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近照。

　　1955年,萨特与女友波伏瓦在中国。

　　1982年版的《萨特研究》,柳鸣九编选。

　　被誉为“萨特研究第一人”的柳鸣九，是个非常严谨的人，当记者找到他时，他表示自己不想轻易接受采访，因为每次采访他都要花很多时间做准备，事后再给记者挨个字改稿。“吃过亏了，采访完发表出来一看，很多话都走样了。”在他的一再要求下，记者严格按照事先提纲，现场录音，事后审订的程序完成了整个采访。春天的早晨，在北京见到柳先生，他已满头白头，直接跑到楼下来接；讲述时，又常照顾到记者的记录，把语速放得很慢，显出长者亲和的一面。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曾经掀起过一股萨特热，萨特为一代知识读者所知晓，并对他们的精神产生深刻影响；甚至，萨特还与喇叭裤、蛤蟆镜一道并列为“精神污染”。柳鸣九发表于此时的《给萨特以历史地位》和《萨特研究》，是萨特从真正意义上进入中国的两座碑石。其中的关键事件，便是三十年前，柳鸣九作为外文研究所的少壮派，在大家云集的会上率先炮轰极左的苏联日丹诺夫文艺路线，随后以萨特为切入口，引发了一场个性和自由选择的论讨。

　　萨特是反驳日丹诺夫的一个有力武器

　　南方都市报：你最初是何时、什么情况下接触萨特的？

　　柳鸣九：说明这个问题比较费力，因为我在北京大学念的是西方语言文学系，读过很多外文资料，也包括萨特的。1957年大学毕业以后，我一直从事外国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工作，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也有很多机会接触萨特。萨特是一个复杂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接触他的作品时，也许这次你摸到的是象腿，那次摸到的是象的肚子。多次了解之后，才形成对萨特的完整认识，观点与见解是在职业生涯中慢慢形成的。

　　南方都市报：那你还记得第一次读到萨特时的感受吗？

　　柳鸣九：如果一定要说第一次阅读的感受的话，我记得可能最早是五六十年代。我最早读到他的作品是一个剧本，叫《恭顺的妓女》。因为这个作品是写美国种族主义的，我当时的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它是“反美”的，而且很“左”。这两点是我对萨特的最早印象。俗话说，先入为主，所以后来中国批判萨特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为什么要批判这么“左”的一个人呢？

　　南方都市报：1955年萨特夫妇曾经来华访问，据说还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为何到了60年代他在中国又受到批判？

　　柳鸣九：50年代，萨特就自认为是法国共产党的同路人。事实的确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萨特在国际社会、政治活动中一直置身于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这一边。如他反对印度支那殖民战争，反对朝鲜战争，反对越南战争。这样的人不被邀请来华访问才是不可理解的。不过他并没有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没有那么高的礼遇，只是得到了外交部长陈毅的接见。

　　萨特在中国做了一个多月的长途旅行，进行了一些参观访问。我记得好像没有安排他进行公开的学术文化活动，显而易见，他是作为国际统战工作对象被邀请到中国来的。在我国，国际统战领域完全不同于意识形态思想领域，对于统战工作对象，不见得在意识形态和思想上就可以不怀疑、警惕。事实上，在五六十年代，国内凡是涉及到萨特的出版物，无不对它持有批判的、划清界限的原则立场。通常指出他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甚至是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更多的是认为萨特的哲学思想完全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这些都是否定性的评语。

　　南方都市报：据考证，新时期最早的萨特译作是1978年，《外国文艺》发表林青翻译的《肮脏的手》。在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对萨特的介绍引进情况是怎样的？

　　柳鸣九：在上个世纪60年代，国内的两家大出版社，即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就出版了若干“黄皮书”，专门译介欧美20世纪文学名作，只是内部发行。实际上，即使没有把这些作品看做敌对文化，至少也认为它们是异己的含有毒素的消极文化。译介它们的目的，大概是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这些“黄皮书”中，就有萨特的《恶心》和《墙》。

　　“文革”之后，从内部出版渗透到公开发表，最早的就是林青翻译的《肮脏的手》，那是1978年初。此之前，商务印书馆在1967年就出版了他的《辩证理性批判》。但这本书非常艰涩，在中国几乎没有引起多大注意。所有这些“黄皮书”，包括之前翻译过来的萨特的作品，都没有形成一种成规模的思潮影响。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为什么早期的萨特译介没能造成影响？

　　柳鸣九：有几个原因，第一，萨特是哲理文学家，他的哲理本身有一个体系，不进行整体引进的话是不能见其全貌的。就像进口一部机器，只是进了机器的零部件，这个机器是不能运转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的哲理复杂而艰涩，引进者必须加以通俗化、平易化，特别是要加以本土化诠释，才能发生作用，产生影响。但是中国的译者经常是译而不述，不加说明和诠释，或者诠释说明不到位，只是贴几个似是而非的标签，如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局限性等等。最后一个原因是一种哲理要在引进国产生影响和作用，必须符合引进国某种内在的需要，要有本土的土壤和气候。改革开放前，这种内因还没形成。

　　南方都市报：在1978年正式推介萨特之前，您一直在关注和研究萨特吗？

　　柳鸣九：我是从事法国文学史研究的，萨特只是我的关注点之一。在长期研究中，我深感这个领域中有一个巨大的“拦路虎”，就是“日丹诺夫论断”。日丹诺夫是斯大林时代意识形态的总管，在1934年的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他作了一个政治报告，专门对欧美20世纪的文化和文学进行了批判，认为它是反动的、腐朽的、颓废的，主人公都是骗子、流氓、色情狂和娼妓。这是苏联的文艺政策，而社会主义中国一直是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的。所以“日丹诺夫论断”就成了国内对待西方现当代文学的指导方向，人们那时对西方现当代文学都是一骂到底、一批了事的。如果不把这只“拦路虎”请走的话，文化上的改革开放根本无从谈起。实际上在70年代的最后两年，我就在思考和酝酿如何突破“日丹诺夫论断”。萨特是其中一个反驳日丹诺夫的有力武器。

　　南方都市报：你对这个“日丹诺夫论断”一直有抵触思想？

　　柳鸣九：因为我是从北大西语系毕业的，比较了解西方文化，所以对那种盲目批判西方文化的行为从来就反感。用《三国演义》的话来说就是“魏延早有反骨”。后来我正好碰上了一个好时机，就是1978年开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1978年10月，我及时地借这股东风“三箭连发”，做了三件事来反“日丹诺夫论断”。

　　南方都市报：哪三件？

　　柳鸣九：第一件是在我主持工作的一个刊物组织有明确倾向的讨论，“重新评价20世纪西方文学”，意思很清楚：过去的评价是不科学的，有翻案的味道。第二件是正好赶上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外国文学规划工作会议”，我在这个会议上发言放了一炮，批驳“日丹诺夫论断”。第三件是把上述发言，整理成文章，在《外国文学研究》上连载了3期发表，总共有五六万字。这三件事都涉及到萨特，但不仅仅是“萨特”。

　　南方都市报：广州会议是怎么回事？

　　柳鸣九：这是广州人很值得纪念的一次会议，时间是1978年10月末，全名是“全国第一届外国文学规划工作会议”，由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出面，实际上是社科院和中宣部领导的。去的主要领导有周扬、梅益和姜春方。

　　当时，广州为这个会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去的人数很多，大概两百多人，几乎全国搞外国文学的名家都来了，冯至、朱光潜、梁宗岱、卞之琳、戈宝权、伍蠡甫、杨周翰、杨宪益、叶君健、赵萝蕤、草婴、李赋宁、王佐良、绿原、金克木，好像还有季羡林。另外还去了一批著名的大学校长、出版机构的领导，如吴甫衡、辛未艾、孙绳武、吴岩等等，这些都是20世纪后半个世纪文化领域的名人。

　　南方都市报：就在这次会议上，你发言反驳“日丹诺夫论断”？

　　柳鸣九：会议安排了三个人在大会发言。一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汇报建国后外国文学的出版情况。———“文革”前，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两家有资格出版外国文学文化作品。第二个发言的是一位高校的老师汇报一次学术讨论会的情况。这两个大会发言加起来也就一个上午的时间。第三个发言就是鄙人的发言。我发言的标题是“西方现当代文学重新评价的几个问题”，发言一共用了将近两个上午的时间。

　　南方都市报：是谁让你作这个发言的？他预料到这个后果了吗？

　　柳鸣九：这跟外文所的所长冯至是分不开的，在1978年秋之前我就在我主持工作的刊物上组织讨论“重新评价20世纪西方文学”。冯至知道我在做这个事情，他乐观其成，予以默认，是一种高明的支持。正好广州会议召开，需要一个有点分量、有点创见的、提点问题的大会发言人，所以我就成为这个人选。

　　当时我讲了将近有5个小时，可以不夸张地说是对日丹诺夫投下的一个“重磅炸弹”。我从几个方面对“日丹诺夫论断”进行批评，其中最主要的是从20世纪文学中的名家名作的实例进行反驳，谈了好多，包括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新小说”、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愤怒青年等文学流派的名家名作，正面地评价20世纪欧美文学的思想基础，认为它们归根结底还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文主义。

　　南方都市报：对你的发言，当时现场反应如何？

　　柳鸣九：当时反应是很热烈的。讲完之后，周扬到会上来了，朱光潜把我拉到前面对周扬说，“这就是柳鸣九，他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会后，我的确得到很多赞扬与好评，有一位一直很严苛的师辈人物，也在会后对我说：“你对这些作品作的分析很有见解，我很有兴趣”。

　　其实反应很热烈不在于我很有学问，之所以我这个报告能够讲两个上午的时间，大家听得很专注，是因为我讲了人家想讲的话，或者是人家没有来得及讲的，或者是人家不敢讲的话。

　　南方都市报：为何您当时想要作这样的一个发言？有没有担心一言招祸？

　　柳鸣九：当时我做西方文化研究20年了，也小有所成，使我揭竿而起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早就认识到日丹诺夫是极端主义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第二个是我敏锐感到了大气候的变化。我那三件事情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出手的，是做得有预谋、有目的、有计划、有规模的。其实我胆子不大，甚至可以说胆小。在当时“实践检验真理”的讨论之后，我认为我提出这个问题，不至于会遭受灭顶之灾，这是对形势的判断。

　　萨特、蛤蟆镜、喇叭裤，被列为三大“精神污染”

　　南方都市报：这个发言后来有没有遭致批判？

　　柳鸣九：这样一个发言之后，如果没有反复，那才是怪事。大概是广州会议后的第二年，在全国外国文学工作第二次会议上，就出现了一篇针对我的大批判发言。来势凶猛，大有要把人置于死地之势。那篇大批判发言最核心的原话就是“批日丹诺夫，就是要搞臭马列主义”。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理解。过去我们国家长期以来的极左路线，必然造就一批左撇子，他们基本上不干正经事，其特长就是打棍子扣帽子。坦白地说，这里也有一个私利问题。但我庆幸的是毕竟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那种罗织罪状，置人死地的做法，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因此那个大批判之后，我倒也平安无事，照样搞我的小业务，过我的小日子。

　　那个大批判对我也有好处，激励我下决心要主编一套《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目的就是提供资料和事实，让事实说话，让大家都来看究竟20世纪西方文学是不是都是反动、堕落、颓废的。为什么选法国呢，一是法国文化是我的研究专业，另外，法国几乎是西方20世纪文学文化中所有新思潮、新流派、新方法的发源地、摇篮，把法国的这些文化现象讲清楚，基本上西方文化现象的问题也就讲清楚了。《萨特研究》就是这套丛刊里面的第一本。后来还出版了《新小说派研究》、《马尔罗研究》、《西蒙娜·德·波伏瓦研究》等。

　　南方都市报：1980年萨特逝世。当时外国和中国媒体分别是怎样报道此事的？

　　萨特：1980年4月15日，萨特逝世。这在当时是世界一件大事。不仅是思想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也是社会政治界的一件大事，毕竟萨特是1964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不但在学术领域内有杰出活动，而且在政治方面常发出不同凡响的声音，所以他在政治社会领域是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人。当时各大通讯社都是以头条发表他逝世的消息，而且一些世界政要都发表谈话表示哀悼。4月19日巴黎举行葬礼，盛况是空前的，有五六万人送葬。中国没有多少反应，我好像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条消息，是法国总统对他的逝世发表谈话。估计《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会发消息。

　　南方都市报：这一年您在《读书》发表了《给萨特以历史地位》？

　　柳鸣九：我先说一下我介绍萨特的大致轮廓：首先是1980年萨特逝世《读书》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给萨特以历史地位》；然后1981年《萨特研究》出版，但见书是1982年初。见书约半年后，就正好撞到枪口上，碰到了“清理精神污染”，当年我挨批。到1985年，《萨特研究》才获准再版。

　　《读书》的这篇文章是萨特逝世没多久，五六月份发表的，《读书》杂志的主编董秀玉约我写的。这篇文章很快全文发表了，一字未改，也是《读书》杂志发表的最有影响的文章之一。总而言之，此文大声疾呼为他争取历史地位，是中国第一篇全面评价萨特、为萨特翻案的文章。

　　文中的一些句子当时引起了极大关注，比如说“萨特被称为二十世纪人类的良心，但对此资产阶级批评家曾经奚落，说他错误太多，成不了良心。类似的批评也来自社会主义国家，说他政治上太反复无常了，不可取。……这个精神上叛逆了资产阶级因而被资产阶级视为异己者的哲人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他的支撑点呢？……我们相信，通过对萨特的研究，人们将不难发现，萨特是属于世界进步人类的，正如托尔斯泰属于俄国革命。”

　　南方都市报：《萨特研究》一书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出版的？

　　柳鸣九：第二次全国外国文学工作会议上不是有人对我做大批判吗？我就决心编一套《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用事实来反驳他们。《萨特研究》就是这个丛刊系列的第一本。实际上从1979年，我就开始在做《萨特研究》这本书了。我从萨特数十种作品、论著与文集中，精选出最有代表性的精华，然后再将它们译介出来，具体的译介由我的同事与我所带的研究生分担完成，我自己则写了一篇几万字的编选者序。后来有人溢美称它是“影响了一代人的书”，这也许过了头，但说明它影响的确很大。

　　《萨特研究》包括几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是翻译了萨特的主要作品，如《恶心》、《苍蝇》、《间隔》，还有他主要的文论，重要的政论性文章。第二方面，编写了他几乎所有主要文学作品的内容提要。第三，编有一份很详细的萨特年表。第四，对萨特周边的重要人物作了介绍。第五，全书冠以我所写的那篇几万字的编选者序言，阐明为什么要译介这些内容，它们有什么价值，对中国人有何意义等等。可以说，这是中国第一本全面地成规模地介绍萨特的书。另外，这本书把萨特平易化、通俗化了，让中国读者很容易亲近这个人。同时，这本书也对萨特作了本土化的诠释，指出中国人可以借鉴他的意义。《萨特研究》意味着萨特作为一个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堂而皇之来到中国，而不是作为批判对象来到中国。所以有人说，《萨特研究》是为萨特进入中国“办了签证”。

　　南方都市报：《萨特研究》成为萨特进入中国的最重要开端，这本书出来以后的反响怎样？

　　柳鸣九：当时是有那么一点“洛阳纸贵”的味道。开始只印了7000册，后来听说加印到四五万册。这本书在大学生、文化界人士中间都很流行。那一段时间我碰到文化界文学界的人，都跟我提《萨特研究》。可以说当时读这本书是一个小小的时尚。否则也就不会在1982年“清理精神污染”的时候，人们把“蛤蟆镜、喇叭裤和萨特”并列为三大“精神污染”了。

　　南方都市报：后来萨特怎么被定性为“精神污染”的？你的生活工作有没受影响？

　　柳鸣九：1982年底萨特就成了全国报刊上批判的对象，具体怎么定性的，与当时共青团有个文件列举了青年中流行的上述三大“精神污染”有关。我们社科院也开了大会，我很“荣幸”地在大会上成为了某个著名左派领导人的训斥对象。组织上要求我写对萨特的再认识文章，实际上就是要我作检讨，据我所知，此“领导意图”来自当时意识形态部门的最高领导人胡乔木，我坚持没写，后来也不了了之了。直到1985年《萨特研究》再版，这个事情才算是画了句号。

　　从这个事情看出来中国毕竟是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这个社会开始有了自我调节能力，开始有了比较科学合理的前行轨迹。因为，我虽然受到了申斥，但没有受处分；虽然要求我检讨，但我不写也没强迫我。如果是在1957年，那我就惨了。当时我还特意拍了一张照片：坐在藤椅里，手里拿着《萨特研究》，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那时候正是1982年清污、批判萨特的高潮时期，我在相片旁边还写了一行字“任凭风浪起，我自稳坐钓鱼台”来自勉。我经历过了“文革”的风浪，对80年代的社会还是有那么一点信心，相信总有雨过天晴的时候，相信萨特的东西是符合时代需求的。

　　南方都市报：上世纪80年代萨特在中国那么流行，你认为有什么深层的社会原因？

　　柳鸣九：为什么萨特在中国受欢迎，我不能讲是因为我工作做得好，而是因为中国需要这本书。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在于开辟了几个自由市场，最关键的是在人的解放和人的思想的解放，因此需要一种尊重个人自主意识的哲理，而萨特的“自我选择”正投合了这种需要。而且，萨特提倡的自我选择是有道德取向的，即英雄的自我选择造就英雄的本质，懦夫的自我选择造就懦夫的本质。他的作品比如《苍蝇》实际上就歌颂了英雄的选择，摈弃卑劣者懦夫的自我选择。

　　正因为这种哲学有它合理的、上进的部分，而且投合了中国人当时的需要，才会有这么多人信奉它。一个外来的哲学在这个社会是否能受到欢迎，就是取决于它是否符合这个社会内部的需要。

　　南方都市报：中国人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自由选择”的影响？

　　柳鸣九：事实上知识界的精英很少有人没有读过萨特，可以说萨特“自我选择”的哲理曾经守护了一代人的精神摇篮。但你不能说农民打工，青年上大学，一些人下海、跳槽，都是在萨特的“自由选择”的影响下进行的。因为很多人都没有看过萨特。但是萨特的哲学投合了这种社会潮流。这说明这个哲理是言之有理的，有它高明的地方。我们今天来看萨特哲理的意义就在这里。君不见，现在“自我选择”这个词儿不是成了很多中国人的口头语吗？讲这个话的人不见得看过萨特的哲理，但能和萨特不谋而合，正说明萨特的哲理不坏。提倡自主意识、自我决断，而且是有善恶取向的自主意识、自我决断，这是任何一个上升的社会都需要的。

　　南方都市报：但另一方面，萨特的“他人即地狱”是否也引起了相当的争议？

　　柳鸣九：这句话出现在萨特的小说《间隔》（又译作《禁闭》）里。实际上他在这里是作了一种否定性的描述。里面的三个人生前都是很卑污的，一个是色情狂一个是叛徒，三个都是很糟糕的人，所以到了阴间彼此都有很深的间隔戒备，互相勾心斗角。萨特是对这样一种卑污的人际关系作描绘，不是提倡。而有些人实际上没读懂，有些“左撇子”更是挑出这句话，来说明萨特是多可怕多阴暗多不可取。

　　南方都市报：您还曾经去萨特墓前凭吊，并访问了萨特的伴侣西蒙娜·德·波伏瓦。当时你们聊了什么？

　　柳鸣九：我是1981年秋天见到波伏瓦的，那时候我已经在《读书》上发表了正面评价萨特的文章，而且《萨特研究》已经完成，快出版了。所以我1981年见她的时候是以一个萨特的中国研究者的身份去的，不是作为一个慕名的粉丝去的。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能够平等地进行对话。这次内容我在《与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在一起的时候》里仔细写过，最早见我的《巴黎对话录》一书，近可见我的文集《我所见到的法兰西文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