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贾植芳在自己的书房。   

　　2005年本文作者李辉与贾先生在书房畅谈。   

　　上世纪80年代李辉与贾先生最初的合影。

　　写在前面

　　4月23日，上海传来消息，说贾先生病情恶化。我当即给病房打去电话问候。他的女儿把电话递给他，他只清晰地说出了我的名字，后面一句隐约可听出“思和也在这里”，然后就呼吸困难。我告诉他：“明天我来看你。”这是我与他的最后一次通话。听他女儿说，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清楚地说话。

　　第二天我赶去了上海，下午1点左右走到了他的身旁，此时他已戴上了呼吸机。我大声在他耳边喊道：“贾先生，我是李辉，来看你来了。”他睁开眼睛，轻轻握握我的手，嘴里费力地发出声音，然后闭上了眼睛。再过一个小时，怎么喊他，他也没有反应了。6点左右，我离开医院，前往机场准备返回北京。陈思和打来电话，告诉我：6时45分，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

　　1978年我们与先生结识，到今年正好30年。此刻，在先生去世之际，特请《新京报》予以刊载此文，以寄托我的哀思。

　　愿先生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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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贾植芳先生是在1978年年底前后，地点：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

　　初识时，他年过六十三，我年过二十二，年龄相差四十一岁。具体来说，我于1956年出生，他则于前一年———1955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从此锒铛入狱，陷入逆境。我长大成人的二十余年，恰恰是他经历苦难，与命运抗争的岁月。

　　中文系在复旦校园西南角一幢三层旧楼的二楼。楼房多年失修，木楼梯和地板走起来咯吱咯吱乱响。楼道里光线昏暗，但走进东头的资料室，并不宽敞的空间，却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仿佛另外一个天地。

　　资料室分里外两部分，外面是阅览室，摆放着各种报刊杂志；里面则是一排排书架，书籍按照不同门类摆放。一天，我走进里面寻找图书，看到里面一个角落的书桌旁，坐着一个矮小精瘦的小老头。有人喊他“贾老师”，有人喊他“贾先生”。我找到书，走到他的身边，与他打招呼，寒暄了几句，具体说了些什么，已记不清楚了。从那时起，我就喊他“贾先生”。

　　我进校将近一年，贾先生则刚刚结束在学校印刷厂接受监督劳动的生涯，回到教学单位等待平反。此时，他还没有资格给学生上课，故暂时被安排在资料室当管理员。

　　有一次，我正在资料室里找书，看到一位老教授走进来与他攀谈。他们感叹文革那些年日子过得不容易，感叹不少老熟人都不在人世了。那位老先生顺口吟诵出杜甫的诗句：“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说实话，当时我对他们这样的对话，最初反应是迟钝的。更不知道先生此时刚刚从印刷厂回到中文系，历史罪名还压在他身上，对变化着的世界，他怀着且喜且忧的心情。我当时进校不久，虽然我已有二十二岁，但自小生活的环境、经历和知识结构，使得自己在走进这个转折中的时代时显得懵懂。对许多历史冤案与悲剧，许多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我并不知情。不过，不知情，也就没有丝毫精神负担，更没有待人接物时所必不可少的所谓谨慎与心机。我清晰记得，当时自己处在一种兴奋情绪中，用好奇眼光观望着一切。

　　到资料室次数多了，与先生也渐渐熟悉起来。面前这个小老头，热情、开朗、健谈，一口浓浓的山西乡音。与他在一起，没有任何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相反感到非常亲切。每次去找书，他会与我谈上许久。

　　几年前，我到上海，先生说他正在整理1978年前后的日记。他说我的名字大概在1978年年底时候开始出现在他的日记中。不过，最初他只写成“小李”，而不敢写出我的名字。他说他有所顾虑，害怕会牵连了我。过了一段时间，才开始直接写出我的名字。新旧时代转换，人生大落大起，季节乍暖还寒，不少他那种经历的人仍心有余悸。这是历史的产物，早已成为消失的陈迹，渐渐被人淡忘。但当他在八十五岁高龄时告诉我这些往事时，当读到他的日记时，我还是很感动。为他的善良，为他对学生的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