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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十大元帅中哪两位曾在战场上刀兵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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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20 00:30:00 来源:新华网 

  在后来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中,他俩年岁最大,又数他们相识最早。但他俩曾是对头,却不为众人所知。在一次战争中,刘伯承率部与滇军作战,连连取胜,而朱德所在的滇军则接连失利,一直从成都溃退到贵州境内,部队损失惨重……冤家对头就这样“结”了起来。

  本文摘自《国共往事风云录(二):十年内战风雨》,尹家民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另一位经历与叶剑英有某些相似、走向八一起义的人物是川军名将刘伯承。

  刘伯承漫长的军旅生涯是从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开始的。他在那里,是个出类拔萃的军人,不但学业优秀,军事技能出色,而且举止端正、操守有持。他烟酒不沾,牌赌不视,毫无恶习,被同学们称为军中“菩萨”。

  他在讨袁战争和护国军中,总是奋勇当先,亲临第一线指挥。就在率部攻打丰都城门时,他头部连中两弹,一弹擦伤颅顶,另一弹从右边太阳穴射入,透右眼而出。他昏倒在血泊之中。几位士兵在乱尸中找到了他,抬进城里邮局内休息,又请来药店老板,敷了一些止血的草药。部队转移时没有担架,刘伯承被装进一只箩筐,头上顶着一床棉被,被颠簸着抬到宿营地。这时他还忍着剧痛,力主召开阵亡将士追悼会。当大家看到他满头缠着绷带出现时,纷纷流下了热泪。部队瓦解后,为了躲避北洋军的搜捕,战友康云程等不畏艰险,保护着刘伯承辗转奔走,后来藏在当地一个农民家里。这个农民为人宽厚,给予饭食,代为找药。康云程始终守在刘伯承身边,替他洗伤口、换药。两三个月后,刘伯承身体渐渐得到恢复。以后,他们改名换姓,化装潜赴重庆就医。他先在宽仁医院治了一段脑伤,然后转到临江门一家德国人开的私人诊所治眼伤。诊所的沃医生医术相当高明,外科手术尤为著称。

  刘伯承在这家私人诊所先后做了两次手术。

  两次手术,王尔常先生都在现场目睹。他用通俗的文言记下了这个过程。其文笔之传神,令人不忍再加改写,敬录如下:

  第一次手术只是割去腐肉,理顺血管,费时尚不久。数日后阿医生(即沃医生)自德国为将军配制之假眼带来时,伤眼重生腐肉,较前尤多,乃动二次手术。更因须配合假眼,故二次手术历时近三小时。当时将军拒绝施行麻醉,曰:“救国救民,来日方长,安能损及神经?”阿医生既系名医,骄傲自大,又秉军国主义恶习,不素对病人有畏痛呼喊者,每打骂随之。将军在第一次手术中即安然稳坐,阿医生已连连点头,口称“好!好!”二次手术为时既久,将军仍肌肤不跳,面不改色。包扎既毕,阿医生见将军手捏之椅柄已汗水下滴,诧曰:“痛乎?”将军笑曰:“些须七十余刀,小事耳!”阿问曰:“何由知之?”将军曰:“每割一刀余暗记一数,定无误也。”……昔华佗之疗关羽也,服以全身麻醉之“麻沸散”,仅施刀于臂耳。将军两次疗伤,余皆亲侍左右,目睹其沉雄坚毅,令西医瞠目,军国主义都咋舌,非超关羽千百倍乎。

  难怪一身普鲁士军人之气的原德国军医沃医生翘起大拇指,以十分折服的口吻对人赞道:这位刘明昭(刘伯承的化名)不仅是个标准的军人,而且简直可以说是个军神!

  由此,“独目军神”的雅号不胫而走。

  护法战争开始,刘伯承被任命为第九旅参谋长。起初,同僚中人以为他五官不全,身有残疾,冷眼相看,但一到实际战斗中,刘伯承的智勇往往令他们折服。在用兵上,他精细、严谨、大胆,常常出奇制胜。其英勇无畏的精神,更为一般军人所罕有。由此他的名声渐渐传开了。

  1923年秋冬,刘伯承一直在成都治伤。困扰着他的不仅是身体的创痛,更多的则是对前途的忧虑。他因伤离开部队后,讨贼战事由胜转败,先是重庆得而复失,随后成都也遭敌人重兵威胁。刘伯承既痛心于讨贼军的失利和四川形势的再度逆转,又不得不认真思考今后的归宿。

  正在这时,吴玉章出现在他面前。

  吴玉章是老同盟会员,曾参加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斗争,在四川各界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当时吴玉章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时,与恽代英、杨闇公等人创办《星期日》刊物,鼓吹新文化(300336,股吧)、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与追求进步的刘伯承相识。吴玉章深知刘伯承的为人,对他的军事才能更是佩服至极。他得知刘伯承在成都养病,几乎每隔三五天就要到刘伯承的住处,一面探视病情,一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吴玉章还给刘伯承带来了一个朋友,此人对刘伯承的人生之路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他就是杨闇公。杨闇公是四川潼南人,早年留学日本,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他很留心物色优秀人才,酝酿建立共产党组织。杨闇公注意观察刘伯承,发现他机警过人,头脑也异常清晰,又兼有远大志向,得此朋友,心中很是快活。

  如果说,在1923年末,刘伯承还处于观察、思索、比较、选择的阶段,甚至于还难于割舍旧的生活;那么,到了1924年春,在经过反复研究和深入思考之后,他已经自觉地、明显地开始向共产主义接近。

  当时,四川讨贼战争形势日趋不利,成都危在旦夕。一军军长熊克武等人亲自出马,敦促刘伯承带伤上阵,以挽救战局。前敌总指挥赖心辉托王尔常传话,说他要请刘伯承担任师长。刘伯承沉下脸:“尔常,你我相处这么多年,难道还不晓得我的志向吗?岳武穆云:'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我从军数年,向来不顾个人性命,家中更无私蓄,遇敌时便可奋不顾身,为的是救国救民。看现在的世道,内忧外患,国将不国;官压兵扰,民将不民。我冲锋陷阵十多年,为的是拯民于水火,不是为了博取虚名和显示荣耀啊。”

  王尔常还在劝说:“总指挥对你可是一片诚心啊,这个机会不可错过。”

  在后来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中,他俩年岁最大,又数他们相识最早。但他俩曾是对头,却不为众人所知。在一次战争中,刘伯承率部与滇军作战,连连取胜,而朱德所在的滇军则接连失利,一直从成都溃退到贵州境内,部队损失惨重……冤家对头就这样“结”了起来。

  一听这话,刘伯承更是不悦:“这些当权者总是汲汲于一己之私利,我算是看透他们了。顺利时不肯委以重任,一旦时势危急又想以爵禄相诱,真是有眼无珠!”

  王尔常还是常来劝说。刘伯承心烦,就躲到犍为县五通桥张仲铭家里静养。闲下来,他又看了不少革命理论性的书。1924年夏末,熊克武的第一军势力被逐出四川后,刘湘、杨森等一手控制了政权,大肆迫害进步人士,吴玉章在成都不能立足,也辗转来到犍为。他告诉刘伯承,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十分活跃。刘伯承很想走进那个世界。

  这年秋末,刘伯承同吴玉章一起取道贵州、湖南到达上海。第二年初,他又跟吴玉章赶赴北京。6月下旬,他们又一起来到广州。这一路,刘伯承觉得每天都有新鲜事发生:他看到了群众火山爆发一样的反帝情感;看到了共产党像磁铁一样地吸引着有为青年……

  1926年5月,经杨闇公和吴玉章两人介绍,刘伯承如愿以偿,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北伐开始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设想和四川的实情,重庆地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在川中如果我们要扶起朱德、刘伯承,造成一系军队是可能的,并提出由刘伯承组织旧部,在泸州、顺庆一带发动武装起义的具体方案。中央赞同此方案,并派人来加强军事运动。这期间,刘伯承基本上还是跟随吴玉章来往于上海、广州等地。11月中旬,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人在重庆刘伯承家里开了个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们根据中央的意图,成立了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成,地委书记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

  当朱德刚走进刘伯承家中时,两人拉了半天手,嘴上笑着,心里却装了一肚子话。知情者也在一旁笑。在后来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中,他俩年岁最大,又数他们相识最早。但他俩曾是对头,却不为众人所知:早在1916年,朱德和刘伯承都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当时,朱德在入川参战的滇军中任团长,刘伯承则在川军中任职。战后,四川逐渐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战事不断发生。1917年军阀熊克武为了消除另一军阀刘存厚的势力,派遣刘伯承作为代表赴川南泸州与云南军阀唐继尧的部队谈判,意欲联合驱逐刘存厚。在这次谈判中,刘伯承结识了朱德。然而,到了1920年,唐继尧图谋霸占四川的统治权,企图联合其他四川军阀驱逐熊克武。结果,熊克武利用“川人治川、驱逐客军”的口号,与四川各军阀联合起来,将驻川滇军逐出四川。在这次战争中,刘伯承率部与滇军作战,连连取胜,而朱德所在的滇军则接连失利,一直从成都溃退到贵州境内,部队损失惨重……冤家对头就这样“结”了起来。后来朱德留洋,回来后已是一名共产党员了。也就在他受党的委派,来四川万县策动军阀杨森易帜参加北伐时,却因杨森屡屡失信而束手无策,他又和他深为佩服的刘伯承走到一起来了,自然是又惊又喜,有满肚子的话要说了。这两位老军人日后的亲密非常人所知:全国解放以后,在一次涉外招待会上,一些外宾和外国军官,出于对朱德的敬佩,争先恐后向朱德敬酒,弄得朱德不胜招架。刘伯承主动上前应酬,代替朱德把外宾的敬酒左一杯、右一杯都喝了。他本来不会喝酒,一下喝了这么多,结果宴会一散就虚脱了。第二天,秘书和警卫员都埋怨他不会喝酒不该“逞强”。他却幽默地说:“你们知道啥子嘛!我这是代朱老总领功,替朱老总受奖,是很光荣的!不然的话,朱老总可就承受不住嘞!”……

  12月1日,泸州起义提前爆发;3日,顺庆也爆发起义。鉴于顺庆是预定借以依托的根据地,决定按原计划由刘伯承赶赴合川,率黄慕颜部起义,然后驰援顺庆,主持和指挥整个起义。

  5日傍晚,当刘伯承赶到合川时,黄慕颜部已接到顺庆急电,离开了驻地。于是,刘伯承拄上手杖,在滂沱大雨中连夜追奔,终于在大河坝赶上了起义军。刘伯承自己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半天站不起来。可他还是撑着,和黄慕颜等人就行军路线计议了一番。次日清晨,刘伯承又率部挥戈北指,直奔顺庆。然而,四川的反动军阀很快向起义军扑来。而泸州方面的义军,迟迟没有向北运动,敌军压城,起义军决定全部撤出顺庆。撤退中与敌军接火,敌人一面以敢死队猛冲,一面在阵前乱喊乱叫,进行煽动,竟使义军内部的动摇分子弃枪而逃,有的甚至临阵倒戈,将起义军一下推进了险恶之中。刘伯承提议起义军暂退开江县整顿。12月下旬,刘伯承率起义军两千多人,到达开江。这时,反动军阀杨森由于进攻武汉北伐军遭到惨败,转而伪装倾向革命,表示欢迎起义军,并邀请刘伯承和杨闇公到万县指导工作。于是,刘伯承、杨闇公先后抵达万县,与朱德一起研究时局的变化,商讨对杨森部进行工作,利用他来牵制另一四川军阀刘湘。

  然而这一切美好的设想,都因蒋介石集团的叛变而付诸东流。

  领导泸州起义,是刘伯承参加共产党以后第一次指挥军事行动,现在,守住泸州城的重负又压在他身上。攻城的赖心辉部是刘伯承的旧识,深知刘伯承用兵厉害,但仗着兵力强大,还是连连进攻,但都惨败而退。随后,他便“鬼”了起来:一面强攻,一面派出大量奸细混入城中,进行策反。这些奸细混入城后,窜到各部进行秘密活动,可被起义军揭露和破获。刘伯承下令,将主谋者十人立即处决。刘伯承虽在连日苦战,却一直没有什么正式名份;归依蒋介石的刘湘也在叫嚣:刘逆伯承,据险阻兵,私立名义,近复遥应武汉叛徒,共谋篡夺……这使得吴玉章对武汉政府很有意见。经他一再努力,到5月上旬,武汉政府总算给了刘伯承一个明确说法: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

  这时候,泸州已是一座孤城。

  粮食与弹药极为困难。刘伯承接到中央通知,证实杨森已出兵宜昌,向武汉国民政府进攻。这样,重庆军委会原先打算以杨森牵制刘湘的计划已经落空。刘伯承主张撤退,可是另两个起义军的领导陈兰亭和皮光泽却一反常态,对火烧眉毛的事却静若处女,并不愿撤。刘伯承不知道,他们早已与攻城的赖心辉达成默契,准备出卖刘伯承和政工人员,换取高厚禄。

  5月中旬,刘湘又以五万元巨款,悬赏通缉刘伯承。陈兰亭等人的司马昭之心日急。其他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都劝刘伯承快走。刘伯承犹豫了。“攻在前,退在后”是他的治军宗旨,而今却要先退一步,他心里实在别扭。回头又与几个党员议,众口一词:“当走不走,必死无疑。”刘伯承哀叹一声,派人与城外旧识张仲铭疏通后,于5月16日,拉上参谋长韩百诚、参谋周国金两个共产党员,从龙透关脱出包围圈。至富顺时,反动军队搜捕极严。刘伯承见机折回,改向隆昌、荣昌走去。此后,刘伯承一行夜行晓宿,旅途极为艰险,恶虎挡道,土匪抢劫,真是九死一生。他们经大足、铜梁至达县,又由达县越过秦岭,到达西安。在两手空空之下,幸得陕西军务会办邓宝珊将军接济,才由西安转郑州,于1927年7月11日抵达汉口。

  可以说,走向南昌起义的刘伯承,虽然名义上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手下并无一兵一卒。

(责任编辑:HB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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