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罗马尼亚)诺曼·马内阿著,章艳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3月版,24.00元。

　　他的自由感特别的鲜明、热烈、持久，贯穿了思考的整个过程。他自述被奴役的日常生活中所承受的苦痛，被迫修改自己作品时的屈辱与愤懑，在安全部门掌控之下的内心的恐惧。这些文字，是时代的忠实记录，历史的庄严证词，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伟大的良知。阅读它，不但可以接受常识教育，而且可以接受道德教育，情感教育，美的教育。一切自由的、诚实的文字，都可以视为一种美，本原的美，无法比拟的美。

　　《论小丑》是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的一部随笔集，带评论性质，中译本由吉林出版集团近日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作者的另两部著作长篇小说，《黑信封》及回忆录《流氓的归来》。以文集的形式把这位流亡作家介绍到中国来，在我的印象中还是第一次。

　　马内阿于1936年出生，1941年纳粹执政期间，随同全家一起被遣送到乌克兰的一个集中营，二战结束时返回罗马尼亚。中学毕业后，入读布加勒斯特的建筑学院，在校一直赢得共产主义青少年积极分子和最优等生的荣誉。1966年开始发表作品，1974年弃工从文。1986年离开罗马尼亚，在西柏林获得一笔文学基金，居留一年多后转往华盛顿，从此在美国定居，并继续从事写作。

　　大抵因为经历过三种不同的社会类型的生活，所以，他对环境的省思能力要比那些身受禁锢却自以为安稳幸福者要深刻许多。他的作品，从纳粹时代的集中营、大屠杀，到罗马尼亚极权社会以至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叙说，始终保持着作为一个幸存者和流亡者的怀疑、批判的精神。

　　《论小丑》共收文五篇，书前有作者补记，说明这些文字都是到了西方以后，对罗马尼亚旧日统治下的生活的忆述与思考，其中主要讨论极权主义的本质特点，知识分子作家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及极权社会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有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作者的思考，全然从实际经验出发，比如“极权社会”，就没有照抄像阿伦特一类政治学者的结论，而是源自个人的观察和感受。

　　在书中，作者的自由感特别的鲜明、热烈、持久，贯穿了思考的整个过程。他自述被奴役的日常生活中所承受的苦痛，被迫修改自己作品时的屈辱与愤懑，在安全部门掌控之下的内心的恐惧，所有这些，在学者的著作中是没有的，在许多自诩为作家的人的著作中也都没有。

　　这些文字，是时代的忠实记录，历史的庄严证词，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伟大的良知。阅读它，不但可以接受常识教育，而且可以接受道德教育，情感教育，美的教育。一切自由的、诚实的文字，都可以视为一种美，本原的美，无法比拟的美。

　　极权社会

　　阿伦特在论及执政的极权主义的时候，指出“这种制度仅从反面意义上是‘极权的’（total），即执政党不会容忍其他政党、反对派和自由政治观点”。她总结说，极权主义统治有两种正式形式，就是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马内阿认为，他曾经生活过的国家罗马尼亚存在着一个“新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政权”，是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综合体，外加一种迎合西方口味的时髦的话语形式。他曾经指出，在其间进行区别是没有什么必要的，即是说同大于异。同的是一致的领袖原则、国家主义、意识形态至上；同的是警察奴役和全面统治；同的是强制性、秘密性和欺骗性。至于异，在马内阿看来，罗马尼亚的极权社会与时俱进，无非更带现代性的油彩而已。

　　他在书中描述道：“生活里充满了拖延，怀疑和恐惧像肿瘤一样疯长，精神分裂症全面暴发。随着时间不断被国家占用以至最终被彻底剥夺，私人生活被一步步地缩减直至最后消失”：“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个被称为权力的恶魔在阴险地不断扩张。在家里，在思想里，在婚床上，到处是黑暗的权力。在这个黑洞里，是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

　　极权社会使个人原子化，社会对话的渠道堵塞了，整个社会缺少公开的讨论（不争论），国家为“简单的煽动性标语”所操纵；冷漠和虚伪导致最常见的后果，便是妥协和串通。马内阿指出，当人们对诸如社会公正等重大原则丧失信心时，社会机制必然恢复古老的“自然”的方法运作：官官相护、贪污腐败、阴谋诡计、妖言惑众、滥用职权、裙带关系，等等，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是灾难性的。

　　“古板沉闷的独裁政权。在它表面的硬壳下，里面空空如也。当权者的话语策略就是通过不断滥用某些严肃的原则来获取利益。”马内阿问道，“在这样荒唐的世界里，人们怎么可能‘反抗’？任何追求真实、重视真理的努力最终怎么能不成为操纵和伤害的牺牲品？”

　　上世纪八十年代，罗马尼亚曾经推行过“新民主”，政府让一些“敢讲话”的精英批评施政，使政府机构看上去更为民主，但是与此同时，又肆意打击诚实正直的知识分子，控制和镇压的机制进一步加强。作为一种政治现象，这是自相矛盾的。马内阿写道：“新一代的统治机关工作人员已经形成气候，这些年轻的大学生有的拥有博士文凭，有的还曾留学海外。官方成功地用这些特权阶级的‘精英分子’‘替代’了那些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越来越孤立，身心疲乏，甚至受到恐吓）。”这样一种“替代”的方式，多少策略性地弥补了固有的政治体制的脆弱性而使政权得以继续维持。对此，马内阿直斥为欺骗，指出：“不论是在官方这一层面还是群众这一层面，欺骗已经成为蔓延全国的疾病，人们通过它得以生存。”

　　马内阿在书中揭露极权政府的两面性：“在相对宽松的时期，政府似乎明白了，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不至于导致政权垮台，而会为社会的新陈代谢提供一个短暂的调节期，但是，一旦游戏规则被打破，官方会迅速做出反应，急匆匆地要挽回面子，表现出愚蠢可笑的恐慌。”这样的体制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事实上，“这个体制在缓慢的侵蚀下渐渐地被削弱，直到有一天各种因素汇集在一起幸运地促成了它的垮台”。政权的垮台并非意味着问题的终结，马内阿的深刻性，在于进一步指出，“痛苦可能还要持续很久，因为这个体制遗留下来的东西仍然存在。”

　　1989年12月，罗共总书记、总统，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齐奥塞斯库被送上了历史的绞刑架。从此，罗马尼亚进入了改革的进程，开始经历混乱而艰难的社会转型。“很多东西都没有改变，但是也有很多变化是有目共睹的。”马内阿注意到，作为极权国家的一个标志性机构———安全局的踪迹在这个国家仍然无处不在，就是说，禁锢仍然未能完全解除，旧体制的影响在继续起作用，命运还没有最后回到人民手中，“很多人一如既往，仍然生活在负疚、恐惧和仇恨之中”。

　　马内阿提醒道，不要过快地忘记极权统治下那些混乱的“地下势力走廊”。他说：“在那些黑暗的角落里，约束力或势力无处不在，甚至是在自由这个复杂而微妙的世界里。”对于一个曾经“拥有四百万执政党党员（投机分子）和庞大告发网络（每一个机构甚至每一幢居民楼）的国家”，即使到了所谓的“后极权时代”，他认为要进行民主改革仍然是困难的。他看到其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更为隐蔽的武器已经深深地侵入了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中，从而有着更为长久的效力”。他说：“在通往民主和自由的曲折道路上，要解决众多行政、经济和物质问题固然很难，但要从当权者强加于人的那些如迷宫般漫长而复杂的堕落过程中解脱出来则是难上加难。”

　　独裁者，伟大的小丑

　　马内阿把威赫一时的领袖齐奥塞斯库称为“独裁者”、“可笑的民族恶魔”、“幻想成癖的英雄”、“喜剧演员”、“伟大的小丑”、“真正的疯子”。书中多处提到这位主宰罗马尼亚的人，每当提到他，马内阿都不禁发出强烈的诅咒和嘲讽。

　　他这样写到齐奥塞斯库：“他的漫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面墙上笑着，这是一个曾经充满希望的国家，生命的希望，不论是好是坏，总算还有生命：青春的光彩、衰落的悲伤、爱情的陶醉、叛逆的梦想，还有痛苦的失望。变好还是变怀？也许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自由，但它是在这个恶魔出现之后才变成地狱的，在他导演的狂欢节中，人们美化着未来，庆祝着死亡。他渺小而苍白，这个小丑，这个渺小的白老鼠，瘟疫的传播者：一无是处的死人骷髅。”

　　阿伦特早就描述过极权政治的这种独特的现象：领袖在组织之上，组织在国家之上。齐奥塞斯库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呼风唤雨，他的地位和能量其实是极权主义体制所赋予的。因此，反对所谓的“个人崇拜”，不能不导致对所有产生的整体的政治机制的批判。

　　在书中，齐奥塞斯库是绝对权威。他无处不在。作者写道：“孩子们中间有独裁者，专制的幼儿园老师中有独裁者，已婚的夫妻和未婚的情侣、父母、祖父母、同事和雇工中都有独裁者。最显而易见的是，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操纵着整个国家、整个世界。”苏共二十大之后，无论在苏联党内还是国际共运中，斯大林的个人专制方式被置换为“集体领导”。但是无论如何强调“集体”，到头来仍然突出领袖个人或领导核心。这是由制度本身的绝对性所决定的。所以，齐奥塞斯库的权力意志可以决定一切。作者奥威尔式地描述说：“他的偏执越发嚣张：通过制定劳动法，工人被禁锢在他们的岗位上，绝对服从监管；通过制定家庭法，人们无法离婚，无法堕胎，未婚的情侣受到歧视；通过制定学校法规，孩子们成为政治化和军事化的对象。在他向饥饿的听众发表的长篇大论中，我们看到了马戏团的未来，这个未来是快乐的奴隶在严厉的幼儿园老师挥舞的皮鞭下建成的。小丑在他的马戏团里只保留了被催眠的侏儒，他们的任务是为他喝彩，还有一些肌肉发达的巨人，他们组成了他的国家安全系统。”“渐渐地，我们的这个小丑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大幼儿园，幼儿园里的孩子个个经过军事训练，人人勤劳肯干，但他根本容不得他自己的‘孩子’或‘子民’。如果他们服从，他唾弃他们，把他们痛打一顿；如果他们有所行动，他割下他们的一只耳朵；如果他们反叛，他把他们的嘴巴封住；如果他们病了，他给他们棺材和料理后事的钞票。‘秩序加纪律’是他那些无名的臣民惟一能够拥有的美德。他和出生卑微的人们交流，他这个‘人民最亲爱、最可敬、最革命的儿子’原本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但现在人民只能通过他的保镖和他交流。任何胆敢拦住他那豪华轿车请愿的人无一例外会立刻消失，再也不会出现……”

　　马内阿曾经具体地写到齐奥塞斯库的一次意外的出行，他的护卫队如何紧张地行动，他的下属如何敏捷地迎合他，如何兴奋地涨红着脸，狂乱地四处跑动，跌跌撞撞，结结巴巴，还有挤满了四周阳台的观众，他们习惯地鼓掌，“仿佛是睡梦中的条件反射，这种无意识的反应已经在幼儿园老师严厉的鞭打下进入了他们的血液”。最妙的是对齐奥塞斯库本人的描写：“在一群慌乱的人中，他看上去像是其中惟一正常的人，惟一戴着正常面具的人。”接着，马内阿总结道：“专家们近乎歇斯底里的溜须拍马和小丑略带疲倦的平静表现形成了可悲而可怕的对比。”

　　“独裁者和被压迫者是不是真的在各个方面水火不容，或者他们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无意识的相互促进？劳动营和极权统治是否只在一个社会被扭曲、被窒息之后才会出现？独裁者仅仅是人民的敌人，或者也是他们创造的产物？”

　　作者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

　　审查制度

　　报刊及图书审查制度，在极权国家里是必不可少的。

　　马内阿在《罗马尼亚》文内加了一条注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罗马尼亚的审查机构解体。但是，审查制度并没有终止，而是分散到期刊编辑的手中。到八十年代中期，文化和教育委员会内重新设立了一个中央审查机构，其任务是监督编辑们的工作并给他们提供建议。这比原来的控制更为严格，现在存在的是双重审查———作家的自我审查，他们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还有管制委员会的审查，他们对作家进行检查。”审查机构之所以一度取消，是因为审查工作本身是敌视人类思想的最原始、最野蛮的行径，相关机构的存在，可以让当权者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可是，审查制度始终不被废止，则是因为通过审查，当权者才能获得一种安全感。极权国家首先是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的特点，就是要维持它的唯一性和神圣性，使之免受亵渎和破坏。

　　马内阿以自己的一部小说的出版为例，见证了罗马尼亚审查制度的荒谬与罪恶，以及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和审查者艰难斗争的过程。

　　作者回忆说，“七十年代末，一纸总统法令废除了新闻出版署（审查机关），这是少数几个办事效率较高的机构之一。组织深信，在三十多年的极权统治之后，自我审查和相互监督可以成功地取代专职人员。”结果呢？“人们对真理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人们的应变手段越发普遍而复杂，让当权者不安的出版物数量在持续增长。”这样，“自我审查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党的期望”，“补救措施很快应运而生了。”所谓“补救”，就是使审查制度通过众多“中介”措施得到加强，以更新更具欺骗性的手段对出版物进行“清理”。作者总结道：“在当时极端恐怖的情况下，很少有出版社不顾审查制度的高压出版好书，尤其是让当权者不安的好书。”他说他的出版人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好书之所以能够出版，就是因为有了这极少数的编辑在坚持着进行无望的思想抵制。

　　但是，比较起庞大而有效率的审查制度，优秀的编辑太少了！

　　马内阿写道：“审查制度———文字的秘密警察，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是最可怕的权力武器之一。人们觉得审查者不过是一些头脑狭隘的官僚，在很多情况下，事实确实如此。但是我们‘多边发展’的国家改良了这个权力机构，不断让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充满智慧、思想犀利的人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这个机构采用的办法也不断改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微妙’。简而言之，变得更加阴险诡秘。”

　　审查制度是作为“警察国家”的整部国家机器运作的一部分，其实，就全社会来说，“密码式沟通方式”———要暗示而不是明确表达———成了一种流行的方式，是任何个人或团体交流中必不可少的工具。“被二十四小时监督下，整个社会被分裂成虚伪的服从和虚伪的反抗。”马内阿写道，“多年来，我已经非常了解那些从事‘文化’工作的干部，他们一方面表现出愚蠢的胆怯，另一方面又极其残暴。”

　　在严密的文网之下，作家别无选择：要么继续作顽强的斗争，尽量少让步但要通过必要的妥协让书得以出版，要么干脆放弃。

　　马内阿的经验是：“欺骗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他如此概括所有富有良知的写作者的精神状态：“在极权统治下写作的作家常常在作品中使用诈术、典故、暗码或粗糙的艺术形象，痛苦而隐晦地和读者进行沟通，同时他们又希望能躲开审查者。受到约束的作家不可避免地要借助欺骗，而这又让他们感到刻骨铭心的痛苦。”

　　知识分子

　　马内阿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集中表现在《幸运的罪》一文中，即伊利亚德个案。

　　默塞·伊利亚德，著名的宗教史专家，也是知名作家。他曾经是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和罗马尼亚极右民族运动“铁卫团”的领导人科德雷亚努的狂热支持者，是法西斯主义宣传家艾奈斯库的忠实追随者，而他本人也是铁卫团的“陆军上尉”。1940年，伊利亚德作为罗马尼亚外交官先后被派往伦敦和里斯本，战后到巴黎，任教于有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56年前往美国，成为芝加哥大学教授。

　　书中引述伊利亚德的部分言论，剖析他的反西方民主观念，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马内阿认为，如果伊利亚德能够反思，重新评价法西斯哲学和制度，无疑有着重大的启发意义。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他同时代的杰出的知识分子会卷入一场罪恶的运动？一个资深学者怎么会演变成一个极端主义思想家？他的评论肯定有助于人们理解包括后来发生在社会主义罗马尼亚的知识分子问题。可是，伊利亚德至死也在回避他早期鼓吹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他闪烁其词，避免直接冲突和公开辩论，甚至被指责为“纳粹”或“反犹太分子”时，竟也保持沉默。马内阿问道：“为什么不能公开抛弃自己过去的信仰，揭发恶行，揭露神秘的制度，并且承担罪责？”他接着说，“要想远离过去的错误，首先要敢于承认错误。归根结底，极权主义最致命的敌人不就是诚实吗？只有良知（能够在令人难堪的问题面前进行自我批评和检查），才能让一个人远离腐败的势力，远离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他举例说，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著名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便坦白地承认，青年时代曾经崇拜过斯大林。这是本质上的诚实。惟有依靠这诚实，才能深刻地了解一个极权制度的本质并对它进行不懈的批判。当然，萨哈罗夫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受尽折磨。对于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和人道主义者，马内阿高度评价说：他是我们光辉的榜样，鼓舞着我们这个痛苦年代里的所有知识分子。

　　伊利亚德为什么不忏悔？马内阿并没有提出类似的强迫性的问题。但无论是曾经犯下罪行的人，或是受害者，因为无法诚实面对极权主义悲剧，都只能让他感到失望：“人们总是喜欢谈论他们无辜的痛苦，却不敢直面自己对这些苦难应该承担的责任。”跟阿伦特说“平庸的恶”一样，在这里，马内阿突出地揭示了一个受害人的“责任”问题。

　　书中还有一个官方诗人保恩内斯库的个案。

　　保恩内斯库主编《火焰》杂志，一直利用火焰俱乐部给自己积累政治资本。有一次，俱乐部组织人们朗诵献给领袖的颂歌，在表演中途，数千名歇斯底里的少年人突然逃离观众席，留下一地狼藉的酒瓶、胸罩、短裤和避孕套。保恩内斯库为此被撤职，并离开了组织。这时，他给齐奥塞斯库写了一封信，极尽谄媚之能事，还承诺说，只要活着，将用最后的力量向领袖跪拜云云。马内阿引用了信件全文，评论说：“这封信不仅象征着一个时代，同时也代表了一种职业，妄自菲薄的职业：人们自觉自愿地从事这样的职业（不像斯大林时代是被迫的），并且用不同的方式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进去。不论他们是否熟练，他们始终狡猾无耻地做着这件事情，而且总是有利可图。在这个荒唐的闹剧里，演员们用灵魂换取小小的奖赏。但这些不能见光的计谋总是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这些职业演员们富有创造性的领悟力和整个被压迫得麻木不仁的民族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伊利亚德到保恩内斯库，马内阿在寻找一个罗马知识分子谱系。在很大程度上，他对自己国家的同行持不信任态度。在特定的民族历史、国家体系和民族性格的框架内，他强调的是对“强权”的反抗，也即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他对知识分子的良知、独立性和批判性有太多的期待。

　　马内阿多次提到“身份危机”。“幽灵”依旧存在。在结束齐奥塞斯库的独裁统治之后，知识分子的状况如何呢？他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那些站在‘错误’立场———极权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即使是现在，当东欧处于向文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仍然有不少声音在呼吁建立‘正确教义’和‘铁的纪律’，强调建立强大政权，树立神化的权威，等等。暴君小丑的幽灵再一次寻找着他的支持者们，时时纠缠着他的那些老仆人———那些随时为他荒唐的神性欢呼的凡夫俗子。”他引用罗马尼亚持不同政见者佩特里斯库的话：“如果某一天，人们开始讨论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和当今绝对算不上左倾的政权之间进行勾结的事实，我们就有希望了！”接着用文学家的语言写道：“现在这出戏上演了，而且更加光怪陆离。每个人都在叫喊着自己的清白、自己的痛苦。最响的声音来自那些过去为独裁统治效力的‘知识分子’……民主进程中的问题让我们想到了这个国家复杂的历史，身份危机和对某种思想的轻易认同再一次共同延续了后极权统治的僵局。”他对反对神化权威的斗争的艰难深有感触，接着说：“多么糟糕的一出戏！在新机会主义的潮流里……虽然有那么多的人曾经满腔热情地在其中扮演了角色并且从中获得了利益，现在却似乎没有一个人承认和那场悲剧有任何干系。”

　　对于一个有过极权统治历史，经受过沉重的政治灾难的国家，无论如何设法切断记忆，清洗、扭曲、掩盖，只要害怕清算，马内阿提醒说：那结局，都只能为新的极端主义灾难提供土壤！

　　作家与文学

　　在极权社会里，文化艺术，包括文学是政治体系的一部分，它不但被严加掌控，而且是被国家意识形态的毒汁所渗透了的。马内阿指出：“在任何一个把文化作为武器的政治体系里（给予艺术家过高的荣誉或过重的处罚），作家会长期遭遇一些陷阱，这些陷阱会损害并逐渐毁灭他的正义感，最终丧失其个性。他必须学会保护自己，特别是要保护自己不陷入那些精神陷阱，不受到那些简单化观点的侵蚀，它们并不仅仅存在于极权制度里，而是无处不在。”作家要使自己不至于深陷其中，就必须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精神”，因为只有这种精神，才可能从根本上反对极权主义。对于有作家同行大谈艺术性是唯一合法的文学标准，马内阿称之为“自作聪明的阴险论点”，明确表示说：“我不同意他的文学与政治无关的观点，我告诉他，恰恰相反，这种无视日常生活中种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进行‘艺术性’退避的态度，正是当代罗马尼亚文学为何不能产生大量杰出作品的原因。”

　　极权社会将文学制度化、一体化，除了将作家协会衙门化，统一管理和驯化作家，以及由官方建立评奖制度，刺激作家追求荣誉和依赖宣传之外，一项致命的管理制度就是书报审查。这项制度迫使作家向“文字警察”屈服，或者投入“迎合审查者的斗争”。马内阿以个人经验表明：面临同样的困境是，如果不是下定决心通过欺骗手段，或者通过私人关系，什么事也做不成，没有一本具有独立品格的著作可以通过警戒线而出版；即使十分幸运地得以出版，也只能是“‘替代品’的版本”。马内阿就管自己已经出版的书叫“一个难产之后意外诞生的婴儿”、“我的残疾的儿子”。

　　在政治文化专制的管治之下，作家“被制度同化”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马内阿说，“所有‘真正的文学’都悄然躺在安全局的保险柜里”，就并非夸大其辞。他要强调的是，只要仍然沿袭这样的政治体制，这种状况就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马内阿说：“那些诚实者和反抗者就如长期被压抑的休眠火山。在这样一个执迷于艺术远离道德约束的文化里，在被妥协和阴谋摧毁的罗马尼亚，书籍和人民都没有发言的权利，一个真正的作家最终不会容忍强加在他身上的平庸和胆怯。他应该有何作为呢？”马内阿接着指出，机会主义的适应能力，实用主义态度，还有盲目地服从，在一个极权社会里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大大削弱了反抗的力量和创造的能量。本来，美更多是以个体形式而不是以集体形式存在的，可是最富于个性的思想却不能见容于世；善是以一种安静而谦逊的方式来表现的，却在努力躲避着恶的喧闹和侵略；真理以残缺含糊的形式存在着，不得不在隐蔽的符号中寻找自己的避难所。就是说，政治文化生态环境使真、善、美的事物产生了畸变。作为极端社会里的极端因子，作家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所面临绝境的一种象征。马内阿指出，文学的唯一出路，就是由作为作家这样的幸存者拿出直面“大野兽”的勇气，即使无法驯服它也要敢于直面它。“大野兽”是法国思想家薇依对专制社会的比喻，在这里，马内阿说的是，作家必须首先能够介入政治、挑战极权，争取自由的价值和权利！

　　马内阿在一次访谈中说：“成为作家，把自己的名字印在书的封面上就意味着要与人民站在一起，但是，在文学里，被转换成文字往往是个人的痛苦和希望。”这是存在于艺术家作品之中的明显矛盾的双重条件，表明文学价值和公民的良心可以在同一个作家身上并存。他说：“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永远是一个超敏感的传感器，一个灵敏的警告信号。所以，很多时候，即使是最孤独的作家也不得不克服心中的疑虑，去冒文字的风险”：“任何希望不辱使命的作家，都应该跨越个体表达和公众需要之间的鸿沟”。

　　但是，权力、声名和物质利益的诱惑是巨大的，许多作家的变节———对文学的背叛并非完全来自政权的压力。当然，在广延的意义上说，这些作家仍然是依附现存体制而生存的人。马内阿在书中也曾描述过这样的人物，说：“很多年以来，一些‘同事’（我们还能怎么称呼他们呢？），特别是那些得到各种新闻媒体推崇的人，那些名利双收的作家，一直在痛苦、愤怒地抱怨着。最后，他们让人们相信，作家不过是一群无用、不道德、愚蠢庸俗而且混乱无知的人，他们总在搬弄是非、欺骗他人。”他不能不把他心目中的作家同他们断然分开，说：“真正的作家———不断受伤又不断张开翅膀飞向艺术最高峰的信天翁———绝不属于他们的行列。”

　　但是，在文学界，红红绿绿的苍蝇漫天飞舞，而信天翁却难见踪迹，怎么可能期待“真正的文学”出现呢？

　　马内阿没有给出如“垃圾”一样的比喻，不过可以看出，对于极权制度及其影响下的文学，他是持基本否定的态度的。他引用一个作家朋友的信说：“我们过去四十年里写的那些文学作品，有多少能流传于世？它们只是利用了历史事实，有时甚至对事实视而不见，这样的文学不就是一些应景的、只有短暂价值的东西吗？”……同时，又引用了另一个文学评论家朋友的文章说：“为了战胜独裁统治，它（罗马尼亚文学）寻找着力量，在没有了约束之后，它还能找到不让自己枯竭的力量吗？”他说，确实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问题是要提出来的。

　　无论是极权时代，或是后极权时代，如果作家还不能成为自由主体，文学一样是没有希望的。马内阿指出，和暴君及其影子作斗争，即使通过文学的方式也要付出代价的，甚至是不小的代价。好在他对人类的未来，包括文学创造者，并没有完全丧失信心，说是“不管困难有多大，人类总是执着于对自由的追求”。他在《审查者报告》一篇的最后说：“在吸取暴君的教训之后，我们开始吸取自由的教训。通过我们伤痕累累的命运，我们再一次认识到自由的价值，虽然自由的声音是多么微弱，通向自由的道路是多么曲折。

　　“也许，尤其是那个时候……”

　　□林贤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