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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政治家杜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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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19 08:58:25 来源:《财经》 

  □ 《财经》(博客,微博)特约撰稿人 黄艾禾/文

  1979年,“文革”结束后的第三年,杜润生复出,就任刚刚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同时兼理中共中央委托的农村工作重任,指导各省农委和中央相关部门的工作。当时,国家农委的主任是王任重,副主任还有张平化、张秀山,后来又增加了李瑞山和何康。

  那一年,杜润生66岁,离开农口已经23年了。

  为什么会再次被请回农口?杜润生晚年在他的《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一书中写道:“我想可能是毛逝世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要加强农业,纠正过去‘左’的东西。新任命的农委主任王任重曾和我在中南地区一起工作过,相处关系较好,对我的印象不外是熟悉农村情况,敢于替农民讲话。1955年,我犯‘右倾’错误,当时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批评我说:农民观念数你强,了解情况材料数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方向。现在风向在变,也许因此而调我到新成立的农委工作。”

  这短短100多字,包含了太多内容。

  重回农口

  杜润生在1955年离开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之前,任中央农工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在邓子恢的领导下工作。

  1955年,毛泽东与中央农工部部长邓子恢在农村发展合作化的速度上发生分歧,毛提出一年内可以发展到130万个合作社,而邓子恢认为以当时65万个的规模,一下子翻一番太快了,还是按原来的计划100万个为好。此前毛已经尖锐地批评邓子恢和中央农工部“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在同年10月中共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与杜润生受到了党内的一致批判,尽管他们竭力检讨,杜润生还是被撤销了职务。邓子恢虽然没被撤职,但也从此受到冷遇。

  七届六中全会后,农村合作化运动在全国势如破竹,到1956年12月,除西藏等少数牧区外,全国农民都加入了合作社,原本从1953年起15年的计划,3年就完成了。

  被撤职的杜润生,原来是准备“发配”到海南的,但当时的中组部长安子文一句话留下了他。杜润生的一位挚友,原江苏省委农工部长吴回忆:“安子文提出来要建科学院,需要人,杜润生不管怎么样,他是大学生(指杜的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学历),叫他到科学院去做秘书长。”

  杜润生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了十年,历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兼院党组副书记,到1966年被打倒,又被停职批斗了十余年。

  这期间,杜润生始终没有忘记中国的农村。他在《自述》中写道:“我虽然到了中国科学院,但始终关注着农业和农村问题。我是因犯了错误被调动的,既然有错,就应该重新学习。因此心里对农村问题总是‘念念不忘’,一面自我检查,一面作为旁观者,不断反思,向历史实践寻找答案,渴望水落石出,看出究竟。”

  杜润生看到的是怎样的“究竟”?

  1956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包产到户暗流从未止息,几乎每次都是由灾荒引发。虽然包产到户的增产效果奇好,但每一次都会受到打压,支持它的领导干部也大多被撤职,甚至坐牢。

  1961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主持了“责任田”的试点和推广,结果在1962年1月的中共中央7000人大会上,“责任田”被定义为“有方向错误”,曾希圣被撤职,支持他的邓子恢在8月份北戴河会议上亦遭受批判,被撤职,第二年连中央农工部也撤销了。

  所以,1979年初到农委工作的杜润生,被一些关心他的朋友好言相劝: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

  而另一方面,杜润生也看得很清楚,“集体经济是一个低效益的经济”。1971年时中国的城市职工已突破5000万,粮食市场供应日趋紧张。农民生产出的粮食,城市居民只能定量分配供应。在农村,也只能“简单再生产勉强维持社员生存需要”。全国贫困地区的人口扩大到2.5亿人,他们温饱都成问题,吃粮靠国家,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1978年时,全国的粮食产量为3.05亿吨,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34元。

  所以,1979年时,杜润生也听到了另一些朋友的说法: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机问题。他在《自述》中回忆道:“看来,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争论,是难以回避的了。”

  那么,1979年时的中国农村,包产到户发展到了什么地步?

  1978年,安徽遭遇百年未遇的大旱,眼看农民将无粮可吃,当年9月,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拍板推出“借地渡荒”方案,即将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农民种麦子。安徽肥西县山南区传达省委精神时决定得寸进尺,干脆把全部土地拿来实行“责任田”制度。到了这一年冬天,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暗中搞起了后来名留青史的“大包干”,他们托付了自己的妻小,在“生死状”上按下了手印。30年后,他们的这个举动被誉为“打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并非小岗村打响了“第一枪”,农村改革就顺理成章可以铺开了。1979年,在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大多数人还是反对包产到户的。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拨乱反正的伟大历史转折,其总的精神是提倡思想解放,但在决议中还是有一个禁区:“不许包产到户”。

  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杜润生重新开始他的农村工作,用他的一位老部下也是他的挚友,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堪的话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十年。

  为农村改革打开一条缝

  1979年3月12日,在北京的向阳招待所,国家农委召开了成立后第一次有地方农口参加的重要会议:七省农委领导干部座谈会。这七个省是:广东、湖南、江苏、安徽、四川、河北、吉林,另有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和四川广汉三个县的领导也参加了会议。

  杜润生在开场白中明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生产责任制问题,要求大家畅所欲言,他同时风趣地说:“要文斗,不要武斗”。

  争论果然很激烈,焦点就是要不要包产到户。当时,估计已经有20%-50%的农户搞了“包产到组”,已经是半合法,但说到包产到户,仍属“不许”。当安徽农委副主任周曰礼谈到包产到户的种种好处时,湖南农委主任当场拍桌子,直斥这是分田单干。

  整个争论中,杜润生都没有明确表态。3月2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华国锋来听汇报时,杜润生给了他两份汇报稿。华国锋很惊讶,杜润生告诉他,因为两派意见争论不下,所以农委起草了一份,安徽代表单独又起草了一份。那天,华国锋听汇报到很晚,然后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话,他说:现在既有“思想不够解放的问题,也有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的问题”,对于包产到户,他表示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他也讲不要“一刀切”。

  据知情者回忆,华国锋还表示:“包产到户,大家不赞成。但有些大山区孤门独户,那里有几块地。不能把人家赶下山来,造成浪费,可以包产到户,参加生产队分配,统一在集体经济里。”

  22日,农委主任王任重在会议上发言:“我们搞合作化几十年了,到底是好是坏?我看基本是好的,当前要着重宣传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

  24日会议结束后,如何撰写会议文件成了一个难题。原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段应碧回忆了当时起草文件的过程:杜润生召集他们几个写文件的人开会,并且着重交代:对包产到户要有个“说法”。可段应碧他们写到包产到户时,还是卡住了。三中全会明文写着不许包产到户,《人民日报》又刚刚发表文章反对包产到户,他们觉得怎么也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于是他们只好把赞成和不赞成包产到户的意见都写出来,请中央定夺。第二天杜润生听汇报,觉得这个方案不妥,可又没什么办法,大家沉默了足有近半个小时。

  后来杜润生出了个主意:在“独门独户”上做文章。原来,这次会上有人讲到,贵州山区有些住在大山顶上的苗族农民,从来就不参加集体劳动,自种自收,每年向生产队交些玉米就行了;西北山区“吊山庄”离生产队很远,也是这个办法。杜润生一提,大家心里顿时一亮。后来的文件中就有了这样一句话:“除了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这句话,向中央汇报时,没有一人提出不同意见,后来写入了十一届四中全会的正式文件中。

  比起三中全会的“不许包产到户”,这句话为后来的农村改革开了一条小缝,它实质上是宣布:包产到户并非不可逾越的红线。

  说服大师的作用

  接下来,是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召开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议开始,王任重先发言讲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接着杜润生安排周曰礼介绍安徽的情况,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当时,安徽实行包产到组的已占总数51%,包产到户的也有10%,增产效果明显。周曰礼说,群众的反映是组比队好,户比组好。此言一出,会场像炸了锅,在华东小组,周曰礼可以说被全面围攻,在其他小组,赞成王任重讲话的也占多数。而杜润生在会上也有一个讲话,大意是包产到户要允许地方试验。

  1月31日,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情况。事前,王任重已将他自己的讲话稿和杜润生的讲话稿一起送给李先念。李先念表态说,王和杜的讲话精神不能两个调子,一致起来才好。于是王任重把杜讲话中“准许地方试验”一句划掉了。

  在中央政治局听会议汇报时,邓小平最后讲话,他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的大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

  这一回合,改革并未进展,然而杜润生并不急躁。但他从心底里坚信,“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是不可抗拒的。历史终归会向合理的方向发展。”以多年在党内的历练,他深知,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说服党内领导干部。

  杜润生的顶头上司是王任重。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与王曾共事,王任重任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杜润生是中南局秘书长。他对王任重的评价是:精明干练,好读书,对新事物敏感,为人正派,作风民主,是能倾听不同意见的人。1980年3月,也即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两个月后,王任重接替胡耀邦就任中宣部部长。在离开农委之前,王与杜润生有过一次两小时的深谈。杜润生在《自述》中记述道:“最后他表示,作为过渡形式,他同意包产到户,前途还是应坚持集体化。他的认识此时已有变化。”

  而李先念与杜润生关系一直不错,但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却谈不拢。有一次李先念与杜润生谈事,忽然问道:包产到户真的增产那么多吗?杜润生答,确实。包产到户是农户家庭经营,农民就靠种几亩地养家糊口,不能偷懒;加上环境变了,政府随着国家工业化,为农民提供化肥、农药……光水利建设,国家出了多少钱,还能白费?

  李先念说:“你把我说服了,我是老观念,只记得‘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

  万里对杜润生有一个评价:我们讲话都是硬邦邦的,杜润生这么一说,哎,大家就觉得可以接受了。熟悉杜润生的人,把他称为“说服大师”。

  推动改革往前走,关键还要中央最高决策层下决心。

  1979年时,杜润生就曾对胡耀邦建议,把“不要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胡耀邦表示,决议才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杜润生明白了,“在耀邦所处的位置上,时机不到,处理包产到户这种带有政治敏感的大问题,还受着某种约束。”

  到了1980年4月,情况发生了变化。4月2日,在长期规划会议之前,姚依林在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谈到是不是可以考虑,对一些边远落后地区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邓当即表示赞成。5月,邓小平在另一次谈话中,还表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也是在5月,国家农委正式向中央作了《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允许在特殊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9月,中央召开省区市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上除池必卿(贵州)、周惠(内蒙古)、任仲夷(广东)三位书记外,全都反对包产到户。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吴象曾以《阳关道与独木桥》为题著文,发表于《人民日报》,记录了当时的争议。他后来回忆:由于意见不统一,会已经很难开下去,杜润生居然在那种情况下,作了个另辟蹊径的发言扭转了会议的氛围,他撇开包产到户,提出一个温饱问题如何解决的问题,用事实和数字强调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一下子把大家的思路打开了。

  虽然意见并未完全统一,会议最后还是形成了1980年的“75号文件”。“75号文件”是两方妥协的产物,它的精髓,后来人们给概括成了几个字:“可以……可以……也可以”。即: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于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75号文件让农民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杜润生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表述,日后成为有名的“杜氏公式”。

  终结包产到户争论

  对上世纪80年代的这场伟大的农村改革进程,杜润生后来进行描述:“没有搞全党大动员,更多的是由各省、区、市领导掌握,各地按照各自的理解贯彻执行,群众选择,放弃命令式的硬推或硬纠的政策。”

  比如在安徽,张劲夫接替万里任省委书记后,有点犹豫。他提出,之前搞包产到户的一律合法,之后的则暂停。后来他看了中央下发的文件,又亲自到河南考察了一趟,回来后表示赞成包产到户;在山东,“75号文件”之前已经有1000多个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分布在既不属于边远山区也不是单家独户的鲁西北,“75号文件”下来后,山东逐步放手,包产到户从西北发展到中部,比例达到60%;在河南,段君毅接任省委书记后,实行包产到劳(实际就是包产到户),领导主动,进展顺利。但是,在东北和河北,有几个省对包产到户“硬堵”。这时胡耀邦就与杜润生商量,分头到这几个省做工作。还有几个省,在调整了领导班子后才改变了观望态度。

  就这样,至1981年底,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已近半数。

  与此同时,杜润生派出了一个又一个调查组,赴农村调查包产到户的实际情况。这里,就包括了由一群后来大名鼎鼎的“小青年们”组成的“农村发展组”搞的安徽调查。杜润生再三强调,不许带框框,要把“如实反映民意,自由表示见解”作为准则。

  调查的结果,令杜润生深思,并作出三点总结:第一,家庭经营在当下的农业生产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优越性;第二,农民更倾向平均分包土地而不是按劳动力分配土地,这反映出土地对于农民的保障功能;第三,即使先进地区的农民,也愿包产到户,他们更愿要自主,要自由。

  对于第三点,其实超乎杜润生预料。他自己到河北的一个先进生产大队搞调查,问农民:为什么愿意包产到户?农民答:原来把大家都拴在一个槽上,挤在一块儿吃那点草料,管吃不管饱,自己找点东西吃都不让,只能一起饿肚子。这些话令杜润生印象深刻。

  发展组后来写成的报告,直接送到了中央最高领导层,得到很好的评价。当时胡耀邦赞扬:这是经得起检验的东西。

  1981年10月,杜润生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发言中说,中国人多地少的格局,并不会因实行集体化而改变。权衡利弊,选择土地公有、家庭承包,这种半公有、半私有的形式,既满足了农民对家庭经营的偏爱,使小私有者的积极性得以发挥,又保留了土地的公有制。从1956年出现包产到户到现在,已经是四起三落了,如果再拒绝接受,它还会有第五次、第六次。

  事情已过30多年,今天的人们再无缘亲耳听到杜润生的演讲,只能从杜润生的《自述》的字里行间,在脑海中建构出彼时会场上的热烈情绪互动,领略他“说服大师”的风采。

  这样,到1981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的时候,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道路已经通畅。

  这一年的8月,胡耀邦向杜润生布置文件起草工作,特别提出文件要写政策放宽问题。10月,各省农口负责人参加农村工作会议,讨论文件草稿,会后他们把初稿带回各地,农委再听取各地意见,修改审稿。文件报送中央,邓小平看了后说:“完全同意。”陈云看后叫秘书给农委打来电话,说这个文件我已经看了,这是个好文件。

  12月21日,文件在中央政治局通过,定名《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杜润生建议,文件在来年元旦发表,作为新年第一号文件。胡耀邦当即赞同,并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农村改革“五个一号文件”中的第一个。

  这个一号文件,内容很多,其中重要一点,就是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肯定了包产到户,并且长期不变。

  长达30年的关于包产到户的大争论,至此终于结束。包产到户从贫困地区向其他地区迅速扩展,不可阻挡。到1982年底,实现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农户已达90%,到1983年,连发达地区也基本都实行了包干到户。

  包产到户的效果可以说立竿见影。198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32502万吨,1982年为35450万吨,1983年为 38728万吨,1984年达到了40731万吨。

  智慧杜润生

  作为华东地区代表,吴参加了全部五个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有幸与杜润生共事。当时参加起草文件的,除了农委、农业部方面的人,还有农村发展组的年轻人和地方农口的人。

  “从1982年以后,形成了一个常态。”吴说,“春天的时候耀邦就出题目,四五月份我们就下去调查,五六月份碰一次头汇报一下,杜老讲讲意见,再下去再调查,一般到九月份的时候,就要起草文件了。”

  在讨论文件的文本时,常常会争论得很激烈。吴说,讨论的气氛很民主,人尽其言。杜润生“像个老小孩一样,我们一点不怕他”。在起草工作组里,没人叫杜润生杜主任,都叫老杜。广东的杜瑞芝也经常参加文件起草,他的脾气很冲。吴回忆起,有次吵架,杜瑞芝不客气地对杜润生说:“你别老叫我小杜小杜的,我现在已经是广东省顾问委员会的副主任了,不叫杜老也起码升格为老杜了吧?”杜润生答:“只要我在,你永远就是小杜,不要不服气,但你的意见我听。”

  “不怕他”,不表示不服他。前农业部长何康经常碰到的情景是,“会场上你一言我一语,什么说法都有,我越听越担心这个会怎么收场呀,但最后杜老就可以用几条简要总结,使与会者听了心悦诚服,我在会后常听到这样的议论:‘姜还真是老的辣!’”

  吴记得,那个时候,“开什么座谈会只要注明了由杜润生主持,从田纪云开始,没有不来的”。

  杜润生对于文件的文字把握,炉火纯青。常常是千锤百炼的一字之差,对于千百万人就会发生重大的影响。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的提法从原来的“不许”到“不要”、“可以……可以……也可以”到“长期不变”。重大的改革就在字里行间中发生。

  在第一个一号文件发出以后,1982年底开始起草第二个一号文件。这个文件的主题是“放活农村工商业”,当时参与起草工作的陈锡文,还是个刚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一天在电梯里,他对杜润生说:“你说的那个‘双层经营’提法,我不赞成,农民这层是经营,村里的这层好像不是经营。”杜润生当时答的一段话,让陈锡文终生铭记:“小青年啊,不知道厉害,不说双层经营这句话,是要掉脑袋的。”

  吴还记得杜润生对另一个字的修改。那是谈到农民进小城镇落户的规定。原来写的是农民要“自带口粮”,“他背上几十斤口粮进城,没多久就吃完了,很不实际。后来就改为‘自理口粮’,他可以买,也可以借”,一下子就活了。

  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拉开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然而,这场改革却不是事先设计好的,这是记者采访过的所有参与过这场改革的人的共识。那么这场改革是怎么成功的?——先有了中国农民的自发的行动,中共领导人审时度势,将其合法化。吴对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的总结是:上下互动、协调折冲、分散决策。“其实最基本的就是这三条,搞好了,农村改革说简单也简单。”吴说。

  当年曾以“改革四君子”之一闻名的翁永曦,与杜润生偶然谈了一番话后,被杜破格从农民日报社直接调入农委。与杜润生的共事中,他对杜润生说的一句话铭记在心:“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不在于你想要怎么干,而在于只能怎么干。”

  翁永曦曾这样总结杜润生:“他有自己成熟的主张,但他耐心听取所有不同的意见。在不同意见中,找到共识。每走出一小步,都取得共识,若干小步,就完成了一个重大改良。这比革命来得更深刻,因为它不可逆。而革命,反复的可能性大。”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当年也是农村发展组的一员,参与过五个一号文件的起草。对于杜润生在农村改革中的作用,他是这样看的:“杜老表示自己不过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知道大家不同意,杜老大声问:‘个人还能做多少事’?”

  “这当然不仅仅是杜老的谦虚美德,而是他一贯用来处理实践与认识、个人见解与集体认知关系的一种知识态度。正是这种知识态度,使杜老在参与重大决策的时候,在组织系统的调查研究、提出需要决策的重大问题、综合各方不同意见、寻找可妥协空间、协调一致意见达成、建立政策储备等一系列重要环节,为降低制度变迁的信息成本,发挥了后来得到广泛公认的杰出作用。”周其仁说。

  周其仁认为,当年农村改革的成功,除了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实事求是的路线,还因为有足够的信息通道和“加工”能力。“决策信息通道对于制度变迁很关键”——“决策层从哪里得到实际情况的报告,这些报告的真实性如何,判断是不是客观,分析是不是合理且易被接受,有没有考虑到实际限制条件而准备的对策和建议。”“杜老所说的‘上下互动’,就是各个决策主体在各自不同约束下,得到信息的沟通,找到利益的交集,产生行为的共振。……一个社会上下互动的机遇不多,又稍纵即逝。”

  杜润生所做的事,就是这些“互动”“沟通”“折冲”。

  当年农村发展组的重要成员张木生,这样评价过杜润生:“很多人都把杜润生看成一个思想比较右的人。其实一点都不是。那时候他就反过来问过,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薄的底子,假如你们是毛泽东,这些问题你们怎么来看?怎么想?怎么认识这些问题?杜老有很崇高的理想,但他又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非常善于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而且不管多大岁数,传统的东西,马列的东西,西方经济学的东西,他都能够给它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为我所用。但他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信念从来没变过。”

  2003年,在90寿辰座谈会上,杜润生说,自己还有两个心愿:一是再转移2亿农村劳动力到城镇去;二是要让农民组织起来。

  第一个心愿,早已成为现实,而第二个心愿,他托付给了下一代人。

(责任编辑:HN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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