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钱老师您好，我是北大中文系大一新生，我刚才听你说北大很多教授和精英都受到制度的限制和诱惑，那么，您说我们是应该避开这些制度，洁身自好呢，还是应该羊入虎口，参与进去呢，或者适度改良，或者还有别的办法呢？

　　钱老：关于这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我经常引用鲁迅的一句话：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实际上我刚才讲的那些问题都属于发展层面的问题，首先是要解决温饱解决生存问题的。所以我以前曾经，经常跟我的学生或者北大的青年教师说，我说，很多话你别讲，我来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温饱问题解决之前你还是少说话。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你才能发言。像我呢，说老实话，我今天讲这些话其实都有个前提，我并不主张大家都像我这样，要是都像我这样很多人是要砸饭碗的啊。像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我的生存问题解决了，这个体制已经不能给我什么东西了，我也不要体制的东西了，所以我可以在体制外说话。所以我的说话方式是有它特定的条件的，我并不主张大家都向我学啊，学了之后可能把饭碗砸了啊，我们还是要生存和温饱解决问题的啊。但是这个要分清楚，这个可怕在哪里，本来，适应体制的需要，你做了些妥协让步求得生存温饱，这本身没有什么可非议的，问题是久而久之，你沉迷其中了。青年教师妥协求温饱，我都能理解，但问题是到温饱问题解决后怎么做。我曾经就开玩笑地说，就是说当了副教授之后，你怎么办？因为在中国大学里，副教授就是一条线，到了这个级别，基本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如果有一套房子还要两套房子，有一个汽车还要两个汽车、三个汽车，尝到甜头就不断去做，最后就同化了。

　　第二个问题在哪呢？就是知识分子有各种选择，不能把任何一种选择都绝对化了。虽然我的观点，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大学教授当然应该是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但是这不能做一个范式，不能让所有的大学教授都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而且就是说，个人根本不同。知识分子和现实的关系可以有各种选择，不是只有唯一的选择。大体说来知识分子有几种选择：第一种选择，他主要是做理论创造，理论创造就是知识分子第一的职责，我们所谓的大师就是理论创造的大师。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理论家的大师，就是为中国现在社会提供理论替代和理论创造的大师。理论大师，中国缺少。这个理论知识分子主要就是提供理论。第二来知识分子，我称为批判知识分子。他主要就是按他的理想对社会不断提出批评，鲁迅大体属于这种知识分子。第三类知识分子是从事具体实践问题的知识分子，比如说具体的从事教育文化思想学术事业，那样一种知识分子。第四类知识分子，还有一种知识分子就是相对的脱离现实，在象牙塔里，他的主要功能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在大学里做学术的传递、积累、发展，他是做这样一种工作。这一支呢他们比较脱离现实，是我们一般说的学院派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他对国家的学术发展有自己独特的贡献。这样的知识分子显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了，他是专业化的知识分子，那么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有它的作用。所以我说具体到在座的同学们，你以后做什么，那是根据个人的条件，你想做什么样的知识分子。但是我觉得有一条是共同的，就是无论什么样的知识分子都应该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自由和创造。我想这是所有知识分子的共同性，具体选择是可以不一样的。

　　问：钱老师，您刚才提到的您所忧虑的一个例子，那个“精神的资本家”，后面你又说学生应该具有一种应变能力，那么那个例子里的同学算不算是具有你说那种应变能力呢？

　　钱：我讲的应变能力啊，是指什么呢，是指知识，是知识的应变。跟我后面讲的精神资本家那是不一样的。所谓应变能力就是说你的知识结构比较广，你的知识面比较宽以后，你可以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会有不同的变化，可以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我刚才说的具备三个能力，具备学习能力、研究能力和思维能力之后，把自己的知识不断应变、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适应职业需要，适应事业发展需要。而另一种应变，它是从自己私利出发，而来应变社会，有点像契诃夫小说写的《变色龙》，是根据社会需要自己的利益不断改变自己的信仰。所谓改变信仰就是没有操守，是指没有信仰、没有操守的那样一些应变。我想这是不同性质的应变。

　　问：刚才你提到你主编那本《寻找北大》的书里，我大体看了一下，有很多篇都提到“大学之大，非有大楼，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刚才你说我们50年代后整个中国都没有出现过大师了，那么就是说我们北京大学的那些本质的东西有正在逐步的丢失的趋势。另外还有一个趋势就是，你刚才说我们的大学正在变成一个“职业培训学校”。其实这两个趋势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和现实同流合污，但是你自己是解决了温饱问题的，所以可以和体制不妥协，可是我们90后的学什，我们根本还无法解决温饱问题，那又该怎么独善其身呢？

　　钱：第一个文体啊，就是说这个大师没有了，但是我觉得有名师。大师没有了，但是北大现在名师非常多，而且在全国都是一流的名师。这个名师就是有自己独到的、独特的见解的专家，这样的还是很多的。当然大师名师也有不同层次，到目前来说，北大还是培养了很多的一流人才。这个名师还是非常多的，而且不是只有一个。我觉得北大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它这个比较强的教授比较多，它一个系有好几个，有的学校一个没有，有的呢只有一个，有一个就比较糟糕，这个系就被这个老师给垄断了。而北大最大的优点就是在一个系就具备了不论从精神、还是人格魅力、学术方面都很强的好几个，这样的学生多种选择的，这样是一个北大的优势。所以在北大还是可以学到一些的。找不到大师，但是可以有名师啊。当然大师也是可以逐渐培养的。我曾经说过，我寄希望于沉潜十年之后北大年青一代教师。所以刚才我就讲过，我特别重视北大青年教师。所以刚才我为北大青年教师呼吁，我说他们是弱势群体。我觉得他们之中会有大师。我们这代没有大师，但是希望青年教师是有可能出现大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这样来看待这样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刚说到一个比较现实层面的问题，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关系的问题。那个我在一个地方讲过，就是一个俄国教育家曾经讲过，一个人的一生是要经过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做梦的阶段，一般来说按正常生理发展来说，中学阶段和大学阶段应该是做梦的阶段。这是一种超越现实的一种追求。但是我觉得中国现在不但大学，就连中小学都过早的世故，所以现在我这个老头子都在说梦话，而你们已经说不出来，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那么人生三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做梦的阶段，另一个就是追求，包括你对精神的追求对事业理想的追求等等等等，这本来应该是中学小学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走上现实之后你会遇到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距离，和巨大的冲突。那么在面对现实理想巨大矛盾冲突的时候，人可以有，在我看来可以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完全放弃自己的理想，适应这个社会，完全适应这个社会，和这个社会同流合污，在同流合污中最大限度取得自己的利益。第二种选择就是绝对的悲观失望，陷入虚无主义。第三种选择是我主张的选择，在面对现实理想发生巨大的冲突矛盾的时候，一方面还要坚持那些最基本的底线，在坚持这些底线的同时作适当的调整，其中包括适当的妥协。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过程，而且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选择过程。但这个过程是必须过的。然后就到了我这个阶段，再回来做梦。那么大家现在的诸位，按道理应该还在第一阶段，但是你们现在已经走入第二段了，是吧？所以我想提出的是，一个，还是要守住一些东西，基本的东西，做人基本的东西是不能妥协不能让步的，也不能放弃。但是这是底线，在高线与底线之间是有妥协的余地的。一个是要坚守基本的底线，不管做什么，这个基本的底线是不能放弃的。然后呢，对现实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调整。以后呢再回过来再做梦，就像我现在这样。我就讲这些，不再讲更具体的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