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问题的解决方式：以“教化”为生民立命

　　我觉得现在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一种道德的，关于人的生存方式更重要的关于价值方面的教育，是非常缺乏的。

　　和讯网：

　　看来你的想法与刘小枫先生基本一致。我们知道刘小枫老师，以出版的方式实现他的教化，他希望教化的是少数人。我在你这本书上也看到你谈到相关组织对农村妇女自杀的预防措施——“农家女”对农村妇女的教化，调节戾气，减低农村妇女的自杀率，你通过这个推论出，“教化”可能是礼法政治退出私人空间之后，触及中国人心性结构的唯一政治形态——为生民立命。你觉得是否有一种能实现这种目的的普适意义上的教化？教化什么内容以及教化针对的群体。

　　吴飞：

　　我觉得都是基于刚才我们讨论的那些问题，得出的一个结论。因为传统的中国家庭是靠一套制度，靠一套政治性的制度，家庭里面有明确的关系，用这个关系来维持它的稳定和平衡，原来在权力底端的，像儿子，将来也会变成父亲；多年的媳妇也会熬成婆婆。在这种情况下，儿子媳妇受很大的委屈也都不会自杀，但现在不能忍受这些了，强调独立和自由，不能受委屈，所以有了委屈就会很容易自杀。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可能再回到原来，不可能回到原来的那种权力结构里面——而且原来那种未必就好，我们说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说古代就一定好。家庭革命的成果现在毕竟是一个成果，在中国现代革命的各个方面，最成功的是家庭革命，其他方面，经济、民主、政治都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家庭革命实现得比什么都彻底。中国家庭里面的平等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在我看到的状况里面都更加平等，所以问题也更加突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要靠教育，因为这个也不仅仅是中国，在西方现代国家里面，当政治强调民主，强调自由的时候，有一些更重要的道德观念，这些东西不能以政治的权利的方式实现，就是要通过这种教育方式，在中国我想应该也是这样，通过一种教育方式，这个教育就不仅仅是一个专业的，技术的，我觉得现在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一种道德的，关于人的生存方式更重要的关于价值方面的教育，是非常缺乏的。

　　和讯网：

　　比如说“农家女”组织，会给农村妇女教化什么？

　　吴飞：

　　这个教化是我的词，他们并没有这样用。其实是这样的，一开始，我觉得农家女的实践还是给我们非常大的启示，一开始它的实践是和医院合作，希望通过心理健康，精神卫生的方式去进入。因为干预自杀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问题，基本上是不可实现的，因为你随便看到一个人，你就去跟他说不要去自杀，你怎么知道他要去自杀，这是没有办法干预的事，你知道他要自杀，这个人就已经死了，没有办法干预，所以这个是非常现实的困难。他们采取的方式就变成了组织起来，在农村，开始是女性，现在这几年把男性也加进去了，组织起来，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以前大家都在打麻将，打完麻将大家回家就吵架，都没有什么健康的生活方式，现在会组织他们读一些书，讨论一些问题，直接像致富的问题，做买卖的问题，这些也都部分包括了。

　　在家庭关系方面，一开始他们也不是非常了解，会认为女性自杀多，本来“农家女”就是站在女性的这样一个角度上，就是即使是你认为这个家庭是重男轻女，导致女的自杀，你也不能够帮助女的去反抗，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在这样的家庭，也要通过安顿家庭秩序，改变他们的精神状态来实现。

　　和讯网：

　　实际上词语的表达，涉及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吴飞：

　　我不希望把它变成民族性或者地方志的研究，提出来这些中国概念，并不是说只是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东西来解释。因为有一些学者会问我，你的研究可能过日子这个词，做人这个词，只在汉族人里面有效，少数民族就没有这个词，甚至于不仅仅是少数民族，一些方言地区可能都没有。其实我的老家里面过日子就不叫过日子，用另外一个词表示。我说这个词，之所以有效，并不在于它用在什么地方，我希望它不仅仅可以解释汉族，解释中国文化代表的这样一种生命状态，甚至你用它解释其他民族的生活也是可以的，西方可以用他的观念解释各个民族和各个文化理念的东西，不能否认它是有解释力的，但是用到我们中国的时候是有文化的，我们希望用中国的文化里面的概念，给一个普遍的意义，从西方文化里面得出的另外的不同的一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