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完了自己的苦难历程。值得安慰的是，我并没有失掉自我，我还是我，苦难反而深化了我对各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和思考，净化了我的灵魂。

　　在上帝给我铺设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生平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比较端正。

    ——贾植芳　　

    著名文化老人、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先生于4月24日在上海逝世，享年九十二岁。

　　贾植芳先生早年主要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是著名的“七月”派作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震旦大学、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图书馆馆长。他长期从事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俄苏文学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培养了几代优秀文化学术人才。

　　和许多同时代的著名文化学者一样，贾植芳先生留给后人的遗产还有知识分子的铿锵风骨。著有《贾植芳文集》四卷，回忆录《狱里狱外》、《解冻时节》，以及散文集《历史的背面》等。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期刊《七月》、《希望》的主要撰稿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社会影响巨大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先生通常是以一名遭际坎坷的作家的社会身份为世人所知，而其作为大学教授在人才培养和我国当前学科建制中两个中文二级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和成就，则往往局限于专家圈子，不为公众所知。我作为先生的再传弟子，有幸常年在先生身边生活，并曾协助先生编选其学术自选集《历史的背面》(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版)，兹谨就先生的学术贡献作一介绍，简述如次。

　　贾植芳先生的学术生涯，起始于1948年底。其时他因“煽动学潮”入狱后被保释，避居上海市郊法华镇，在那里，他凭借自己留学日本期间跟随园谷弘教授学习中国社会史的知识素养和抗战期间在前线和社会底层跌打滚爬时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观察思考，怀着一种辞旧迎新的激情，写作了一部二十余万字的社会学著作《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尝试对中国传统专制社会的灭亡命运作出总结，并对中国社会走向新生的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困境作出警示，充分体现了作者作为一位思想左倾的青年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社会关怀和批判锋芒。此书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出版后，一年之内销行三版，受到读者欢迎。此后随着作者在胡风案中被打倒，长期湮没，直到最近才重新引起关注，将由辽宁教育出版社收入“新世纪万有文库”重版。尽管这一从社会史的角度切入其知识关怀的治学思路，未能在贾植芳先生日后的学术活动中得到充分的发展，但在其平反复出后撰写的回忆录《狱里狱外》(收入“火凤凰文库”，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版)中，则明显可以看出此种知识兴趣的复活和作者的社会批判锋芒向更深刻的层面的掘进。

　　作为学者的贾植芳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均来自于其解放后的工作岗位。1950年秋，他以左翼文化人士的身份被聘任为震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后兼任系主任，从此开始其以学术为业的职业生涯。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并受命主持新组建的现代文学教研室，与北京大学王瑶教授等人一起，同时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拓荒工作，成为这一学科的元老级人物。此一时期他对该学科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学科架构、课程设置和人员调配等基础组织工作方面，这些通常属于“看不见”的工作，为复旦中文系现代文学学科日后的长足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今天看来，复旦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所以能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与贾植芳先生当年的开拓性贡献分不开的。与此同时，贾植芳先生在1955年被迫中断自己的学术拓展之前，还承担了大量的基础课程教学任务，在全国高校中较早开出了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世界文学作品选读、俄苏文学等新课，以其长期广泛的阅读积累和开阔扎实的知识结构，赢得了大批思想活跃、求知欲旺盛的青年学生的欢迎。他的这批“开门弟子”尽管大多曾因与他的密切关系而在胡风案中受到牵连，个人人生成就大打折扣，但从中仍然陆续涌现出了施昌东、章培恒、范伯群、曾华鹏、张德林、叶鹏等多位成就显著的知名学者。

　　1955年之前的贾植芳先生以高昂的工作热情从事着他的学术拓展，除在上述学科建设方面付出努力之外，还连续出版了恩格斯的《住宅问题》、日本共产党编著的《人民民主主义的长成与发展》、苏联的契诃夫研究专家巴鲁哈蒂的《契诃夫的戏剧艺术》、契诃夫的《契诃夫手记》、基希的《论报告文学》和辑译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而成的《俄国文学研究》等六部译著，发表了一组介绍和研究尼采、拉伯雷、果戈里和契诃夫等外国作家的文章，出色地履行了在新的民主政权下一个学者和知识分子应有的追求和责任。就此而言，1955年的无妄之灾对其工作权利的长期剥夺所带来的，就远不仅仅只是他个人的损失。1978年，在胡风案正式平反之前，贾植芳先生从长期的关押和劳改生涯中稍获解放，被允许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复旦中文系监督使用，任资料室资料员。从这里开始，他的学术生涯得以接续。此后，随着胡风案在1980年的第一次平反(后经1985年第二次平反，直到1988年才得以彻底平反)，贾植芳先生重新回到了他的学术岗位，同时担任了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及博士生导师和全国第一批比较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等多种学术职务，并自1983年起兼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直到1986年退休。在此期间，他所作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还包括主持兴建了至今仍在发挥巨大作用的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建议并推动全国范围内图书馆系统专业技术职称评聘工作制度化等纯粹的职务贡献，但更主要的，则是他在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这两个学科领域的学术探索和人才培养。而且，这两方面的工作并未因为他的退休而中断，而是一直延续至今。耄耋之年的贾植芳先生在进一步惠泽后人的同时，仍继续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在上述两个专业领域保持着日益盛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