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钱老师您好，我想让您评价一下您的一个学生——余杰。据说现在他的一些言论遭到封杀。

　　钱：在很多场合我都被问到这个问题，所以很多场合我都要澄清两点。第一点，余杰和我的关系，是一个大学生和一个教师的关系，余杰不是我的研究生，他是夏晓虹先生的研究生。他跟我的关系就是……算是当年我的“崇拜者”吧（笑），我上课的时候他很积极，当然他不是那种“利己主义者”（笑）。所以在私下我们有比较多的接触，我们的关系是这样的。当然也可以说是我的学生了。我对我的学生从来都是这样一个态度：你在校是我的学生，等你独立以后，我常常对我的学生——我倒没对余杰这么说过——对我自己的研究生，我常常讲一句话，而且我的学生都期待我讲这句话：“你现在可以飞了（就是说你可以独立了，可以自由了，你可以离开我了），我们的关系就由师生关系，变为一个朋友关系。”所以我想余杰和我的关系大概也是这样一个关系，他已经成熟了，已经有自己的路了，他已经飞了。我和他的关系就是一个朋友关系。既然是朋友，那么就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意见。也就是说，余杰所作的事情，并不是全部我都赞成。而且大家可能看过我曾写的一封信，《致一个青年学者的信》，其实就是写给他的。信里我就表达了一些我对他的不同的看法或者一些忧虑。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做朋友，朋友之间有不同的意见、看法，甚至有激烈的争论，都是很正常的现象。而且尤其是你刚才说到，余杰现在正在遭到封杀，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当一个人遭到封杀的时候，我绝对不批评他，即使我对他有不同意见，即使他有很多做法我不同意，但我绝不说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被封杀了，我没有被封杀，我再说他，就不平等。这是我的原则，我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我现在对他就是这样的态度。

　　问：我想听听您对高行健的评价。

　　钱：你可能没有注意到，高行健得了诺贝尔奖以后，我是国内公开写文章评论他的学者之一，当然我的文章在国内发表不了，曾经在《二十一世纪》这个杂志上发表过我对他的评论。我的看法是，高行健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艺术家，特别从语言艺术角度讲，我觉得他是个语言艺术家。当然，他并不是中国所有作家中最出色的。我看他是中国众多出色作家中的一个，或者说是一个代表。所以他得了诺贝尔奖，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中国整个文学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是应该有人得诺贝尔奖的，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是他得到了。所以我还是非常高兴的，我觉得他得到了，也是对我们“现代汉语文学”的一个肯定。

　　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刚才谈到您现在很关心边远地区和中小学的教育，我非常希望您对这个问题做一些延伸，比如您更关注那里的什么？您在那里看到了哪些希望？

　　第二个问题是，我记得您在《我存在着，我努力着》这本书中您曾经谈过，这些年来您一直希望通过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的基础上，对现在的知识分子做一个观照，我非常期待什么时候能看到您这个关注的一个结晶成果。

　　钱：关于中国农村教育的希望，我通过这些年的观察，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东西。去年我在美国一个学术会议上做了一个发言，我就讲到，我想提醒在国外的学者，也想提醒在国内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在关注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中国这块土地、特别是底层社会、民间社会，正在发生的东西。我比较看重中国的民间社会正在发生的，我称之为“十分缓慢、但也是十分重要的变化”，这其中就包括教育。我现在搞教育的中心，是关注中国教育的民间力量。我们中国的改革，包括中国的教育改革，从来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行为，但我觉得现在正在兴起一个自下而上的民间的教育改革。特别是底层社会，还是有第一线的老师当中，包括一些很边远的地区的老师，他们还是在默默地进行着一些教育的试验。我最近要写一本书，题目就叫《做教师真难真好》，其中我大概解剖了七八个，第一线的老师，其中也包括边远地区的、农村的老师，包括小学的老师，他们的教育经验。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学者，大学的学者，是应该倾听底层的声音的，要倾听实践的声音。我把自己做的工作规定为：为一线的、底层的老师们服务，把他们的经验，提升到一定的理论的层面来，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教育的一个希望。而且我觉得这不仅是教育的问题，中国的希望，在我看来，可能在这里。所以大家可能也知道，我这几年一直关心的青年志愿者运动，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青年志愿者运动是一个正在参与到中国的乡村建设的新的力量。这些可能会给中国带来一种新的可能性，和一种新的希望吧。

　　问：钱老师，现在北京把每个月的22日定为“让座日”，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钱：这个事我完全不知道，无法发言。（笑）但是我要说一点，我最近发了一次大脾气，那天我去坐公共汽车，我排队排了很久，结果车一来，一大群年轻人就拥上去，我勃然大怒大发脾气，大吼，大叫（笑）。所有的人都用惊讶的眼光看着我，我说你们不是讲文明吗？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回事？所有人好像都觉得我是外星人一样看着我。这种不文明行为让我愤怒，而这种惊讶的眼光更让我感到伤心。后来我夫人说：我从此再也不和你上街了！你这个人不能上街！（笑）这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现实生活中所会遇到的尴尬，和命运。（笑）

　　问：您是研究鲁迅的专家。我想请您评价一下鲁迅在中国近现代文化中的历史作用。

　　钱：（笑）这个问题太大了，但是我可以简单说一说。我始终认为，鲁迅在中国是一个异数，在中国思想文化结构中是一个异数，是一个少数，是一个异端，一个不同的声音，因此他是一个不同的可能性。这是我对鲁迅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地位和价值的一个简单的评价。

　　问：您觉得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价值？

　　钱：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中国小说史写作，还没有一本超过《中国小说史略》！

　　问：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钱：我想把这个问题引申看来，这涉及经常遇到的两个问题，一个是鲁迅和孔子的关系，一个是鲁迅和胡适的关系。我曾经有一个说法，我们这个民族，好不容易古代有一个孔子，现代有一个鲁迅与胡适，并且是得到世界承认的，但是我们自己很可惜，我们自己很愚蠢，我们老把他们对立起来。有孔无鲁，有鲁无孔，有胡无鲁，有鲁无胡，（笑）我们老是这样。当然，孔子和鲁迅，胡适和鲁迅，他们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有很多区别，他们之间有很多争论，很多矛盾，很多冲突。就像诸子百家，不是都在吵吗？但他们都是中国的精华，中国的民族文化好不容易有这么几个代表人物，我觉得我们不要把他们对立起来，不要轻易地伤害他们。所以我曾经讲过，我们应该继承的是一个从孔子，到鲁迅-胡适的这样一个传统。简单地这样说吧。

　　问：您今天也提到了您曾在农村、小学等地区讲鲁迅。我们都知道在文学上评价鲁迅，也会讲他的一些阴暗面，比如说他是一个党派的人，他的很多观点都是基于当时的党派斗争的。把这样的文章讲给中小学生是否合适呢？

　　钱：对于此我可能和你有一个根本性的分歧，你认为鲁迅是党派的鲁迅，我认为鲁迅是人类和民族的鲁迅。所以我觉得，从我的“人类的、民族的鲁迅”的角度出发，我觉得是需要向年轻人讲鲁迅的。也顺便说说刚才那位朋友问的问题，鲁迅在中国处于什么地位呢？我在很多场合都讲过，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些原创性的、成为民族的思想源泉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这样的思想家、文学家是应该每一个民族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他应该深深地扎在民族的心灵深处的。这样的人不多，比如说莎士比亚对于英国，所有的英国人都知道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对于俄国，歌德对德国，等等。中国实际上也有这样几个，我称为原创性的、源泉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其中既有鲁迅、有孔子。我自己的看法是有这么几个：孔子，庄子，这是中国文化的源泉，然后有唐代那一批诗人，因为唐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潮，一个青春期的文化。然后是《红楼梦》。现代，在我看来应该是鲁迅。我觉得这样的人应该让民族的每个人都知道他。当然，是否赞同他，那是另一回事，但应该知道他，因为他们是整个民族精神的一个浓缩。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热心要到中学去讲鲁迅呢？当然，还有第二个层面的问题，要讲鲁迅，但讲什么？怎么讲？当然不是所有的鲁迅作品都适合给中学生谈的。所以给中学生讲，我有一个选本，《中学生鲁迅读本》，我选了一些适合中学生读的文章。刚才我也说了，虽然我上课的结果是人越来越少，但是最后能坚持二三十个，这二三十个学生，确实是非常能够和鲁迅对话的，从他们后来的作业来看。所以也就坚定了我的一个信念，我觉得中小学、主要是中学，还是应该讲鲁迅的。当然关键是讲什么，怎么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