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的时候读书，每一本都是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而且还要做大量的笔记，把书里面的格言抄下来，我抄在笔记本上的格言今天可以直接拿去出版。把整本书抄下来的事情也是有的。1975年的一天，我在昆明华山西路遇到一个鬼鬼祟祟的男子，他手里拿着两本小书，吞吞吐吐地表示要卖，我要过书来看，是一个叫泰戈尔的人写的《飞鸟集》和《园丁集》。我不知道谁是泰戈尔。翻开看，里面已经画了许多红杠，读了一段，“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于是我买下了平生第一本最贵的书，揣到怀里骑上单车就跑。自己看完，立即给朋友秘密传阅，大家都喜欢得要命，就决定复印，买蜡纸、刻蜡版、用老式的油墨滚筒油印机，秘密印了12本。我相当幸运，当我21岁的时候，泰戈尔来了，他是最适合这个年纪阅读的诗人。

　　到我18岁的时候，图书馆才重新开放，那是1972年，书很少，我居然阅读了三个图书馆的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几乎全部的书。1972年到1974年的很多时间，我是在图书馆度过的，我那时在昆明一家工厂当工人，工厂经常停电，一停电我就跑到图书馆读书。我这是受了《马克思列宁的青年时代》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的影响，在1970年代，我决定做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我游泳、登山、步行，努力把自己锻炼成战士。冈察诺夫的《奥勃洛摩夫》使我接受了“生活在别处”的思想，奥勃洛摩夫最终与一个胖厨娘老死于“末庄”，没有到巴黎去，他的懒惰生活令我深恶痛绝，我枕戈待旦地等待着我们时代的“延安”来召唤。这种从诗人波德莱尔、兰波开始的先锋派意识形态一直贯穿在20世纪的文学主题中，包括卡夫卡、加谬、贝克特、鲁迅和巴金的作品。这种先锋派文化的根源其实依然是基督教思想，把故乡世界说成黑暗吃人、荒谬的地狱。米兰·昆德拉是这种文学主题的第一个怀疑者。我在1980年代的某个时候阅读了他的作品，当然不再是秘密地阅读。伟大的文学骨子里都是叛逆的，这是教育的一个永远的尴尬，教师们教育孩子《红楼梦》的伟大，但一旦明白了《红楼梦》，孩子们对“大观园”所象征的主流文化的反抗也是无可避免的。1966年的主流文化明白这个道理，它采取的办法是禁止阅读。中国今日的进步在于，它重新允许人们阅读那些伟大的经典，它当然也知道《麦田守望者》的主人公是一个正统教育的叛逆。而李白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形象。

　　1975年我阅读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书有四本，用牛皮纸包着，只给我看五天就必须归还。它对我的生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觉得这本书是为我写下的，我就是一个约翰·克利斯朵夫！我受这本书的影响，很多年扮演着一个孤独、高傲的个人奋斗的英雄。“献给各国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创造，只有创造才是真正的欢乐”，“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没有黑暗的时间”。我的生命里总是响着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声音，“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一个人要明白何谓写作，看到这开头的一句也就够了。

　　我要提到的另一本书是在1990年的冬天阅读的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本书也许在人类思想史上并非最伟大的，但它对一个20世纪的中国读者进入那些更经典的思想至关重要，这是一把钥匙。

　　那时代我的阅读活动主要是读“写什么”，而不是读“如何写”，阅读“写什么”是一种在存在中的阅读，而阅读“如何写”则是局外人的阅读，已经把作品对象化了，这是批评家和大学中文系的阅读方式。这种阅读相当功利，它其实是“读者”之死。

　　什么都读，这其实是中国式的阅读，读书不求甚解，就是因为古代的文人其实是什么都读的，读书不仅仅是专业知识的获取，主要是一种修养。什么都读，使我没有成为今日所谓的“知识分子”。我读了一切，成为一个文人，而不是知识分子，非常庆幸。文人与知识分子不同，前者是修养，而在后者知识就是权力。

　　1979年，昆明出现了公开的民间书市，地下的书到了地上，那是我阅读史上的辉煌节日，那些书不是买卖，而是交换，人们把自己读过的书拿来换没有读过的书。白天换书，夜晚如饥似渴地阅读。我换到了《欧根·奥涅金》、《悲惨世界》，还有夏都勃里昂的书，他的书使我朦胧地发现了故乡云南的自然世界。读书人的黄金时代，读书人就像圣徒一样热爱书籍，真正地、狂热地阅读它们。我经常听到悬梁刺股的故事，这一点都不稀奇，许多书，我是在煤油灯和蜡烛下读完的，在我青年时代，电还是比较时髦的东西。

　　然后，功利主义的读书时代到来了，书籍成为工具。作者复活，作者的获奖与否、名气大小成为阅读的基本标准。这是读物浩如烟海的时代，也是“读者已死”的时代。

　　有句老话说，“他不是在去书店的路上，就是在从书店回家的路上”，哦，我正是这个人。我上周去昆明的一家书店，和那里的一位老店员是熟人，她刚刚当了祖母，我当年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少女，两个人见面，还会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