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正之你刚才总结北大有四次学生运动，我补充一次辉煌，我记得呢，就是四十年代末“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北大民主广场，应该是一次重要的学生运动。另一个刚才你提到“精英”问题，另一个大师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高校没有出现大师呢？我是种过地的，我觉得我们培养的土壤很重要。

　　钱老：这位老先生这个补充很重要。就是说，在这个1948年的时候，当时全国有一个很大的学生运动，而这个学生运动当中，北大的学生运动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它是对新中国的诞生直接其影响、起作用的。那刚刚这位老先生提到一个大师问题啊，我们现在也经常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不出来大师，到底大师为什么是大师阿。我想将两个方面的观点。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不能过多的归之于这个社会的制度或者归之于环境，为什么呢？因为在很恶劣的环境下也会出大师，是吧？我经常讲的像司马迁，司马迁是什么一个环境？所以我们不要过多地归置于这样一些东西，还以为没有自由最后就成为了大师，这个很难说。另外一点呢，我想讲讲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就不出大师呢。北大的大师都出在哪里？都出在解放前。从我们这一代开始，从56年以后知识分子就不出大师，一个大师也没有。我在《我的精神自传》里也谈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问题，我们在六十年代所受的教育是一个反对封、资、修的教育。所谓“封”，就是所有中国传统的东西都被叫成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所有的西方国家的东西都是资本主义。什么是“修”，苏联的东西都是修。所以我们几乎拒绝了人类文化的一切的一切，我们在这样文化断裂的时代培养出来的。所以这样一代人，坦白的说，包括现在很著名的学者，包括你们很敬佩的学者，其实在我看来，都跟我一样，（笑）都是断裂时代培养出来的，这个断裂时代培养出来的人他很难成为一个大师。我是这么来解释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大师的原因的。

　　问：我的个人本来是想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到那时刚才你提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问题，我看当下各种知识分子都在激烈论战，我就想问一下，您觉得文史哲这几个方面，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专业作为自己的根来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比较好？

　　钱：这个很难说，但我可以谈具体建议啊。如果我来选择，我选择历史。当然本来来说，哲学是最重要的。我在一次演讲的时候讲，其实哲学是所有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一个修养。包括学理的学工的，无论什么学科，哲学是最重要的。它是科学的科学。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哲学很难发展。在现在的环境哲学很难发展。我们出不了哲学家，它不允许你出哲学家。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哲学，这个是不行的。这个文学，因为我是学文学的，这个文学这个东西啊，太玄妙，文学这个东西啊太玄妙。文学是特别需要才能的，我觉得文学特别需要才能。所以文学淘汰率太多，太高。要真正成材的，学文学成材的，是极少极少极少的。在这个比较之下，我觉得历史最好的。历史啊，包括我们在内，我们都往历史靠。我现在是文学史家呀，是吧，文学史家呀，文学思想史家呀，是往史学方面发展就是我们很难有真正的哲学创造，没有哲学创造、文学理论创造，创造不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具体现象。

　　问：钱老师您好！我是《新京报》的记者，我知道你编过很多与北大有关的书，收藏很多关于北大的记忆，这其中有关于北大精神、自由传统的反思，也有许多关于具体的个体的回忆和反思，比如北大的佚事啊，北大的情事，北大的趣事啊，很多这种来自民间的个体的记忆，那么您觉得它相对于官方的宏大叙事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钱：这个问题其实，我在我编的一本书叫《走进北大》的序言里曾经说过，就是我们谈北大传统的时候，我们比较注意我们的宏大叙事，我自己也比较注意这个宏大的东西。其实这个北大传统是渗透在老师学生日常生活当中的，就像盐溶于水一样，这个真正这个传统是渗透到具体生活当中的。所以我倒要推荐这本书，这个《走进北大》，它大量的叙述校园生活，比如北大学生怎么喝酒阿，是吧，大量的细节，大量的细节的生活。当然这本书有个特点，它比较少有宏观叙事。我们三零年代喜欢宏观叙事啊。当然到了八十年代（我比较喜欢八十年代），这个八十年代的北大，一个特点就是把北大精神渗透到生活当中去。这个其实是最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北大的学生，北大的新同学就要看这样一些文章，这样一些回忆的东西，这样在生活当中所显现出来的，在逸闻趣事中所显现出来的这种精神。这样的精神是渗入灵魂的，是生活当中的一种精神。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比宏大叙事更贴近、更能让你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