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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明代远比宋代落后

2016-06-28 15:09:11 英才 

  历史是“进化”的,至少是“螺旋式上升”的。然而对比明宋,我们发现完全不是如此。

  文|张宏杰

  宋朝和明朝相隔仅89年。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打的是“日月重开大宋天”的旗号,宣传他要恢复宋代的开明统治。然而这两个紧邻朝代,事后却被证明处于中国汉人王朝发展史上的两个极端:一个登上了文明的顶峰,一个则沉沦到野蛮的谷底。

  按照我们大部分人对历史的理解,历史是“进化”的,至少是“螺旋式上升”的。然而对比明宋,我们发现完全不是如此。

  人身自由的变化

  如前所述,宋代中国基本已经废除了奴隶制,改为雇佣制。宋代虽然也沿用“奴婢”一词,但宋代的“奴婢”和以前朝代的意义已经完全不同:在宋代,“奴婢”也是平民,是被人雇佣的,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保姆”、“阿姨”或者“司机”。他不是主人家的私产,而是自由民。

  宋代法律规定,雇佣奴婢必须订立契约,写明期限和工钱,到期之后,主仆关系就解除了,双方地位完全平等。为了防止出现终身为奴的情况,宋代法律还规定了雇佣奴婢的最长年限不得超过十年:“在法,雇人为婢,限止十年。”

  出于对人命、人权的尊重,宋朝对贩卖人口的惩处是极为严厉的:“略(强卖)人之法,最为严重。”《宋刑统》规定,“略卖人为奴婢者,绞。”比今天把人拐进黑砖窑受到的处理要重得多。

  和今天惩处拐卖妇女儿童的法律不同的是,宋代规定,不光拐卖者要处重刑,买方也要重处:“诸知略、和诱、和同相卖,及略、和诱部曲、奴婢而买之,各减卖者罪一等;展转知情而买,各与初买者同;虽买时不知,买后知而不言者,亦以知情论。”买家的罪责仅比人贩子减一等。这种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的重视,甚至超过几百年后的今天。

  然而读《金瓶梅》等明代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到了明代社会,野蛮的奴隶制再度盛行。

  明代的罪犯可以被官府发卖为奴。《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四妾孙雪娥和仆人私奔被捉,就被“当官发卖”为奴。后为被周家花了八两银子买到家里,成为“烧火做饭”的使女。主人可以像财产一样,把奴婢随意送人或出卖。

  比如苗员外就把自家的两个歌童送给了西门庆。西门庆家里的春梅原来是花“十六两银子买的”,西门庆死后,吴月娘叫薛嫂仍以十六两银子卖出去。明代主人可以随意打骂、体罚奴婢,而奴婢却不得反抗,《金瓶梅》中奴婢被虐待的情节出现多次,潘金莲尤其精于此道。

  蒙元的奴隶制传承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断崖式的文明倒退呢?很显然,这是元代承上启下的结果。

  按蒙古军制,战争俘掠的人口,多为军人私有财产。因此有大量平民在元代征服战争中被掳为奴隶。翻开元史,这类记载在史籍中到处可以见到。

  因此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大面积复活,而且极为兴盛的时代。元代奴婢数量极大,“元代奴婢之数已不可确考,最保守的估计,也不会少于百万户。”“隐占佃客未纳入户部版籍者,其数约当于奴婢,亦在百万户左右。”

  元代主奴关系的法定性质是十分明确的,驱奴“与财物同”,是属于主人的财产。元代初期规定,“奴有罪者,主得专杀”,就是随便打杀。后来又规定,“诸奴殴詈其主,主殴伤奴致死者,免罪”,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格杀勿论。主人有过或犯罪,奴婢如果跑到官府去告发,则被视为犯上:“禁父子骨肉、奴婢相告讦者”。

  这些原则都被明代继承下来,明代主人也可以随意虐杀奴婢。比如《金瓶梅》中描写男仆周义“盗了些金银细软”逃走,被主人的兄弟周宣抓住,“拿到前厅,不备分说,打了四十大棍,即时打死”,也没被追究。

  明代奴婢同样“世袭”,明代社会存在大量的家生奴婢,畜养奴婢之家,将婢女配与男仆者不少,而他们的子孙亦为主家的奴婢。《明律》规定:奴婢不能控告主人,奴婢不能随意结婚。因此明代奴隶现象复活,基本上是继承了元代的政治遗产。

  君臣关系的严重倒退

  从汉代到宋代,中国专制政治制度一直在进行着自我调整,逐渐形成了皇帝与高级官员共治天下的观念。

  汉代就已经有了与文臣共治天下的思想萌芽。“汉宣有言,与我共治者,惟良二千石”。魏晋时代,强大的士族力量更是对皇权形成巨大的约束。唐代的封驳制度正是在门阀传统下形成的。唐制规定,皇帝下发诏敕,必须首先经过门下省审核,门下省如果认为有失宜之处,可以封还不发,有错误者则由给事中驳正。

  宋代是君主集权制发展的高峰。但是与此同时,文臣对君权的制衡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史学家姚大力认为,唐宋两朝皇帝制度中,存在着“专制君权持续强化”和“限制君权的制衡程序同样在增强”两种趋势,彼此构成一种“张力”,保证了宋代政治文明向前发展。

  而到了元代,这种“张力”却遭到破坏,元代君臣关系出现了重大倒退。

  元朝建立之前,蒙古社会基本上还处于“奴隶制时代”。草原贵族无论地位多高,功劳多大,在黄金家族面前,地位都是奴隶而已。

  成吉思汗把手下功绩最著的几名战将称为 “四马”和“四狗”,说他们“是我的能干的、尽心竭力的奴仆,是我的神箭手,我的快马,我手上的伶俐的鸟儿,我拴到马鞍上的猎狗”。元朝建立之后,这种草原上的森严的主奴关系,自然就转化为朝廷上的君臣关系。

  我们甚至可以在文献中看到,南宋降将范文虎在至元十七年廷奏中自称奴婢:

  “伯安歹、李占哥招收已前做罪过、私投亡宋蒙古、回回、汉儿诸色人等。圣旨有来。如今出来底也有,不出来底多有。乞降圣旨,委付奴婢并李拔都儿再行招收,尽数出来底一般”。

  在君臣地位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元王朝对以前中原王朝已经发展出来的那些制构君权的有效制度,自然不可能加以采用,元代没有恢复具有封驳权的门下省,不设谏官,重要政策多用蒙古文直接发出,不必经由中书省,因此元代成为一个皇权单方面膨胀的朝代。

  这一趋势被明代继承下来,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朱元璋不但没有恢复唐宋制度中那些对君权的约束因素,甚至还进一步直接废掉宰相和相权,仅保留“内朝”御用秘书班子,这与元朝“家臣治国”的习俗出自一体。明代皇帝多恣意妄为,非常任性,处处流露着“我家天下任我为之”的蛮横心理,也与元朝“家产制国家”的皇权观念一脉相承。

  (作者系清华大学博士后)

(责任编辑:宋埃米 HT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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