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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动物园初建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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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11 07:24:55 来源:中央电视台 
清末市民动物园观景
清末市民动物园观景
动物园内畅观园现状
动物园内畅观园现状

  动物园作为北京第一个公园,它的创想体现晚清精英阶层的启蒙理想

  作为新兴公园的代表,而非单纯的动物园为大众所接受

  清末民初,成为文人、知识分子偏爱的新型社交场所

  动物园热并非个案

  伴随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发展

  1906年10月13日,清初开国“五大臣”之中的端方、戴鸿慈奉旨出洋考察归来,上折奏陈欧美各国“导民善法”,曰图书馆、博物院、万牲园、公园四事。在“万牲园”条下具体陈述道:

  各国又有名动物院、水族院者,多畜鸟兽鱼鳖之属,奇形诡状,并育兼收,乃至狮虎之伦,鲸鳄之族,亦复在园在沼,共见共闻,不图多识其名,且能徐驯其性。德国则置诸城市,为娱乐之区,奥国则阑入禁中,一听刍荛之往,此其足以导民者也。

  端方、戴鸿慈所谓的“万牲园”或“动物园”,即英文的Zoological Garden,是19世纪新兴的发明。19世纪初,动物园从早期欧洲皇室贵族花园附属的兽馆中独立出来,由伦敦摄政公园率先建造,随之风靡欧洲。动物园热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伴随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发展,为整个欧洲市政文化革新的一部分,它与19世纪兴建剧院、博物馆、图书馆、大学、商会、交易所、公园的热潮是一体的。尤其动物园隶属于公园的脉络,公园以及独立或被结合进公园的动物园都被视作“都市之肺”,在拥挤污浊的城市中为市民提供漫步休闲的场所。

  19世纪后半叶,以巴黎植物园(内设动物园)为代表,动物园的受众由特权阶层渐趋大众化,开始肩负中下层阶级休闲娱乐、陶冶情操和公众教育的功能。动物园被视为“一个城市必须要提供的最有特色的文化标志”,布鲁塞尔一本写于1856年的散步指南中有这样一句话:“动物花园已经彻底渗入了公众的生活习惯,一个人肯定会问自己,三年前的布鲁塞尔居民在咖啡时间和茶点时间之间能干些什么?”

  晚清中国的使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欧美考察政俗,因此,端方等人将动物园与图书馆、博物院、公园并置,视其为“导民善法”,颇得当时西方动物园理念之精髓。端方还于出访的过程中选购了不少动物,为筹办万牲园奠定了基础。据1907年《大公报》记载,端方在外洋养兽园选购各种禽兽共计五十九笼运送回京。除此之外,清廷亦敕令各省上供特产的动物,慈禧及一些高官也向动物园赠送了自己的收藏

  值得注意的是,筹建动物园与一般公园不同,购置珍稀动物尤其是跨洋海运的费用相当惊人,即使在西方,也惟有帝国的力量才能支持,而清廷以强大的财力保证了万牲园的创立。清廷对万牲园十分重视,早在观看德国汉堡动物园的马戏团表演时,慈禧即口谕:“我们也要办一个‘万牲园’”。筹建过程中,慈禧和光绪帝曾召见农工商部官员问询情况,慈禧甚至亲自为动物园选取各种动物种类,并将自己钟爱的小猴贡献出来。

  官方创建的初衷

  “冀于游观之中,兼寓研究之意”

  在清政府的考虑中,开办万牲园隶属于农事试验场的脉络。根据《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章程》,试验场的设立是为了“研究农业中一切新旧理法”,因此,“为开通风气、改良农事起见,特于场内附设博览园以便公众游览,得考察试验之成绩,发起农事之观念;并于博览园内设动物园、博物馆,藉以开通智识及供学理之参考”。由此可见,万牲园是包含在博览园的理路中,官方创建的初衷是“冀于游观之中,兼寓研究之意”。广义的万牲园(或称万生园、三贝子花园)实际也包括博览园至整个农事试验场。对于万牲园的想象和设计,体现了晚清精英阶层的启蒙理想。

  1907年7月19日,万牲园正式对外开放,内设动物园、植物园、蚕桑馆、博物馆、各式东西洋建筑、茶馆、餐厅、照相馆等,当时的报纸赞叹为“博大富丽,包罗万象,为北京三百年来,中华二十一省,所没有见过的。”根据时人的游记,当时动物园中展出的动物计有四十多种。待民国成立后,又略添了一些动物,如参与辛亥革命的追风马,西班牙产的绵羊、孔雀等,但更多的是由于经费支绌,管理不善,导致园中一些代表性的珍贵动物如八蹄马、五腿牛、蓝面猴和老虎的死亡。植物园是一带玻璃温室,东西各十间,分类种植本国及异国的植物,中央过道两旁陈列着美丽的花草盆栽。

  除了动植物园外,万牲园中还设有多处茶座及餐厅,中西洋风格兼备,供游客休憩啜茗。如豳风堂是临池而筑的五开间冰梅窗玻璃大房,有极宽大的长廊,廊下有极大的院子,皆设茶座,院外沿莲花池也遍设茶座,可在此观荷品茗,风景绝佳。

  万字楼亦称卍字楼,因建筑呈卍字形故,楼位于园正中,登楼则全园景致一览无余。满洲贵族阔普通武曾作《万生园百咏》,其中《卍字楼》一诗云:“三级层轩卍字楼,园中风景已全收。西山咫尺看如画,雾鬓云鬟裹满头。”

  观稼轩又名自在庄,相传为帝后观耕之所,是乡村风味的茅草房,前盖芦棚,地方轩敞。蔡东藩著《慈禧演义》中叙慈禧游万牲园,钦点于自在庄用膳,吩咐道:“这里寓乡村风味,我们且作一会乡人。一切肴樽,求洁不求丰,宜雅不宜俗,何如?”

  牡丹亭亦称海棠式亭,分南北两个半廊,合成一个大圆廊,两个半廊中间遍植牡丹。南廊中央有一玻璃方亭,北廊中央有一海棠式玻璃厅,皆可品茗休憩。园中还设有西式的咖啡馆,也叫西洋茶馆,是大九开间的新式玻璃厅,四面窗户上的玻璃共计800块,室内陈设都是西式桌椅,提供中西式茶点和酒水。餐厅最初也是西式的,名燕春园番菜馆,设于来远楼,陈设皆为西洋样式。菜价分四等,头等每人银元两圆,二等每人一圆半,三等每人一圆,四等每人半圆,在当时颇为可观。来远楼共三层,第三层楼梯为旋转式,梯形如同盘龙柱,令时人感觉十分新奇,开窗四看,全园在目。后又建燕宾园中餐馆,与番菜馆相呼应。这些餐厅茶座皆分设男女座,直至民国才取消。

  园中还设有镜真照相馆,是一座三开间的大楼,馆内陈设十分华美,布景和光线都很好。而且其最特别之处在于,不仅可以在室内取景,园中景色亦到处可选取,因此被时人誉为“北京第一照相胜境”。照相馆且出售“博览园二十四景”供游人留念,价格不菲,颇具商业意识。

  此外,园内一些代表性的景致还有松风萝月、荟芳轩、海峤瀛春(又称东洋房)、畅观楼、鬯春堂等。其中,畅观楼是慈禧的行宫,系一幢欧式风格的红砖洋房,“高大恢弘,华丽无比”。西边为八角形二层,有西式盔顶;东边是圆柱形四层,楼顶有露台,踞全园最高处。当时北京罕见高楼,《万生园百咏》以夸张的笔调形容登楼眺望的感受:“铺陈锦绣更辉煌,百尺楼高炫目光。试上望台瞻万象,三辰星在五云旁”。楼正面有白石桥,桥东西两侧有西洋水法,分别为铜狮和铜麒麟,口能喷水。畅观楼迄今还保存在北京动物园中。

  万牲园的创立吸引了舆论的强烈关注

  整个万牲园内服务设施十分齐备,除了上述茶社、餐厅、照相馆外,亦备有肩舆、人力车和游船(分普通游船和苏氏灯船两种)等,以为游人提供方便。从万牲园的布置可以看出,它绝对不是一个单一功能的动物园,而俨然为一综合性公园。除了异域风情的动物给游人带来新奇的感官刺激外,植物园的香花异草也渲染出一种花园的氛围。此外,园中还有意识地营造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景致,尤其是多元风格的建筑,并引入各种休闲娱乐设施等,遂蔚为奇观。因此,无论是创设者的初衷,还是大众舆论的反馈,都更多地将万牲园作为北京新兴公园的代表,而非单纯的动物园来期待或者接受的。

  “公园”的概念,大约与动物园同一时期、即19世纪中期一并进入晚清国人视野,最初都是见诸士大夫出访欧美的游记。1900年前后,京城报刊上多见对于“公园”的宣传,强调公园作为现代市政的核心要素,具有文明开化的功能。1906年,端方、戴鸿慈奏请开办“导民善法”,将公园与万牲园并举,提倡在北京率先设立,渐普及全国。因此,万牲园的创立吸引了舆论的强烈关注。如《顺天时报》从万牲园动议之初到开放之后,连续刊发一系列文章,称许其为北京“公家花园”的起点,呼吁在北京创设更多的公园,乃至推行全国。至民初人撰《本国新游记》,亦于“农事试验场”一章结尾处总结:“余于是场,窃有不可解者。谓其为万牲园,则动物亦未充也。谓其为花园,则又杂他种性质于其间。无已,则名之曰公园,较为适当。”可见,虽然端方、戴鸿慈上奏时将万牲园、公园分而论之,而在当时人看来,则合二为一,普遍将万牲园视作翘首以盼的公园的先声,承担了公园的功能。

  此前,北京缺乏合乎现代公园性质的公共空间,万牲园的出现为北京市民提供了新兴的娱乐场所甚至休闲方式。当时的北京竹枝词记录了京城民众游园的盛况:“全球生产萃来繁,动物精神植物蕃。饮食舟车无不备,游人争看万生园。”另有《农工试验场》一首:“春秋佳日遇新晴,公卿士女尽出城。京中到底多蚊蚋,消夏无如卍字亭。”

  晚清的画报更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反映了这种“公卿士女尽出城”、“游人争看万牲园”的情境。1907年《时事画报》刊登《万生园》,图中近景是几种代表性的兽类,有囚养的猛兽如狮子、老虎等,也有放养的鹿和猴。游客三五成群,环绕左右,津津有味地观察、品评,亦有人坐于湖边所设的园椅上休憩,其中有士大夫,有女性,有儿童(甚至是怀抱的婴儿),还有洋装的外国男女。远景是长桥流水,林木蓊郁,亭台楼榭,景致清幽。亭子中影影绰绰有游人品茗赏景,十分优游惬意。此亭临湖而筑,应为豳风堂,其后的高楼则可能是设有西餐厅的来远楼。同年的《星期画报》也有关于万牲园的记录,如《兽欺华人》一则的主题虽然是追问园中的老虎为何独对德国饲养员驯顺,而对中国游客不友好,却也在客观上描绘了时人好奇而略带畏惧地观赏“中国人不常见的”猛兽如狮子、老虎时的情态。

  晚清士大夫喝咖啡、吃西餐,领略西方文明和异域风情

  传统国人缺乏休闲的概念,更缺乏从西方看来 “现代”、“卫生”的休闲方式,直到1914年《市政通告》为开办中央公园做宣传还谈到:“现在星期休息,中国已然通行,但是通都大邑,没有个正当的游玩地处,因而闹得多数男子,都趋于吃喝嫖赌的道儿上去。”万牲园实际上开启了北京公园养成现代休闲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先机。当时的外国媒体敏锐觉察并高度评价了这一新变,英国《泰晤士报》在报导晚清北京的市政革新时,每每以万牲园为一重要标志。

  如其1908年9月29日发表通讯《新北京》,谈到北京在20世纪初的剧变,列举铁路、学校、警察、新式街道、排水沟、电灯、绿化等一系列新发明,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开放的万牲园,它体现了社会和教育改革的水准,每天男女参观者络绎不绝。这纯粹是中国人自己一手创办的事业,所有的市民都为之自豪。这些是过去十年来工作的成就。对于了解旧北京的人来说,这是一项令人称赞和大有希望的成就。”

  1909年1月4日《泰晤士报》刊登《中国及其内部事务》,再次谈到“帝国的各大城市几乎都进行着市政建设,规模各异,而在北京,这变化最为显著”,其中就包括“设计精美的万牲园,即使是中国的高官也很乐意携妻儿前往参观”。

  不过实际上,由于资费和品位的限制,万牲园的消费群体主要还是士绅精英阶层。中国的传统文人本就有在私人园林雅集交游的悠久传统,中西合璧、尤其带有皇室印记的万牲园,很容易令晚清文人接续园林的记忆,养成在公园交游的新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公园茶座和餐厅休憩的习惯。

  这些休闲空间对于以士大夫为主体的游人而言,魅力并不亚于动植物园中的飞禽走兽或奇花异草。如《万生园百咏·海棠式亭》即描摹游客在牡丹亭品茗的乐趣:“亭圆式比海棠花,深下珠帘静品茶。隔着晶窗数游客,红男绿女灿云霞。”特别是园中引进咖啡馆、西餐厅这类对于晚清国人而言耳目一新的新事物,在清末的帝都可谓开风气之先。去咖啡馆喝一杯咖啡,或者上番菜馆吃一顿西餐,在当时均属最上流的时髦。

  《万牲园百咏》对此也尽力渲染,可从中窥见晚清士大夫对于咖啡馆、西餐厅等舶来品是如何认知和接受的。如咏“西洋茶馆”即咖啡馆云:“照人粉壁白于霜,几案杯壶净且光。一盏噶飞(《字典》无“咖啡”二字)消宿食,胜游疑到大西洋(600558,股吧)。”“噶飞”二字以充满异域风味的新名词入诗,已觉新奇;而一杯咖啡下肚,更恍然令人有置身海外之感。诗人咏设有番菜馆的“来远楼”亦表达了同样的感受:“更上层楼倚碧窗,满盘番菜酒盈缸。新鲜肴馔清虚府,宴客犹疑在海邦。”这倒不是诗人夸大其词,晚清士大夫正是通过喝咖啡、吃西餐这些带有仪式感的体验,以消费与领略其所代表的西方文明和异域风情。

  清高官如何消费、使用万牲园空间

  以晚清的一位高官荣庆的日记为例,可以一窥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消费、使用万牲园空间,而万牲园又如何参与构造其日常休闲、交游的模式。据其日记,荣庆自1907年万牲园开放伊始,至1911年居住北京期间,频繁光临万牲园,尤以五月至十月,即北京最舒适的春末初秋之间为多;但即使隆冬时节如正月等,荣庆也常不减游兴,赴万牲园逗留良久,兴尽方归。直至荣庆1912年因政权更迭移居天津后,1915年回京小驻,他依然要如同践行某种仪式一般,赴万牲园看山啜茗,感慨“风景依稀,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矣”,其对于万牲园的深情,可见一斑。

  荣庆最喜欢偕家人同游万牲园,万牲园因此成为其与家人聚会、共享天伦之乐的场所;此外,他也常在万牲园约会、甚至偶遇朋友。考察其游赏路线,最钟爱的是乘坐苏式灯船,沿途欣赏风景,先到豳风堂观荷品茗,再到鸿记吃中餐,或者到来远楼登楼观景、吃西餐。冬天亦可乘冰床游园。此外,去可园听乐,赴卍字楼、自如庄(应为自在庄)、或海棠式亭茗话,在咖啡馆小憩,或者照相,也都是荣庆心仪的消遣。荣庆颇喜爱照相,由于镜真照相馆随处可取景,所以其不止在照相馆内留影,而且,或于餐厅就餐前,或在园内标志性建筑如来远楼或豳风堂畔,甚或乘灯舸,“摄影人临流照之”,可谓花样多端。

  由上观之,首先,万牲园已成为荣庆及其家人、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对赴万牲园游憩的休闲模式逐渐习以为常,甚至养成了吃西餐、喝咖啡、照相等西式的生活习惯。其次,对于荣庆这类的士大夫而言,万牲园最具噱头的动物,对他们却不是最具有吸引力,他们反而更欣赏其中的园林情趣。其三,荣庆养成了在万牲园约会亲友就餐、品茗的习尚,作为一种联络感情或社交的手段。中国传统文人本来就有在园林诗酒交游的传统,清末民初的士大夫很容易在新兴的公园空间找到共鸣。而民国时期,北京的公园茶座也如同西方的咖啡馆一样,成为文人、知识分子偏爱的新型社交空间,这一点在万牲园时期已初露端倪。荣庆的例子不是个案,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反映了清末民初北京士大夫的精神文化生活。(文、供图/林峥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讲师)

(责任编辑:孙建楠 HN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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