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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我顶(“飘忽不定可能就是人生的意义。如果每个人都能找到家，我们今天也就找不到那么多的无家可归的感觉了。”
一本冒犯“北大”的书
“我觉得北大的评论家太敏感了。”阎连科的眼睛血红，脸色蜡黄，看上去很疲倦。
阎连科的长篇小说《风雅颂》刚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便引发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弹，网络上先后出现北大学生《我愤怒：阎连科在〈风雅颂〉中诋毁北大！》、《我烧了阎连科的〈风雅颂〉！》等言辞激烈的帖子；报刊上也出现了几位北大评论家对这部作品的批评，他们认为，阎连科借小说“影射北京大学，诋毁高校人文传统，肆意将高校知识分子形象妖魔化”。
这一切，与阎连科《风雅颂》里提到“‘清燕大学’是皇城里最好的文科大学”有关。这所大学里的中文系副教授杨科提着耗时5年完成的《风雅之颂》回到家时，迎接他的竟然是妻子与副校长通奸的场面。不久，因抗击沙尘暴给学校带来麻烦的杨科被清燕大学的领导们举手表决送到了学校附属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他被院长指派给病人们讲解《诗经》，病人们反响无比强烈，掌声雷动。杨科逃回到耙耧山深处的老家前寺村，他记忆中的桃源已发生巨变，他当年的初恋情人玲珍已经成为县城天堂街的地下妓院老板，那些坐台小姐成了他最求知的学生、最热忱的知己。等他再回到清燕大学时，他的《风雅之颂》成了妻子赵茹萍的《家园之诗》，副校长已经成为校长，公然与妻子同居；老家的初恋情人因艾滋病身亡，留下一个长得与玲珍一样的女儿，在她和李木匠的新婚之夜，杨科因为妒忌掐死了新郎，领着天堂街的小姐们和一批专家、教授逃向“诗经古城”……但最后等待他们的是虚无与幻灭。
面对文学以外的猛烈批评，阎连科很意外。“之前，我的一个中篇小说《两程故里》故事背景发生在宋朝程颐、程颢的故乡，当地的村民说我不尊重他们的祖先，他们要到我老家的村庄打架，后来他们知道我们村庄做好了迎击准备此事才作罢。这件事情发生我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是农民。但是北大师生的反应那么剧烈，认为小说是诋毁北大，这样荒诞的反应超出我的想象。”
其实，如此激烈的反应并非没有预兆。《风雅颂》在今年第2期的《西部·华语文学》发表后，阎连科从各种渠道听到一些消息，“有人说这个小子是挖我们北大的祖坟，挖我们教育的祖坟”，这些话已经在圈内流传开来。这让《风雅颂》的出版异常艰难。“先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在签合同的时候以题材敏感为由给退了；接着作家出版社要出，提出20条意见，让我修改结尾，但后来给领导看又说小说太灰暗、没有正面人物；再后来又给了东方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最后到了江苏人民出版社才出版”。
书出版后不久，《文学报》的批评专题也出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批评说：“作家对主人公置身的大学文化的精神实质缺乏深入理解，夸张变形变成荒诞不经且龌龊不堪，致使对‘现代人精神家园失落’这一命题的探讨本身丧失家园基础，而对‘风雅颂’、‘清燕大学’等文化符号或浮泛牵强或扭曲粗暴的借用更有哗众取宠之嫌。”
另一位文学博士李云雷则尖锐批评说，“作者对大学与文化界的情况及其运作机制很不了解，但装作一副了然于心的样子，又施之于猛烈的批评，批评得很不到点子上，隔靴搔痒，让人看了觉得有些可笑。小说还堂而皇之地影射北大，批评北大当然可以，不少人包括我对北大也很不满，但像他这样无中生有地搞‘影射’，却是批错了地方，又用力过猛。这应该是犯了写作的大忌，没有贴着生活写、贴着人物写，反而将自己的臆想当作了批评的对象。”
阎连科并不同意邵燕君、李云雷等人的批评。“你可以从文本上来分析，批判《风雅颂》写得一点都不好，很粗俗，但作为一个批评家用真实和不真实来判断小说，说我是诋毁北大，我觉得是他们的艺术眼光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高，他们的文学修养不如我想象的值得尊敬。阎连科并不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因为这个故事本身不是现实主义的，这个小说我一直说它是荒诞的。”
同样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陈晓明认为，阎连科是中国少有的有理想、有责任的作家之一，尽管阎连科的作品很多都是一种对社会现实的极端性批判，但是这些批判也确实击中了社会的一些软肋。对阎连科新作《风雅颂》的争议，陈晓明不以为然。他说小说只是作家的一个“白日梦”，所谓影射北大、清华，只是作家有意玩弄的一个“小花招”或“噱头”，但作家本身对清华、北大并无歹意，只是对大学文化、大学精神的一种广义性的评判，何况小说本身就是虚构的作品，从这个角度来讲，去追究名字的真实性就显得没有意义了。
《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则表示：“大学精神的沦落是不争的事实，以为大学教授们还是过去意义上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恐怕只是部分学者、教授们的一厢情愿。当然，杨科这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尽管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他并不代表中国教授的整体情况，据此认为阎连科在妖魔化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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