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杀与中国自杀背后的不同原因

　　西方基督教里面的自杀是非常复杂的，首先是有一种良心发现，但是基督教的文化又认为你的良心发现之后，你不能以这种方式来结束生命，因为所有人都是罪人，在你发现自己是罪人之后，应该是有一个救赎的希望

　　和讯网：

　　你刚才谈到了西方自杀率和中国自杀率的差别。《自杀与美好生活》谈的是西方的自杀问题，请先谈一下西方关于自杀研究的情况是怎样的？

　　吴飞：

　　西方的自杀学，先从现状来说，基本上是两个比较重要的脉络，就是两个研究传统。现在最具有统计性的研究传统是医学，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是费力鹏大夫这样的一个医学界人士来研究。另外一个脉络是社会学的研究，就是涂尔干著名的《自杀论》，它的影响非常大。我们如果看涂尔干的《自杀论》，里面会对医学的有很多批评。我现在判断，基本上在当前的自杀研究里面，这两个传统基本上是合流，并没有特别大的张力。而我之所以要写那本《自杀与美好生活》，从西方的自杀学的脉络思考这个问题，出发点就是，中国的问题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不清楚，可以说是无法解释。所以我希望能从更深的角度来理解，先要理解西方的自杀学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关怀，为什么有现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看到中西之间的差别，不能够仅仅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要有这样一个对比之后，才有可能理解到中国的自杀现象背后有什么更深的文化和社会政治问题。

　　西方的自杀，简单来说，我们那本书里面也谈到了，西方的自杀主要是基督教文明的影响，简单来说，因为在基督教文明里面，是谴责自杀的，背后有一系列的，有一整套的生命关怀。这样一种谴责并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里面有一个非常深的肯定，所以说反而会出现非常复杂的现象。比如说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三个德性：信、望、爱。里面的“望”就是“希望”的美德，就是对上帝的拯救抱有希望，其实是建立对尘世的现实绝望基础之上，再抱有希望。所以，它的自杀的主要原因就是绝望，despair，而在精神医学里面，对于自杀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诊断，也是说自杀是出自绝望。所以说现在的精神医学是直接受到了这样一个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到了现在，我们说当西方的思想面对自杀者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否定，有一个肯定的方面，但是又有着强烈的否定，会体现在精神医学里面，也会体现在涂尔干的《自杀论》里面，都可以找到这些痕迹。这是我对西方自杀学的基本看法。

　　和讯网：

　　是不是把你研究自杀问题理解为寻求中西绝望感背景的差异，中国式自杀不是对彼岸的态度，更多的是因为对此岸的失望？

　　吴飞：

　　也可以这么说，我并不把中国的自杀当成一个绝望，我觉得西方是绝望，中国恐怕并不完全是这样，西方自杀的这种绝望，其实有两个非常典型的文学形象，代表了西方的绝望自杀，一个是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夫人，一个是雨果的《悲惨世界》里面的人物。麦克白夫人做了那么多的坏事，突然有一个良心发现，这些坏事他的良心没有办法承受，对自己有这样一个审判，觉得自己良心无法承受，会自杀。沙威也是这样，在《悲惨世界》里面，他的良心受到了谴责，没有办法承受，就自杀。如果是一个完全的坏人，一直没有良心发现，不会自杀的。我刚才可能没有说得特别清楚——西方基督教里面的自杀是非常复杂的，首先是有一种良心发现，但是基督教的文化又认为你的良心发现之后，你不能以这种方式来结束生命，因为所有人都是罪人，在你发现自己是罪人之后，应该是有一个救赎的希望，像《圣经》里面的犹大，背叛了基督，是最大的罪了，但他最后自杀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比他背叛基督还要大，哪怕他是背叛基督的罪都是可以宽恕的。这个希望跟中国的希望是非常不一样的。

　　和讯网：

　　那么你觉得中国人的罪感会导向什么方向，良心发现之后，会做什么事？

　　吴飞：

　　中国的罪人，还是以麦克白和麦克白夫人来对比的话，这个对比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唐太宗，唐太宗杀死自己的亲人，杀死自己的哥哥和弟弟，这个其实比麦克白的罪还要大，但是我们认为唐太宗是最好的皇帝，这是可以赎罪的，可以以一种尘世的方式，他做好一个皇帝就可以赎罪。

　　和讯网：

　　我很疑惑唐太宗有没有这种所谓的良心发现？

　　吴飞：

　　我认为可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因为“良心”的观念，基督教里面强调的良心观念，和中国讲的良心也是非常不同的。这个不好拿来比较。

　　和讯网：

　　刚才从西方文学作品中找到了两个例子：麦克白、沙威，有中国人的例子吗？尤三姐、屈原是有象征意义的吗？

　　吴飞：

　　屈原当然也是中国自杀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但是我是觉得中国古人的自杀跟现代人的自杀怎么样联系起来，这恐怕还是一个问题。我们这里面基本上都可以看到，刚才说的这几个人物，尤二姐比尤三姐的自杀更像普通人的自杀。无论是屈原的自杀，还是普通女子的自杀，我们对他们的评价基本上都是非常肯定的，这个与西方非常不同，而且他们都不是绝望。

　　和讯网：

　　从现实来讲，解决自杀问题，也就是减少自杀率的做法，西方跟中国的做法有什么区别？

　　吴飞：

　　西方的做法，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医学上面。在中国，我刚才谈到了，现在最大的一个争论是中国的自杀是不是有医学问题。从现在来说，从医学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方法，有些尝试，比如说干预热线，这些有一些尝试。

　　博客中国网：

　　自杀干预热线，我曾经听到过一些评价，还是比较肯定，至少在非常危机的时刻，会暂时起点作用。这个应该归结为心理学，也不完全属于医学范畴吧？

　　吴飞：

　　对，医学也就是精神医学，精神医学跟心理学的联系非常密切，西方自杀的解决方式，还有一个我们没有谈，就是它的法律解决，它的法律解决非常严密。在十五、十六世纪的时候，自杀者要受到非常严厉的惩处，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自杀是一种特定的谋杀，它和谋杀是同罪的，以自己为谋杀对象，所以对于自杀者的解决方式一个是羞辱尸体，尸体不能正常埋葬，必须要游街，然后埋葬在一个十字路口，是以对待恶鬼的方式埋下去。还有实质的惩罚是他的财产要没收，家人没有继承权，还是很严厉的。和医学也有很大的联系，中世纪法律的制订，因为精神疾病自杀的人不受这种处罚，有精神疾病的人，疯子，头脑不健全，他可能想做别的，不知道自己在自杀，所以这不算是谋杀。为什么后来变成精神医学的研究，有统治性，也有偶然性。从十六世纪以后，很多自杀者的亲属为了避免受到这种处罚，说他是精神疾病。随着精神医学的发展、越来越健全，很多由法律处罚的自杀问题变成医学处罚，有这样一个历史。像美国，有很多州的法律，恐怕一直到最近，到十九世纪的时候还认为自杀是犯罪，只不过是一种无法惩罚的犯罪。英国恐怕到二十世纪后半期，还是有这样一个看法。