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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与先生的聊天从此开始。不久，我和同窗陈思和一起应邀参与了先生主持的《巴金研究资料汇编》项目的工作，也就渐渐成了他家里的常客。

　　在先生家，喝得最多的是黄酒，吃得最多的是炸酱面。再后来，还是喝酒，还是吃面。听得最多的则是动荡时代中他和师母任敏的坎坷经历，以及文坛各种人物的悲欢离合、是非恩怨。他讲述文坛掌故与作家背景，关于现代历史与文学的广博见识和真知灼见，时常就贯穿于类似的闲谈中。他所描述的一个远去的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五光十色的人物，引起我浓厚的兴趣。将近三十年过去，这种兴趣依然未减，首先得归于先生最初的熏陶。说实话，当年也正是从他那里，我对历史与文学才有了超出课堂教材的了解，是他为我开启了走进历史深处的大门。

　　把复旦时期的笔记本翻出，我找到了1980年所记载的与先生聊天的记录。第一篇记录的题目写着“和贾植芳先生闲谈”。如“1980年5月14日晚”这则记录为：

　　因为思想上的原因，屠格涅夫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他的作品是抒情的，但他的感情是淡薄的，从华丽之中流露感情。对人民的关心，是俄国作家的共同特点。

　　老托尔斯泰反映社会深刻，感情强烈，这点巴金与他相同，但艺术上没老托尔斯泰细心，人物形象也没有老托尔斯泰丰满。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人的灵魂深刻，他看人的病理，在人的污浊之中，发现人的好东西。他笔下变态人物多，写人的精神世界在世界上第一。鲁迅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二三事》，《回忆苇丛芜》中也写到过。

　　巴金作品中的人物、语言、生活道路，和俄国传记文学相同。

　　与课堂教学相比，我更喜欢这种无拘无束、坦率的聊天。在我看来，这甚至是大学教育真正的精华与魅力所在。一位名师，著书立说固然重要，更在于用一种精神感染学生，用学识诱导学生。在我眼里，贾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名师。我很幸运，在大学生活起步之初就遇到了他。他教育我们，走学术之路首先要学会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研究作家必须读最早的作品版本；他劝我们不要人云亦云，要独立思考。他总是说，做人比什么都重要，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人格不能卑微。许多年后，经历一番风风雨雨之后，我才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这些教诲的重要性。

　　一座大学，重要的是教师，是一代代教师的言传身教才让大学教育变得具体而丰富。能让学生的内心永远与母校联系起来的，首先是老师。说起母校复旦，首先让我想到的正是像贾先生这样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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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了，1982年年初我离开上海，到北京成了一名记者。初到北京时，我怀揣着贾先生写的几封信。他说我一个人独自来京，诸多不便，故介绍我去看望胡风、梅志夫妇等他的一些亲朋好友。他虽不在身边，依然热心呵护我，引导我前行。

　　抵京后他写来的第一封信，今天读来仍令我感动不已。他写道：

　　你抵京后来信，早已收阅……近来接到黎丁、梅志以及我的哥哥来信，都提到和你相会情况，我已分别复信给他们，希望他们对你多加照拂。你初次进京生活，一切可能陌生，或至生活饮食不习惯，但慢慢会习惯的。北京是我年轻时代的旧游之地，我很怀念那个朴实的北方大城。现在虽然有许多变化，但它的基本性格却仍与上海有别；再加上那里如今是人文荟萃之地，又是全国的神经中枢，你会慢慢习惯和爱上这个城市的。你已去过的那几个与我有关的地方，也总可以给你一些帮助和温暖。我们全家都惦记你，时常谈到你，仿佛生活中短缺了什么一样，颇有寂寞之感。望你注意身体，注意休息，切不可过于劳累把身体搞垮！（1982年3月3日）

　　在随后几年的来信中，他以自己的人生经验不断给我以教诲。他不止一次在信中劝我借从事新闻工作而了解社会，认识历史：“你还年轻，在新闻界工作，接触的面较广，藉此也可以多积累一些生活经验，了解中国社会现实，那对做学问是大有裨益的。”（1982年12月7日）他劝我一定要坚持学好外语：“千万不能放弃外文功夫。”（1982年7月14日）二十几年了，先生的教诲一直未忘，并且从中获益匪浅。

　　在与贾先生交往的过程中，我陆续认识了与他一样受过政治运动磨难的朋友们。这些曾被描绘为“青面獠牙”的文人，在我眼里却是那么亲切、可爱。他们性格各异，文学成就不一，在命运折磨面前的表现也互有差异。他们是历史漩涡中被抛起又摔下的一片片落叶。落叶上，记录着历史的季节替换。

　　1984年，我萌生了搜集和记录胡风集团冤案过程的念头。当时胡风集团的平反还不彻底，许多话题在报章上甚至还是禁区。我只是本能地觉得应该趁这些当事人还健在的时候，尽量进行采访，留下第一手的口述实录，侧重点是做资料工作。我把这一设想写信告诉了贾先生，他当即来信，从更深广的历史角度启发我。他在信中说：

　　你着手就1955年胡案编一本系统性的材料，我觉得倒是一个值得下点工夫整理的课题。……因此你这个设想还值得努力。国外，也注意到这个题目，因为它的历史意义不同寻常，就当代文学论争范围来说，它是“极左”路线的一个起点，也是文艺界受灾难的开端，不仅对我国的文艺界创痛深远，而且在政治上后果最重，影响深远。明朝的东林党事件后（这也可称之为东林事件的新版），曾在清朝出现过两本书《东林始末》、《东林事件》，它的体例，值得参照。我曾想了一个饶有兴趣的书名《胡儒学案》，因为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宋儒学案》、《明儒学案》一类书名的书籍，都是记述一代士林的，换言之，此类体例的文献资料书，在我国也算古已有之。我希望趁现在这些人还多半活着，业余不妨即行动手进行，当然它的付印出版，恐怕不能期之最近，其中原因，不说自明。（1984年11月17日）

　　贾先生为我打开了通往历史深处的大门。四年之后，1988年，我完成了《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从那时起，写作时，我总是感到有沉甸甸的历史分量压在心底，不敢丝毫懈怠。

　　又是将近二十年过去。贾先生已经九十三岁高龄，我也年过半百，可我时刻感觉到，先生深邃、明锐而关爱的目光，依旧注视着我，温暖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