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囚犯

　　1957年反右开始，贾植芳不了解外面的形势，还保持着对监狱内“有烟抽、伙食还不错”的“单间生活”的乐观情绪。7月的一天，提审员拿着一张写有很多复旦教授名字的名单给他看，责令他交待这些人的“身份”和“彼此关系”，那里面有历史系教授、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王造时，外文系教授孙大雨等人，其中有些人之前为贾说过一些公道话，比如王造时就曾经说，“把贾植芳抓起来是违反宪法”。

　　贾植芳辩护说，“他们中很多人都是英美留学生，解放前就是教授，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贾植芳不比他们，充其量只是一个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对方的回答则让他感到彻骨的寒冷：“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你就是反革命。”

　　数天后，贾植芳就被取消了原来的狱中待遇，每日吃两顿饭，晚上睡在地板上。自谓：“从这时起，我真正感到了自己是一个‘囚犯’了。”

　　1966年3月30日，50岁的贾植芳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同年4月被押回原单位复旦大学，由保卫科发配到校印刷厂“监督劳动”，“文革”爆发后，原来管制贾的“监督小组”改为“专政小组”，他作为“反革命分子”而遭受各种批判、游斗、凌辱和殴打，同时还被强制劳动、打扫厕所，犹乐观幽默地声称“当时复旦大学所有厕所都是我打扫的”。

　　冤案平反后，贾、胡再次相见，是在上海龙华精神病院。“他显示出一副呆痴状，很少发言，只是悄悄地流着眼泪，梅志（胡风夫人）不断地替他拭着泪水，它们又不断地涌出来——直到我们离去时，他呆呆地望着门口我们的身影，兀自流泪不止。”“（他）为人诚恳、正直、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历史使命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对中国文学理论贡献甚大。”贾植芳曾在1980年代如此评价亦师亦友的胡风。

　　“没有功利的热情”

　　1978年9月，复旦大学印刷厂召开大会，宣布为贾植芳“摘帽”，12月，受尽磨难、相濡以沫的妻子任敏终于回到他的身边。1980年12月正式平反，得补助费500元，随后恢复教授职称，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在1987年退休之前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博士生导师。

　　恢复名誉之后的贾植芳虽然年逾古稀，但工作热情很高，他不但被聘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委，整理出版了巴金、闻捷、赵树理等研究资料专集，还写作了大量散文、文学研究论文、杂文等，而且与巴金、王元化、施蛰存、唐弢、绿原、茅盾、萧军、冰心等文化名人多有交往。

　　贾植芳青年时期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除入狱、改造及接受批斗外，多年坚持不辍，一直至其病危住院无法动笔。他的日记字迹难以辨认，也每天由其侄女负责“翻译”整理得井井有条。

　　1985年7月，他在日记中写道：接到电话得知自己翻译的《契诃夫手记》第三版已经排版印刷完毕，但就是装订不出来，因为一些出版社“只顾印赚钱的书”，为此他大为生气，痛斥道，“多少年的反动的左的路线，把人都变成鬼或兽，一种利己主义已经成为普遍的生活哲学”。

　　他晚年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李欧梵在其门下进修；青年学者购买的港版《金瓶梅》遭海关查扣，他亲自写信给市委宣传部长要求放行。1986年11月，他在复旦大学接待了来访的前苏联汉学家谢曼诺夫、英国立兹大学教授詹纳尔，席间专门询问了他们对索尔仁尼琴的看法。此间的日记记载说：“谢说，他初期作品还好，但越走越远，成为法西斯；西方说他是持不同政见者。”这种记录与2007年普京专门颁奖给索氏的新闻相较，别有深意。

　　同年12月，德高望重的贾植芳深为学校职称评定之事所烦扰，不少人登门请求他的帮助，他一方面为真正具有学术才华的青年学者获得公正待遇上书校领导，另外对一些人的行为大发感慨：嘲笑“他们对人生并无奢想，这么一点人生要求——一个副教授，就是他们的最高境界了”。

　　“这一代中年知识分子眼界狭小，有的是在个人小利小害中自苦的落后意识。他未能想到个人的命运由自己掌握这个根本问题，缺乏自我觉醒的社会意识，只视自己为一个工具，为生活上的小得小失苦恼，这正是那个封闭的时代所养成的文化性格，实在有悖于五四的新知识的传统，而更像个个体的农民。”

　　“文革”前大学学生都吃大锅饭，由于贾植芳生性随和大方，不拘小节，家里平时多有蹭饭的朋友学生，而这个“特点”在当年的批斗大会上竟然成了三大罪状之一（“政治上拉拢学生，思想上毒害学生、生活上腐蚀学生”）。可对这其中最后一条，贾植芳则颇为自豪，时至今日，依然学生故交往来不断，已成贾家一大特色，甚至被誉为“开放式公园”。

　　2006年为庆祝他90岁生日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仅仅发出150张请柬，结果去了近300人，很多学者、朋友、故交甚至慕名的陌生人不请自到，赶去祝贺。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说，“没有功利的热情”让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人。章培恒教授则评价，他不唯上，不媚俗，坚持自己的个性与见解，尽管有很多社会经验，却与学生坦诚相处，没有架子，也从不隐瞒，这个特点容易让人亲近。

　　在晚年，烟瘾极大的贾植芳最终听从医嘱，成功戒烟。乐观、豁达、幽默的他曾经长期坚持“不戒烟，不戒酒，不锻炼”的“三不主义”，他极为重视生活乐趣，即使1950年代中期受胡风案牵连被秘密关押审讯期间，也为早餐能够提供牛奶和面包而开心不已。

　　（注）本文参考了沈建中先生的 《贾植芳先生年谱初编》、上海社科版的《贾植芳文集：书信日记卷》

　　贾植芳小传

　　1916年生，山西襄汾人。1932年到北平上高中，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捕关押。1936年出狱后，流亡日本。抗战爆发后弃学回国参加抗战工作。　1945年被日伪徐州警察局逮捕，日本投降后出狱。1947年被中统特务机关逮捕，后被胡风等人营救后设法逃亡。1952年由震旦大学调入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1955年因胡风案入狱，达11年。1966年3月，被法院定罪为 “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判处有期徒刑12年。

　　1980年平反。

　　1987年8月退休。

　　著作有 《劫后文存》、《历史的背面：贾植芳自选集》、《贾植芳文集》（四卷本）、回忆录《狱里狱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