人来充当政权主体,但又会陷入统治能力递减的惨淡循环中去。当然,书中具体的分析远比这里的简单概括精彩的多。就历史周期律的解释来说,本书无疑是极其成功的,分析范式被填满了史实,整个论证充满了张力,足见方老师的用心和功底。但是,重新发现历史周期律只是第一步,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是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方老师对英国的宪政史进行了大量的考察,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限政能力”的概念,来与“统治能力”相对应,简单来说,一种限政体制能否建立,关键就在限政能力能否有效制约统治能力,最终实现政权主体从君主到民众的改变。这里必须提及秦晖老师的《走出帝制》一书,因为在“走出帝制”的问题上,相互作为好友的方绍伟老师与秦晖老师的问题意识惊人的一致。本人对《走出帝制》一书的研读自以为也是不够的,在有限的认识里,似乎秦晖老师认为中国历史一直在进行着周制与秦制,儒家与法家,小共同体与大共同体的斗争,清末人们之所以惊叹的欧美制度,正是因为人们发现所谓三代的理想反而在他们那里实现了,由此,立宪也好,革命也好,寄托其实是儒家恢复周制的期待,等于说某种宪政的可能一直孕育在中国的文化本能中。不过因为学习对象发生了偏差,错学了表周实秦的日本,导致恢复周制的努力最终流产。帝制虽然结束了,但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只不过是新的皇帝不叫皇帝了而已。诚如刘瑜所说,“以小共同体精神的萎缩、大共同体精神的张扬来解释中国启蒙的失败,秦晖先生这方面的分析力透纸背。”但是,问题恐怕不在于周秦相争,因为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从来不是体制上的“治道”问题,而是谁掌握了权力的“政道”问题。更何况三代本来就是一种“政治神话”,儒家的说教是否真正进入过政治实践也存在疑问(儒表法里恐怕才是实话),周朝是否真的就孕育着刘仲敬所谓的“贵族精神”或是秦晖老师所谓的“小共同体精神”也是存疑的。因此,将走出历史周期律的期待放在复辟周制上,其实与儒家千年来搞的那套政治神话没有区别。更何况,中国特殊的“君威信仰”与“单一权威信仰”的文化心理也决定了中国只有从周走向秦,而没有过秦走回周。即是说宪政的失败在于复辟周制的失败成立,那也应该解读为中国因为某种制度文化组合的原因而缺少强大的“限政能力”。由此可见,在批评秦晖老师的方面,方老师的这套新理论也可谓“力透纸背”。

  言至于此,也只是对方老师新书的“管中窥豹”,毕竟书中大量的理论与分析笔者无力涉及,而出彩之处众多,也只得仰仗各位自行品读。不过,夸奖不是笔者的爱好,而且方老师向来也倡导并鼓励学术批评。虽有自不量力之嫌,仍有一些不解之处需要提出,仅供思考。

  第一,统治能力的衰退只解释了政权的崩溃,但专制崩溃后还是专制就必须回答“如何进入”的问题,方老师给出的回答是宁有种乎的观念、君威信仰以及单一权威信仰的共同作用。但同时,英国专制的崩溃却可以因为君位信仰和多元权威信仰而出现某种“限权能力”,使得专制逐步妥协。因素当然不止罗列的这些,但问题在于,在如何进入的问题上,方老师的制度文化组合论的观点似乎等同于一种文化决定论:中国既然是这样的文化规则,那么只可能出现朝代循环;英国既然是那样的文化规则,那么必然走向君主立宪。方老师曾多次批判刘仲敬过分强调路径依赖理论是其历史学功力不够的体现,但在政权崩溃后的再组织问题上求助于文化心理和行为规则,同时这些文化心理和行为规则也已经完成了行为锁定,产生了路径依赖,是否无意中也降低了自身的理论魅力呢?方老师在书中批评了各种史观,经济决定论、地理决定论、超稳定系统论以及历史合力论等等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种文化决定论相较这些理论真的具备某种优越性吗?文化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如果文化真的也同规律一样是“认识到却被注定”(方老师与秦晖老师在自由意志的问题上有巨大的分歧),那是不是存在一种民族(国家?)宿命论呢?

  第二,根据政权主体论的逻辑,统治能力必然是政权主体的统治能力,那么,限权能力又是哪个主体的能力呢?或者说,限权主体究竟是哪些主体?中国古代的君相关系看来不像是一种政权主体与限权主体的关系,朱由检和李自成也不像是政权主体和限权主体的关系。而方老师列举了宗教神权作为可以与君权并列的一元权力的限权,那么在“政教合一”的中国不是根本不存在这种限权的可能?方老师还提到了臣民的“限权”,那为什么在英国这就是限权,在中国却体现为“夺权”呢?是不是说只有在存在多种正当性来源的前提下,限权能力才是可能存在的?中国从君主专制走向军阀独裁走向党国体制知道今天的“限任一党制”是不是某种限权能力的作用?如果是的话那又是谁限了谁的权?在当今的民主体制下,政权主体是全体人民,那还存在某种限权主体吗?难道说是人民的自我限制吗?总之,因为限权能力的主体的模糊,导致方老师在回答如何“走出帝制”的问题上出现了解释力的不足,虽然秦晖老师的回答难以令人信服,但恐怕方老师的理论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综上,《持续执政的逻辑》一书开辟了对政治和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视野,也对中国的“历史周期律”问题作出了一个精彩的回答,这是方老师二十年磨一剑的重大成果。然而,在制度变迁的问题上,限政能力概念所透露的文化决定论(宿命论)倾向与主体模糊的问题使得限政商数论的解释力仍非尽善尽美。当然,方老师在此书中所展现的对宏大叙事的控制能力,对历史和文化细节的把握能力,对理论范式的建构能力以及对各种问题的敏锐度都值得反复称道。虽然经历了改名风波,但将此书的出版视为学界一件大事幸事并不为过,甚至更增加了些传奇色彩。

  最后,能够读到此书,并且五年来有幸与方老师探讨诸多问题,请允许我再次表达最诚挚的谢意!

  李乐齐

  2016.4.4于南京九龙湖

(责任编辑:孔令孜 HB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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