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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 还要去超建——读《供给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

2016-08-02 04:04:53 上海证券报 

  ⊙朱玉强

  迄今,轰轰烈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持续半年多了,其间确定了“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为此中央和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目前来看,中央和地方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煤炭产量下降了,房地产库存在下降,工业企业每百元成本费用也在下降。但在部分领域,“三去一降一补”并不顺利,尤其在去产能方面。因为一些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强劲反弹,导致一些已关停的产能甚至重新恢复。即使是有一定成效的房地产去库存,因部分一、二线城市房价疯涨又带来了一些新问题。

  我们努力了,使用了多种招数,下了不小的气力,却离目标还很远,有的人彷徨了,犹豫了,甚至悲观了。在笔者看来,“三去一降一补”的方向是对的,我们此刻不但不能彷徨、犹豫、悲观,相反,只有坚持不懈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到底,我们没有退路。然而,要想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必须首先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到有的放矢;需要深刻认识需求管理政策的不足、局限,以此坚定我们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集思广益,大胆求索,从供给侧找到新动力(310328,基金吧)、找准新方法。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在《供给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中的思索就很有意义。

  以笔者的观察,在理论上,现在对供给侧改革的发现和阐释还很不够,以致不少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误解,以为就是增加商品或劳务的供给,殊不知这样做的后果只是使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而在李佐军看来,对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有两个层面的理解:一方面,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另一个层面的理解,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是着眼长远、从深层次解决造成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制度性矛盾。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相比,李佐军所论述的供给侧管理有四个特点,即强调市场、重视效率、着眼长远、侧重制度。当前通过推进供给侧改革来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已成举国上下的共识。这是因为供给侧改革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以较少的资源投入获得较高的产出。由此,李佐军创造性地提出了发动“三大发动机”之说,即推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这三大发动机中,制度变革尤其重要,而推进供给侧改革正是要抓住制度变革这个“牛鼻子”,通过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采取的是需求管理政策,在初期取得了一定效果,如4万亿元投资推出后,GDP增速自2009年一季度的6.5%快速上升到2010年一季度的12.1%。但此后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益在递减,GDP一直在震荡下行,直至落到去年四季度的6.8%。此外,需求管理政策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产能过剩、僵尸企业较多、房地产库存过大、地方债务压力增大、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等副作用和后遗症。为什么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益递减并且副作用和后遗症变得越来越大?李佐军认为其核心原因是没有完全找对病根,没能对症下药。我国经济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矛盾,而非周期性问题。针对结构性矛盾,不能用解决周期性波动的需求管理政策去应对,而要通过供给侧改革去化解。

  30多年前,为对应经济滞涨,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采纳了供给学派的政策建议(值得注意的是供给学派的学说和我国当前实施的供给侧改革是有一定区别的,并且,里根不为某种理论所束缚,而是博采众长、灵活运用了凯恩斯学派、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政策主张)。在里根执政初期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发展并没有起色,很多人甚至包括里根的一些核心幕僚都对里根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动摇,几近坚持不下去了。然而里根没有放弃自己的政策主见,咬紧牙关扛了下来,最终使他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奇效,美国经济自此摆脱了滞涨困境。当前我国经济的最大风险不是经济下行,而是经济下行带来的悲观、动摇。所以,我们只有着眼未来,保持定力,始终抓住供给侧改革不放松,才能实现向新常态的平稳过渡。

  今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时强调,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在上月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习总书记又提出:从经济运行看,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更加明显,必须坚定信心、增强定力,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的经济结构,强化新的发展动力。习近平还强调,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有力、有度、有效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引导好发展预期,用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社会预期,用重大改革举措落地增强发展信心。

  在李佐军看来,供给侧改革与供给管理是有区别的:供给侧改革是改革制度,这需要一段时间;供给管理,是指针对供给侧问题而开展的管理,是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在此将它们描述为“道”与“术”的关系。

  从“道”的角度来看,供给侧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从供给侧着眼,按照全面改革的思路,扎扎实实推进各项改革。对此,李佐军提出了新颖的“供给侧改革三十六策”。笔者认为其中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策,是“供给侧改革三十六策”的重中之重。它包括四大制度变革对策,即减管制、减垄断、减税收、减货币超发;四大结构优化对策,即推进新型工业化、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国际化;四大要素升级对策,即推进技术进步、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知识增长、推进信息化。

  从“术”的层面来说,李佐军认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并非是改革制度,不属于供给侧改革的范畴,而属于供给管理的范畴。这些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难题。不过,在供给管理的范畴中除了“三去一降一补”之外,他还补充了“去超建”,即减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超前建设、超量建设、超大建设和超标建设等问题,这是作者敏锐的观察、分析,是很有益的建言。

(责任编辑:宋埃米 HT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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