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进监狱，“三不主义”，这位曾乐观自嘲“扫遍复旦所有厕所”的瘦小老人的辞世，可能改变这座百年学府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之间的某种传承关系。　陆杰/图

　　2008年4月24日晚6点45分，著名的“七月”派作家，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专家和翻译家，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辞世，享年92岁。

　　1950年代初，复旦大学中文系号称有十大教授，包括郭绍虞、朱东润、蒋天枢、陈子展、刘大杰、吴文祺、胡裕树、赵景深、张世禄、王蘧常、方令孺、王欣夫、贾植芳等人（这里开列的是曾在各个版本中出现过的13人——编者），但公认以贾植芳、朱东润两人的骨头最硬。朱东润作为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在“文革”初期即遭到围攻，在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上始终不肯低头，“造反派”头头将日本军刀架在其脖子上，也面不改色；贾植芳则因胡风案牵连入狱，后又被“劳动改造”，前后为时长达25年，受尽摧残。“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挂在贾先生家中的这个条幅，形象地刻画了他的人生道路。

　　“左翼小青年”

　　1949年5月上海鼎革，复旦师生全部返回校园时，贾植芳正携妻子任敏，在青岛火车站附近的一间小旅店内，翻译英国作家奥勃伦的《晨曦的儿子：尼采传》。

　　这是一次逃亡的旅程。1947年5月4日，贾植芳因在上海地下学联主办的《学生新报》上发表《给战斗者》一文，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入狱，经友人营救后准备设法去解放区，由于交通封锁而滞留青岛。

　　1949年8月，34岁的贾植芳终于重返上海，两年后受邀与梅林、王元化一起到震旦大学，在中文系讲授苏联文学。1952年8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贾被调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并创立了国内第一个现代文学教研室，开设中国现代文学、苏俄文学、外国文学史和文艺写作四门课程。

　　此前，冯雪峰曾邀请他去文化部某部门任职，他因不想进入官场而拒绝了。

　　院系调整后的第一任复旦校长陈望道，称贾植芳为“左翼小青年”，他的夫人在外文系任教，与贾植芳相识。他知道贾“又抽烟，又喝酒，花钱多”，就开玩笑说，“我们家挣得比你多，有空你多帮我们花点钱”。后来,贾植芳果然得到了每月40元的资助。

　　胡风案中的“骨干”

　　1951年—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是建国后第一次针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政治运动。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时，贾植芳正在埋首翻译恩格斯的《住宅问题》。

　　“除了陈望道和我，当年的复旦教师中还没有第三个人翻译过马恩的东西。”贾植芳说。

　　随后他被列入上海高等教育界第一批“思想改造”名单。在陈望道主持下，复旦大学在此次运动中的整体气氛还是“比较自由”的，贾植芳说，“远没有反右及‘文革’时期那么疯狂”。饶是如此，还是出现了刘大杰跳黄浦江事件。此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各种运动变得“越来越激烈和紧张了”。

　　1955年5月15日，厄运终于降临。

　　这是个星期天的早晨，贾植芳刚刚起床洗了脸，校党委书记杨西光就打来电话，通知他到上海市高教局开会。在高教局匆匆用过早餐，他被带到一间屋子里坐下，前面的桌子上放着“两包大前门香烟、一杯盖碗茶”，两个扎着小辫的姑娘表情严肃地坐在靠窗的地方准备记录，然后华东局教育部副部长陈其五、市高教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等人鱼贯而入，贾原本与他们相识，连忙起身握手寒暄。

　　问：你和胡风是什么关系？

　　贾：朋友关系，胡风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他是革命作家。

　　早在1937年春天，在日本东京求学的贾植芳偶然在内山书店看到了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在编辑中有茅盾、冯雪峰、胡风等人的名字，他了解到这是一本坚持鲁迅战斗传统的进步刊物，就将以自己第一次牢狱生活为素材的小说《人的悲哀》投去。两个月后，收到了刊登这篇作品的丛刊第四本《黎明》、三十多元稿费及胡风的来信，从此就与这个“左翼文艺理念家，鲁迅先生的亲密助手”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他曾经在1983年出版的《小说选》“后记”中这样表达他和胡风的关系：“对于胡风同志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给予我在文学上和生活上的热情扶持和无私的帮助，我将永远感激。”

　　问：5月13日 《人民日报》刊登“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和“编者按语”是否看懂了？

　　贾：看不懂（以为是周扬写的）。

　　对方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报纸开始念，之后再问，“听懂了吗？”

　　贾：越听越糊涂了。

　　问：你要老老实实地交待和胡风之间的反党阴谋！

　　贾：他给中央提意见是为了促进文艺繁荣，又没有在马路上乱撒传单，能有什么阴谋？

　　来人：我们代表上海市高教局宣布对你进行隔离审查。

　　晚上贾即被押入建国西路上海公安局第三看守所单人监房。当晚其家被抄。

　　5月17日，贾妻任敏也遭逮捕，被关押在上海南市监狱中。24日《人民日报》刊登“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和“编者按语”。同日下午复旦大学召开“揭露胡风反党集团阴谋活动”的师生大会，11人发言，批判“披着进步教授外衣的胡风反党集团骨干分子贾植芳在学校里的阴谋活动”。后来，他的很多朋友、学生如章培恒、施昌东等人受牵连被审查。6月，被开除中国作家协会会籍。

　　贾植芳、胡风虽神交已久，其实直到1939年才有机缘相见。当时，胡风在重庆北碚编辑《七月》，贾植芳作为该杂志的西北战地特派员，暂居当地某报馆。1946年抗战胜利后，贾植芳夫妇辗转来到上海，曾短暂借住在胡风家，与胡风一家结下深厚情谊。

　　第二年秋天，贾第三次被投入监狱，曾有军统特务引诱其供出胡风住址，被贾严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